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奥秘

近一个时期以来，明清故事十分流行，不论是相关小说、电视剧还是专论权谋智慧的图书，都大量涌现，原因何在？这恐怕不仅仅与人们的好奇心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充满了现实感，如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就是如此。有一些故事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曾国藩热就是典型的例证。

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理想人生模式的人。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希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那么，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之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小说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此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呢，名、利往往是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作一回事。

但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样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因此，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属难得，更无机会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作是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卒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为骄傲，可见，曾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而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恐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把家业整治得十分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出了青烟，曾国藩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作人生第一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历史舞台。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今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咸丰，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他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绝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是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他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倾向。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遇灭族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一创举也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包括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出来。

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七月攻陷。同年八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湘军，焚烧了湘军的战船。曾国藩看到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座船都被烧掉了，不得不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自杀。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他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拢人心而已。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的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机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天下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自此，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玉成激战后夺得安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遂派三路军马发起进攻：李鸿章率自己的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太平军由于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致“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扫入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的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接着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但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头衔，给了他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被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曾国藩急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在取得了大权，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太平军的很多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也不能交出所掳财物，因此他在进京之后，急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交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他的恭谨态度，更加深了清廷对他的信任，于是又加恩赏以太子太傅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还曾打过捻军。捻军首先在淮北一带零星起事，后逐渐汇成大流，又得太平军相助，遂成大势。清廷本想派蒙古贵族僧格林沁镇压，以显示并非只有曾国藩一类的汉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无奈又只得派曾国藩出马。曾国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样紧追捻军，而是坚壁清野，实行围堵的政策，后来还是被捻军冲破，终于无功。后经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出马，才算压住了捻军。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术，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主张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提高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圣相”。曾国藩还亲自实行他的理论，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时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

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推崇，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许。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吧，才官运亨通。

曾国藩在晚年时，即便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的生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的，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许多告诫子弟的话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自己在去世百余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程、朱熹可以被当作圣人来供奉，可望而不可即，无人去同他们攀比，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低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供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作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被当作圣贤来敬，也不可被当作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个可供效仿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经历了现代历史的风风雨雨和当代历史的轰轰烈烈，人们也许疲惫了，并没有找到当初为自己设计的人格理想，并且已经感到了理智的枯竭与情感的焦虑，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在被他们所抛弃的东西中再寻找精神支柱。

当他们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

然而，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

（参见《清史稿·曾国藩传》等） VQvNSPJ38bOisldCe4Gq/NiQnWAoJ8R3RW5Trj2d1OO/Mq4GIMw8xNVBfpJ9x7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