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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这才是中国人处世的正宗。这一理想化的处世方式，一个小小的太极图表现得最为形象。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阴鱼尾，阴鱼头抱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成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涵、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我们曾经对这一处世方式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批判，但今天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却不能不承认它包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同时也是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
必须指出的是，不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人们却常常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偶尔也会施行“柔道”。在楚、汉相争之时，项羽曾任用季布去攻打刘邦，季布多次把刘邦打得狼狈万分，甚至差点儿抓住刘邦，所以刘邦十分憎恨季布。西汉刚刚建立，刘邦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一道命令，悬赏一千两金子捉拿季布，有胆敢留藏季布的人，诛杀本人及其父兄全家。季布藏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里，那人说：“汉王搜查您非常急迫，快要搜到我家里来了。您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才敢献出我的计策，如果不听，我就自己先抹脖子算了，免得连累全家。”季布听从他的话，他就给季布剃光了头发，脖子上套上铁圈，穿着破衣服，装在卖棺材的车里，卖给了当时著名的大侠朱家。尽管朱家知道他是季布，但还是买下了，并将他安置在田间的屋舍里。之后，朱家到了洛阳，见到了汝阴侯滕公，劝他说：“季布有什么罪过吗？臣子各为其主，那是做臣子的职责啊！项羽的部下难道都能杀干净吗？现在皇上刚刚坐稳天下，却为自己的私怨去搜捕一个人，这是向天下人显示皇上的胸怀是多么狭窄啊！而以季布的贤能，汉朝又搜捕得这样紧急，这不是逼迫他向北逃往匈奴，或是向南逃往越地吗？把豪壮而勇敢的人赶往敌国，这就是楚王的尸体遭到伍子胥鞭打的原因啊！您为什么不找机会跟皇上说说这件事呢？”
滕公心里知道朱家是个大侠客，季布一定藏在他的家里，但又觉得朱家说得很有道理，便在上朝议事的时候说了上述的话。刘邦果然被说服了，赦免了季布。
季布变刚为柔，能伸能缩，在当时也赢得了美名。刘邦还召见了季布，拜他为郎中。
刘邦因为赦免了季布而安定了人心，那些过去与刘邦为敌准备谋反的人都安下心来，侍奉汉朝，刘邦也得了个气度豁达的好名声。
当然，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相比，刘邦的柔道实在是“小儿科”。刘秀是一位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皇帝。他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把中国的“柔道”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刘秀生于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此后，刘秀与哥哥刘被叔叔收养。据说刘秀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生有帝王相。刘秀好稼穑耕佣，他的哥哥就经常讥笑他。一次到亲戚家做客，院中宾朋满座、贵客云集，主人蔡少公精通谶纬之学，在述及谶语时说道：“将来刘秀必为天子。”原来王莽的大臣刘歆也精通谶文，故改名为刘秀，大家以为是大臣刘秀。谁知座上忽起笑声：“怎见得不是仆呢？”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刘的弟弟刘秀，不禁一阵哄堂大笑。
在刘秀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
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地皇四年（23年）十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致让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为师，直扑绿林军。
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这些人正好借此进谗，说刘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难。刘玄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他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儿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对他更加信任，并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还经常流泪叹息。但当时他知道自己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校尉刘秀的僚属，都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准备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他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号召力很强；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官民因此而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采纳。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铫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召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这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起义军的将士也很不安，害怕因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对待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就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更始三年（25年），刘秀势力已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他便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计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绝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绝不食言。”
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建武三年（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你们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事，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急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让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赐给每人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任何人。贾复与寇恂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
对待功臣，他绝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亡，他竟乘着车子，戴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唯独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始终如一地自戒、戒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有天下，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更好。（参见《汉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