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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
——［宋］欧阳修《六一居士传》
1903年，报界也不寂寞。2月，由直隶（河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直说》月刊，分社会、政治、教育、生计、军事、外交等栏目，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揭露西方列强侵华罪行。《直说》刊登过《说梦》《权利篇》等檄文，为当时革命刊物之一。可惜，《直说》只办了两期，便停刊了。当时，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兴起了办报热潮，仅上半年便有《直说》《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春笋般拔地而起。
月刊《浙江潮》于1903年2月创刊于东京，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共出十二期，每期六十余页。《浙江潮》的宗旨为“输入文明”，有社说、论说、学术、大势、谈丛、记事、杂录、小说、文苑等栏目，包括政法、教育、哲理、经济、历史、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撰稿人有孙翼中（孙耦耕）、蒋方震（蒋百里，1882—1938）、蒋智由（1865—1929）等。该刊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对“拒俄运动”多有报道，曾载有《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民族主义论》《铁血主义之教育》等论著二百八十八篇，同时附有《留学界记事》调查录、《浙江文献》等主要史料。《浙江潮》第四期发表了署名“筑髓”（疑为章太炎）的文章《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称报刊是“第四等级”（西方社会对新闻记者的一种称谓，源于英国），是“国民教育之大机关”，力量超过“四千毛瑟枪”。
其时，《清议报》已作古两年，国内江宁、上江两地的明达书庄，仍“鸠集股本，翻印《清议》等报，四处出售”。两江总督张之洞闻之立即下文严禁，仍弹老调，称康、梁“播散谣言，刊布逆报，诬谤朝廷，淆乱国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因此，明达书庄被查封，庄主被查办。
5月，青年陈独秀在安徽筹办《爱国新报》，出版数月停刊。8月7日，章士钊、何靡施、陈去病（1874—1933）等人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撰文者有张继（张溥泉，1882—1947）、苏曼殊（1884—1918）、陈独秀、金松岑（1874—1947）等社会名流、新锐学人。该报有社说、外论、警闻、政海、学风、实业、短评、文苑等专栏，提倡科学，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并附有由慕秦（连横）编辑的副刊《黑暗世界》——专门揭露清廷统治下中国社会的黑暗。因此，清廷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新小说》文艺月刊也于同年在日本横滨创刊，由梁启超主编，自第二期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在创刊号上，梁启超撰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申论小说之重要，称“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新小说》以刊发小说为主，间有诗歌、传奇、笔记等文体，曾发表当时小说达人吴沃尧（吴趼人，1866—1910）的小说《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等。该刊发表之作品，多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有关，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新小说》为晚清首创的文艺杂志，影响甚大。另外，有保皇党陈继俨（陈仪侃）、梁文兴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为保皇党机关报，以鼓吹保皇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宗旨。《新中国报》曾刊载《敬告保皇会同志书》等文，攻击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孙中山和革命派报刊的严厉批驳。
9月，天津《大公报》先后发表《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论新闻纸之职分》，两论称报纸能“化野蛮为文明”，“新闻纸之权利，可以督饬国民”，“可以转移风俗，即朝廷之政令，亦莫能敌其力”。到10月，《大公报》又发表了《论中国定报律》一文，抨击清廷妄图以报律“钳制天下人之口”。
这年岁末，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由棋盘街镜今书局（1903年秋由陈养源［1865—1905］开设）印行。撰文者有刘师培（1884—1919）、陈去病、林獬（林白水）等人，内容分社论、要闻、外论、专件、时评等栏，主要揭露沙俄侵华罪行，抨击清廷外交腐败惧俄行径。《俄事警闻》出至第七十三期，改名《警钟日报》。
这年，林白水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杂志，初为半月刊，后改旬刊。该刊栏目有论说、历史、传记、新闻、批评、小说等，以“爱国救亡”为宗旨，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中国白话报》曾载有《黄梨洲（黄宗羲）》《说君祸》《白话扬州十日记》等，是白话文报刊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期刊。特别的是，该刊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是林白水以“白话道人”笔名撰写，乃报刊一道别样风景。
1903年，报界最热闹又最令人咀嚼的一桩公案却是“《苏报》案”。
说起《苏报》，需交代清它的前世今生。《苏报》于1896年6月在上海创刊，创刊者胡璋（1848—1899）以日籍妻子驹悦的名义注册，故在上海租界挂日商的招牌经营。《苏报》创刊之初为下九流低俗小报，格调不高，以市井琐事甚至一些桃色新闻招徕品位不高的读者，后因亏损在两年后转手给湖南人陈范。陈范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因处理教案不当遭弹劾落职流寓到上海，将《苏报》盘下苦心经营，但因其不谙办报之道，以致该报毫无起色。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一书所述：
那时的《苏报》是怎样的呢？说来真是寒伧得很，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统共只有一大间，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后两间。前车间有两张大写字台，陈梦坡（陈范）与他的公子对面而坐，他自己写写论说，他的公子则发新闻，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台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所以他们是合家欢，不另请什么编辑记者的。
再说那后半间呢，一边是排字房，排列几架乌黑的字架；一边一部手摇的平板印报机（什么卷筒轮转机，上海最大的申、新两报也没有呢）。这排字房与机器房，同在一房，真有点挤了。前半间沿街的两扇玻璃门，玻璃门上每扇都有“苏报馆”三个红字。推门进去，有一小柜，柜上有一块小牌，写着“广告处”。（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65—166页）
在大报《时报》任副刊（《小说时报》）主编的包天笑眼里，《苏报》乃一小报也。
办报人却清楚，好稿子会直接影响销量。于是，苦苦支撑《苏报》的陈范决定改造《苏报》，与蔡元培、吴稚晖（1865—1953）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建立合作关系。
1902年，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原因是学生在师座上放置墨水瓶，捉弄守旧的老师。校长汪凤藻（1851—1918）一怒之下，将全班学生开除，引发全校二百多名学生集体抗议退学。身为教师的蔡元培，在尽力斡旋仍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愤然辞职。不久，蔡元培与吴稚晖、章太炎等在“中国教育会”的基础上创办“爱国学社”，收容那些退学的学生。
作为“中国教育会”成员的陈范觅得与“爱国学社”合作的良机，蔡、吴、章等文界名流翘楚开始轮流给《苏报》撰写评论文章，报社则以每月百元资助学社作为报酬。《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鼓励学生运动，就是从这时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市井小报转型为政论性报刊。
是年5月27日，《苏报》老板陈范决定改变家庭作坊式办报模式，而就此也改变了《苏报》及一批人的命运。《苏报》变革的首要举措是聘原撰稿人、年轻而有才学的章士钊担任主笔——章士钊，1901年到武昌求学，次年进南京陆师学堂，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后到上海以博学参加“爱国学社”，时年仅二十一岁。此后，《苏报》进行了大胆创新，继续延请章太炎、蔡元培诸名人为撰稿人。与此同时，《苏报》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发表邹容的反清檄文《革命军》、章太炎的《〈革命军〉序》；章士钊在该报发表《读〈革命军〉》——称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极力推崇《革命军》；章太炎在该报发表了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鼓吹革命，甚至在文章中直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就这样，《苏报》的革命言论犀利大胆，矛头直指清廷，让昔日风光一时的《申报》也黯然失色。于是，《中国日报》等报争先转载。《苏报》一时间成为报界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也让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举的举人、购办《苏报》的陈范风光无限。
实际上，二章（章太炎、章士钊）的文章是“《苏报》案”的导火线。其时，湖广总督端方（1861—1911）致电两江总督魏光焘（1837—1916），称“上海《苏报》系衡山陈编修鼎胞兄所开，悍谬横肆，为患非小”，望江苏方面“设法收回自开”。其实，端方弄错了陈鼎为兄、陈范为弟的关系，但陈鼎为清廷翰林院编修，兹事体大。于是，魏光焘派江苏候补道俞明震（1860—1918）携其公文到上海彻查此案，公文曰“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吴稚晖），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
在清廷要挟下，经多次密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陈范、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龙泽厚，1860—1946）等七人拘捕令。奇怪的是拘捕名单上，并没有章士钊和吴稚晖，而龙积之等人与《苏报》并无干系，另一位陈锡畴乃陈范。可见，拘捕令之荒唐。
巡捕抓人时，陈范趁乱出逃，并让其友通知章太炎立逃。章太炎却不以为意，说“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次日，巡捕来捉，章太炎竟前迎并大呼：“章炳麟是我！”进了巡捕房，章太炎感到寂寞，即写信给邹容，让他自行投案。原本安全躲在传教士家里的邹容，接到信后遂于7月6日前往巡捕房，说：“我是邹容。”章太炎等人闻之，为其这份义气所动容。
“《苏报》案”开庭六次，清廷、章太炎一方、巡捕房等三方反复争驳，僵持近半年，最后各方妥协，会审公廨于次年5月21日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做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从这份判决看，章太炎、邹容有监狱之苦，但这场诉讼让清廷颜面尽失，成为中外嘲笑的对象。在专制年代以及增修《大清律例》的淫威下，清廷竟难以严厉制裁章太炎、邹容等“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诋毁圣上”的要犯，而且章太炎每次庭审完回巡捕房的途中竟然诵诗“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化用杨维盛《朝审途中口吟》诗句）。此外，还有身为清廷查办“《苏报》案”大员的俞明震，竟向该案的“要犯”吴稚晖主动泄露相关机密，并将魏光焘所发相关密拿要犯之命令给吴看。
俞明震，祖籍浙江山阴，生于湖南长沙，其家历代官宦，与湖南曾国藩、陈宝箴（1831—1900）家族有姻亲关系。光绪十六年（1890），俞明震考中进士。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俞明震曾协助唐景崧（1842—1903）据守台湾，战败后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总办等职。俞明震亦为士林中人，与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为斯文一脉，受新潮思想影响，同情革命党人。可见，清廷的官吏亦不是铁板一块，而之所以如此与《苏报》等报纸的影响不无关系。
更让人拍案的是，《苏报》老板陈范潜逃后，在“稽察《苏报》要犯”之际，《苏报》在主笔章士钊的主持下竟然继续出报一周，刊发了《密拿新党连志》，还在7月6日发表了章太炎的《狱中答新闻记者书》——他以“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表现其革命到底的决心。次日，《苏报》被查封。章士钊非但没有逃离风声鹤唳稽捕革命报人的上海，反而在一个月后又与陈独秀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其时，年轻的章士钊依然意气风发。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原本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有分歧的维新派报纸《中外日报》（原名《时务日报》），当即发表社论《近事概言》严正抗议清廷当局“与言者为难”。戊戌变法不久，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机关报《字林西报》（英文报纸，又称《字林报》）也发表社论，反对查禁《苏报》。接着，英文报纸《上海泰晤士报》连续两天发表社论，反对“未断案而先封馆”的做法，致使清廷与租界为引渡章太炎、邹容展开了一场半年多的马拉松式的艰难交涉。
《申报》对“《苏报》案”一直跟踪报道，为此案留下了可信的历史资料。清廷曾请求《申报》为将此案的章、邹等引渡给清廷制造言论，但《申报》断然拒绝。
当时，中国和在华外文报纸都纷纷发声支持《苏报》，反对清廷野蛮钳制舆论，显示了舆论的力量。
《苏报》老板陈范的后半生，让人唏嘘。在“《苏报》案”中，陈范侥幸携两小妾和两个女儿逃亡日本。后因经济困顿，两小妾离陈范而去，两个女儿也不知所终。两年后，陈范重返上海，即被清廷投入牢狱一年。出狱后，陈范孑然一身，从此居无定所、穷困潦倒，到香港后饮毒酒自尽。一位在报刊史上独具风格的报人陈范，竟如此凄凉凋零，让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