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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现代市场经济是工业社会的普适性经济机制，工业化是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必由之路。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不是单纯的技术现象，市场经济也不是简单的物品交换行为，在现实中，两者都呈现为复杂而丰富的人类文明形态，具有深刻内化的社会人文因素。可以说，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文化是工业化的灵魂，具有文化的工业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只有把握工业文化的要义，才能深入理解工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精髓。工业化进程中的诸多现象和人类行为也要从工业文化的视角来观察、认识和解释，以便更加系统、准确和全面地理解、把握和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中国接受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体制建构，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仅仅不到40年的时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需要有认识和观察市场经济的思维范式。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最早，政治经济学被归属于历史或法政学科，当时各国的大学中，并没有经济（学）系或经济学院，研究经济问题的人也不专门称为经济学家，而多称为法学家、伦理学家、哲学家、史学家等。直到19世纪末期（以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才产生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体系，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区别于以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而有了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此后，大学中才开始设立经济（学）系。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微观经济学范式，将所有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个人或个人组织（企业）假定为以自利为目标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并具有进行交换的本能。自利和交换行为的不断优化，即微观经济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相互竞争，可以达到市场均衡，这就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式体系。20世纪，人们认识到自由竞争的微观经济体系中劳动供求非均衡，必须有政府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劳动供求均衡），于是产生了以宏观调控为内容的宏观经济学，这样，就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微观—宏观体系（学术上称“新古典综合”）。
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受了经济学的微观—宏观体系。按照这样的范式思维，把复杂的经济社会假定（即抽象）为由微观经济主体的工具理性作为经济决策行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当时的中国，特别需要认识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基本机理，因此尤其关切作为微观经济活力的企业竞争力。基于经济学的范式思维，主要以工具理性作为方法论基础，进行市场经济研究和企业竞争力分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仅仅拘泥于以微观—宏观体系为范式，以经济理性（即工具理性）为唯一维度的思维方式和叙事体系，与现实经济严重脱节。尽管学术形式可以很完美，学术表达可以很精致，但难以应对现实的经济现象和实践挑战，往往言不及义而如隔靴搔痒。其根本原因就是，微观—宏观体系抽象了决定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文化及受其深刻影响的制度，而在很大程度上，制度可以视为文化特质的外化结构。脱离文化和制度因素，就很难认识和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所以，自21世纪以来，对工业文化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了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笔者也有幸受邀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
工业文化的简单定义是一个地区或者国家长期积淀下来的观念与行为特征的凝聚。如果引入文化和制度因素，微观—宏观体系的主流经济学就会变革为域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由理性、文化、制度三个维度构成，形成观察和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叙事逻辑。在这样的体系中，由于植入了文化和制度维度，微观经济主体（个人、企业）就不再如微观经济学所假定的那样均为同质性的自利主体，而是具有文化异质性的社会关系行为主体；经济空间也不再像宏观经济学所假定的那样（如“空盒子”般的无摩擦均质空间），而是不同领域或不同域群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质和制度行为，即各具特色，经济运行的畅通性各不相同。总之，现实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存在因文化特色而具有制度差异的秩序空间。承认特色就是承认异质性，就是认识文化及制度异质性对理性的影响，也就是认识观念及行为特征的长期积淀凝聚所发挥的深刻作用和无形力量。
尽管经济学具有逻辑严密性的学术特征，但毕竟以现实经济为研究对象，以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为研究目的，因此，我们不能无视文化因素的存在。所谓“经济人”，不是抽象干瘪的机械体，而是具有文化灵魂的生命体。总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鲜活的文化现象，是一种主要以交换和均衡观念为经济行为和秩序规则的人类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史漫长数千年，直到距今数百年之前，曾经长期落后于东方国家的少数西欧国家，在18世纪爆发工业革命，走上工业化道路后，才成为经济领先的工业化国家。史学家认为，其内在原因是，从宗教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到人权解放、崇尚个人自由、社会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使科学精神和技术创新蔚然成风。这不仅产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且使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生成和规则秩序的建构获得了极大的内在动力。思想解放、科学精神、技术创新和行为自由，孕育了现代社会的工业精神，促进了工业文化的生成，并成为了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基因。
工业精神和工业文化最早产生于西欧，西方工业化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直到20世纪末期，所有取得工业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工业化的影响，几乎是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实现工业化的。因此，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看来，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即使有一些国家试图另辟蹊径，如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进行工业化，也未取得成功，又再回归市场经济道路。对于这样的国家，工业化也就成为了追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进程。西方国家则认为，那时西方工业化模式取得完胜，成了某些学者宣称的“历史的终结”。
但是，21世纪的世界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新现象。尽管一些国家借鉴了西方工业化的经验，但并没有完全模仿西方工业化的模式，却也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工业化成就。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产业门类最为齐全、制造业规模巨大的“世界工厂”和建设能力强大的“基建狂魔”，并且开始推进新型工业化，争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实践检验真理，21世纪的世界工业化格局表明，工业化可以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模式。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各国工业化为什么可以走有别于先行成功者所走的道路？究其根本，人类世界的文化丰富性，即各国间的文化差异性，决定了工业化的多样性。工业化机理不仅由理性主导，而且受各种观念和行为特征的影响。可以做一个类比，这就像是全人类的语言体系。如果仅仅按照理性决定的效率目标（语言作为沟通工具）机理，那么，最合理（即最符合理性）的世界应是全人类只使用一种语言，这样沟通效率可以最高。但是，现实的世界并非如此，而是存在成百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各民族、各国、各地区、各类人群，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基于文化多样性所形成的人类语言体系是高度多样化的。
正如语言并非由效率目标所唯一决定的那样，工业化也不仅仅是工业技术现象，而是发生于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的人类文明现象。如前所述，西方工业化发生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土壤，尽管它有先行之优势，但不可能替代世界所有其他民族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模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工业化进程在各种文化土壤中发生，不会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有的国家可能更多地借鉴西方工业化，并融入自己的民族特色；也有的国家（特别是自身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国）可以更多地发挥自身特色，选择有别于西方工业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其间当然也可以借鉴西方工业化的适用经验，特别是引进西方的科技成果。总之，世界工业化是文化多元的发展道路。在文化多元的人类文明大道上，各国的文化基因繁衍出各自鲜活的工业文化，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世界工业化宏图伟业。
工业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各民族、各国间的隔膜和封闭，恰恰相反，工业化的本质是开放的，畅通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路线，工业化时代的畅通性是空前发达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全球化的根本趋势。所以，各国、各地区的工业文化形态都会受到本土文化、植入文化和世界文化三种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工业化的文化基因必然具有多元性，因此，工业文化作为工业化的生命基因，使工业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
工业文化是工业化的生命基因。尽管工业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形成某种传统特质，但同时也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具有进化性。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化的进展会促进工业文化的演化。如前所述，本土文化、植入文化和世界文化三种因素，也会在工业发展进程中推动工业文化的演变和进化。那么，各国演化中的工业文化本身也就会具有先进的、传统的和落后的（不适应工业化进程的）多种状态。
传统文化是值得尊重和重视的，凡是成为传统的东西总会有其精华。当然，传统文化中也会有糟粕。保持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去除和改造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文化演进的进步方向，也是先进工业文化的形成路径。特别是在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经济社会进步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先进工业文化发挥着深刻而广泛的积极作用。新时代的工业化所需要的进步观念和良好行为，即先进工业文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内在决定因素。如果缺乏先进工业文化，新型工业化就难以成势。
在传统工业文化中，勤劳节约、守信自律、精益求精、分工协作、创新进取等，是值得保持和弘扬的宝贵财富。而在新时代，先进工业文化更具有积极价值，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精神，特别是具有关切生态环境、弱势群体等社会使命的责任感，具有对科学技术进步、原创性突破等颠覆性变革的想象力。
应该承认，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既有文化优势，又有文化短板。在中国，先进工业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从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现代中国市场经济，在其工业文化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是最重要的努力方法和战略选择。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非常艰巨的。其中，最具深刻性的因素是文化层面的传统因素，而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缺失；是行为意识层面的潜规则，而不仅仅是成文形式的显规则。中国文化的深厚性，既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助力和养分，又使先进工业文化的形成格外艰巨。用经济学的概念表达，在工业硬实力日趋强大的新世纪，作为软实力的工业文化将发挥更为深刻的作用。工业的资源配置，特别是科技要素配置，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技术硬实力，更取决于文化软实力。因此，新型工业化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进工业文化的生成和作用力。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取向。中国曾经的工业文化取向是“改天换地”“人定胜天”“有水快流，有矿快挖”“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新型工业化的文化取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稳中求进”。文化取向决定了工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政策选择。这并非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历史的时代变迁使然。工业文化是不断进步的，先进工业文化体现出人类观念和行为的与时俱进。因此，如前所述，工业发展或工业化不是单纯的技术现象，而是深刻的人文现象，工业化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文明形态。纵观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只有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短短两百多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才显著加快，这是由工业化国家的高增长拉动的。而当经历过高增长时期，数量型增长将转向质量型增长。其中，工业文化始终是工业化时代的“人文之魂”和“社会之灵”，并促使工业化形态从机械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工业文化取向从以人作为工业发展的工具，转向工业发展是为了人的自身。高增长的工业社会逐渐成为高质量的工业社会。
充分认识工业文化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就能更好地观察和理解世界工业发展和工业技术创新的非均衡性。因为人类社会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文化因素所影响的工业行为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包括民族差异、国家差异和区域差异等。工业生产和资源配置是高度复杂的，现代工业经济体系表现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协调，而各行为主体所居地位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其中，特别受关注的工业分工系统中的尖端工业技术、原创性技术突破，在世界工业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分布，更具有非均衡性，其表现远大于自然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自然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比较容易得到科学解释，而尖端工业技术、原创性技术突破的国际分工格局是非均衡性的，往往要由文化差异及其决定的制度（行为规则）差异来解释。因此，特殊的先进工业文化往往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占据尖端工业技术、原创性技术突破高地的内在素养，这是其他国家难以仿效和复制的。这里再次体现了工业文化是工业化的基因和灵魂，先进工业文化具有难以模仿的竞争力特质。新型工业化须有先进工业文化的持续赋能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