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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不仅古代如此，就是在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出生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市，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的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来自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成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作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因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相对北方均较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年不易的。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崇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绝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绝不教人造反；
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哀怜、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三、文人书生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勃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文人书生别说做了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治国治民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五、最后的一个补充方面，是古代的文人学者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他们。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盖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里，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纵观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它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外戚的身份与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皇帝。
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当时他三十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图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由原大司马王根推荐，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王莽做了大司马，决心要在名声上超出他的上辈，于是，就礼贤下士、延揽名士作为幕僚，并做出一副极其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从朝廷上得了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缎匹，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用以招待的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此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
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好名声，大众都认为王莽有古代贤臣的风范。
西汉末年，社会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汉哀帝宠爱男色一事就足以说明问题。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后来哀帝偶尔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后来连董贤的妹子和妻子也轮流陪哀帝寝居，董贤一家也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通过这一件事就可知道，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朝政无法不糜烂，国势无法不衰弱。王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官僚一步步地篡取皇位的。
哀帝荒淫过度，于二十六岁亡。董贤虽对哀帝忠心耿耿，怎奈不习事务，无法理丧，太皇太后王氏便命王莽入都帮助董贤治理丧事。这又给了王莽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王莽入朝，不问丧事如何办理，先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令他自杀而死，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了哀帝的丧事。
王莽独掌大权以后，便与太皇太后商议，迎立中山王箕子为嗣。王莽为了讨好太皇太后，把平时得罪她的傅、赵等太后、皇后一概贬降，致使许多人自杀。太皇太后倒是满心欢喜，以为王莽替她出了口恶气，其实这是王莽在为自己以后进一步夺取政权扫清道路。
刘箕子即位，是为汉平帝。当时平帝只有九岁，一切权力均由王莽把持，就是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团团转。朝廷中的正直大臣见王莽专权，贬降太后、擅立新君，渐无人臣之礼，陆续辞职引退；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尤其是历任三朝的大司徒孔光，竟去揣摩王莽的心意，一味奉承。不过，王莽也很狡猾，他知道自己多半是靠了太皇太后王氏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的，人心其实并未收拢。王莽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收拢人心的办法，只有靠弄虚作假或矫情作伪。
王莽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1年）正月，塞外果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慕汉朝德仪，特来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了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宗庙里。亏得王莽读过书，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原来，周朝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才买嘱塞外蛮夷来汉献雉。其实群臣皆知是王莽所为，但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即日下诏。王莽故作姿态，上表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
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致仕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甚至对孤寡老人，也遍济周恤，使得天下吏民对他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以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依议，于是，天下就更是只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王莽还不满足，又秘密派人买嘱献瑞。第二年，黄支国献入犀牛，汉廷上下均感惊异，都觉得黄支国远在海外，从不和汉朝交往，难道又是仰慕安汉公王莽的威仪，前来拜服？随后，又接到南方某郡的报告，说是江中有黄龙游出。祥瑞频出，真是称颂不迭。
但是，这年夏天汉朝的很多地方却出现了罕见的大蝗灾，王莽就是再有本领，也无法把蝗灾说成是祥瑞之事。但他另有新招—借灭蝗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王莽一面派官吏查勘，准备救济灾荒，一面启奏太皇太后，宜减衣节食，为万民做出榜样。尤其是王莽自己，戒除荤腥，不杀生灵，还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以充作救灾费用。朝廷公侯见王莽如此大方，也不好不效法，先后捐款捐物的多达二百多人。过了不久，阴雨连下，蝗灾渐退，稼禾复生，大家都说安汉公德感天地，王莽由此又得到了一片赞誉之声。
平帝十二岁时，王莽建议选立皇后，并采用古礼，选娶十二名后妃。王莽令人选择世家良女，造册呈入。主管官员揣摩王莽的用意，多选豪门士族之女，尤其是王氏女子，几乎占了一半，连王莽的女儿也在内。王莽本想让自己的女儿独占后宫，又不便明言，就故意启奏太皇太后，说是王氏女子应该一并除去。太皇太后正弄不清什么意思，群臣却议论纷纷，都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还要再选十一名凑数，群臣尽皆抗议，说只需王皇后一人即可。太皇太后优柔寡断，只好听从了王莽和群臣的建议。王莽又把皇室所赏赐的钱物拿出八九成分赐给其他随嫁媵女及其家属，使得别人感恩戴德。
王莽这样做事，有时太过露骨，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惯，王宇怕日后出事，屡次劝谏王莽，王莽概不听从。王宇无法，便派人在王莽门前洒露血迹，以为王莽迷信，也许会相信那是上天垂诫，多少应加以收敛。没想到洒血的人竟然被卫兵发现逮捕，连累王宇，王莽竟因为这么一点儿小事就杀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及其同党，并把平帝生母卫氏的家族及支族尽数屠戮，只留下卫后一人。
王莽之女既为皇后，王莽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讨太皇太后的欢心。他认为太皇太后年老体弱，独居深宫一定十分憋闷，就建议她外出旅游，并借机存问孤寡。太皇太后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答应。王莽还准备了许多钱帛牛酒，沿途赐赏穷困老弱之人，弄得万民拜呼，好不热闹。再加上所到之处都是名胜古迹，老妇人仿佛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真是说不尽的欢愉。
王莽之讨好太皇太后，真可谓体贴入微。太皇太后的一个弄儿有一次生病，住在宫外，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竟亲去探望。那个弄儿十分感激，病好入宫之后，在太皇太后面前极言王莽的好处。太皇太后认为王莽实在是孝顺极了，别说是侄子，就是亲生儿子也远远比不上啊！
王莽行事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处遵循古制，一是相信符命灵异。其实，这是王莽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他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却十分难说。王莽根据周朝的先例，特别创议，设立明堂灵台，还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儒士名人，设官考校，贤者为师，愚陋者为徒。王莽以为南方北方都来献瑞，独有西羌东夷未见入朝，就又买嘱有关人等，让他们密往办理。不久，东献方物，西献小海（即青海）等地。王莽十分高兴，立即征发囚犯边民，前往垦戍。
群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太皇太后王氏奏请说，当初周公辅政七年制度乃定，如今安汉公辅政才四年就大功告成了，应当把安汉公升到宰相的地位上去，列于诸王之上，并应加赐九锡。太皇太后一概应允。这期间，上书请加封安汉公的就有近五十万人。太皇太后见朝野上下如此恭维王莽，也弄不清真假，只是加紧催办，行九锡之封典。九锡封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级别的封赏仪式，所封之物共有九种：一锡车马、二锡衣服、三锡乐器、四锡朱户、五锡纳陛、六锡虎贲、七锡弓矢、八锡斧钺、九锡秬鬯。受封之后，其德望权位、仪仗用度，几与皇帝不相上下。平帝年已十四，智慧渐开，知道王莽挖掘太后坟墓，且杀尽舅族，只剩母亲一人，还不许相见，曾十分愤慨地说：“我若长大，一定报了此仇！”王莽的心腹告诉了王莽，王莽怕日后平帝长大参政对自己不利，就送入毒酒，毒死了平帝。
王莽压制住群臣的意见，主张迎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长安挖井得石，上书“安汉公莽为皇帝”等丹红大字。各地符命，陆续来到长安。王莽让人告诉太皇太后，这位喜谀庸碌的太皇太后到了此时才算明白，厉声呵斥说：“这些都是欺人妄语，断不可施行。”但她已阻止不了王莽，只好下诏，让王莽当假皇帝。
王莽为假皇帝后不到一月，刘氏宗室就有人起兵讨伐王莽，他们联合农民起义军，一直攻打到了长安。王莽派兵镇压，基本消灭了这次联合进攻，他的威德似乎又加牢了一层。这时，王莽又得到了一项符示。原来，梓潼人哀章，狡诈灵滑，看准王莽的心思，想趁机弄个官做。于是，他暗制一铜匣，扮作方士模样，在黄昏时交给了高祖的守庙官。王莽收到后打开一看，其中断言王莽当做真天子，下列佐命十一人，一是王舜，二是平晏，三是刘歆，四是哀章，五是甄邯，六是王寻，七是王邑，八是甄丰，九是王兴，十是孙建，十一是王盛。
王莽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将此作为篡权的依据。初始元年（8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当做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庭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新始建国元年（8年）正月朔日，服色尚黄，牺牲尚白。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玺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既得汉朝，便须依照符命所示，尽封十一人官职。其余九人倒还好说，只是王兴、王盛二人，乃是哀章假造出来，取王莽兴盛的吉利之意，哪里去寻找？好在姓王的很多，同名者亦不少，访得一个城门令史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男子王盛，俱拜为将军。王莽又嫌自己的出身不够堂皇正大，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姓，皆为同宗。这样，王莽既有了渊源，又有了宗族，可谓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了。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颁布了许多令人莫名其妙而又啼笑皆非的法规。新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菜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蚕桑、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至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名才能看明白。
当时天下官吏不得俸禄，生活所需均从奸利所出，王莽追查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以来贪污致富的人，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制止住贪污，反而使贪污更甚。新朝天凤六年（19年），王莽又宣布每六年改元一次，自言“当如黄帝升天”，其目的是欺骗百姓，但百姓受欺已久，不再上当。
新朝地皇元年（20年），王莽再次宣布自己是黄帝的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工费数百万，造庙士卒奴隶多为迁徙而死。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新莽地皇四年（23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使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崩溃，奠定了起义军胜利的基础。
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急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地皇四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人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起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想过过皇帝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王氏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今人，我们要探索的，不是王莽该不该篡权，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是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他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
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的影子的。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相信的。否则，为什么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而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在一些政策法令和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方面，他更显出了书生本色。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由于他书生气十足，反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他就更像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中国的书生一向如此，中国的书也一向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书生与皇帝本是不合槽的，王莽却偏要统一起来，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个怪胎。
对王莽做出评价的大都是读书人，而那些评价又大多是痛贬乃至痛骂。可是，曾知否，王莽身上就有读书人的血液，那么，读书人该怎样理清这种历史的纠结呢？
（参见《汉书》《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