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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儒家智慧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
如果说道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智谋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智谋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纵横家智谋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阴阳家智谋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儒家智谋就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是真正的大智谋。
儒家智谋一向与王道理想相联系，是非常深奥复杂的。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只是选取其智谋性的一面，即王道理想如何转化为智谋和儒家智谋仁术治国的特点。
孔子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的意思是说，处理诉讼案件，我和一般的人一样，也要按照法律办事的。但我和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要首先实行礼乐教化，从根本上杜绝诉讼案件的发生。这是孔子以礼乐治国思想的基本表述，如果能和司马迁的另一句话相参照，人们也许会对孔子的这句话有更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意思是说，礼乐教化对于治国治民来讲是更根本的，而法律往往只是起个“马后炮”的作用。
中国有关治国治民的智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治标的和治本的。显然，儒家是“治本”的代表学派，而法家是“治标”的代表学派。
儒家自身似乎是反对在治国治民上使用智谋的，起码没有公开提倡过。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文化与其智谋型的整体特点中，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智谋，它的各个方面都在智谋文化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简要地说，儒家的王道理想所考虑的不是个体的人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王道理想是要首先指向社会的利益的，但社会的利益又必须牺牲个体的人的利益。这样看来，在王道理想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体的人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儒家的王道理想在考虑具体的策略时必然要想方设法地趋利避害，实际上也就转化成了智谋。
如果从价值观念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中国人没有超越外在的价值观念，王道理想的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社会。通俗一点说，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实现了多少现实功业，就是实现了多少人生价值。由于儒家个人的价值自足定位在现实的世俗功利之中，所以，无论儒家怎样高唱道德的神圣和超越，它最终还是把这些道德神圣还原为世俗的现实功利，而这些道德神圣和现实功利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所向往的都是利，在形态上的区别则是大利和小利。由于大、小利益的悬殊，人们往往看不到道德的功利色彩，而把它误认为是超功利的。
如此一来，儒家所着重强调的义利之辨，实际上就变成了道德神圣和现实利害如何转化的问题。而处理这一转化，儒家比其他各个学派更高明，更具有合理性。
这种高明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迫使人们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因为儒家谋略高明，更不是因为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儒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智谋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仁术，仁术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仁术的核心当然在于以仁治国治民，但如何才能实现治国治民呢？法家和兵家用强力来压服人心，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儒家则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社会。二者的出发点和走向都恰恰相反。这样，儒家就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在这里，儒家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一切外在的束缚统统被取消了，只有人的内在世界才是真实的。只要肯提高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在具体的治国治民的策略上，儒家首先讲究的是使人心服。下面引述几段先贤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使人心服的具体方法很多，儒家在运作这种智谋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很完备的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这里无法一一尽述。但总的说来，官吏要设身处地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大局着想，为道义着想，要舍己为人，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后来的儒学大师中，有许多人在为帝王出谋划策时直言不讳地大谈儒家思想对治国、牧民、驯臣、王天下的重大利害，虽然他们已经明确地把儒学当作智谋来对待了，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合理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今天，这种智谋恐怕也不是完全过时的。
儒家智谋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大智谋，实在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即使有人看不到这些，至少，那种对智谋就是欺诈、就是阴险、就是卑鄙的庸俗理解，也应该有所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