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忠”良相

中国有一句古训，“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听起来好像是很难辩驳的。然而，中国的古语实在太多，与上面那句话相对的名言就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二者针锋相对，给人以是非难辨之感。其实，各种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三国时期的关羽应该是义的典型了，曹操许以高官厚禄，送去美女金钱，想笼络他，可他不为所动，只想寻找结义兄弟刘备，最后千里送嫂，历尽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刘备。关羽之所以被后人歌颂敬仰，主要是因为人们把他看作一位道德英雄，是“义”的化身。这“义”就是千金一诺，“言必信，行必果”。从人的品德修养上来说，讲究“义”或是“义气”，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小人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很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胡说八道，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但最突出的，莫过于唐代的名臣魏征了。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就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他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很快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三十八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并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拼死抵抗起义军。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结果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开始他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即兵败被杀。

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安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魏征也不以屡次被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其一生，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后来，魏征又受到起义军首领窦建德的器重和胁迫，在其军中历时一年半。随后，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魏征就又与人一起再次投奔李渊。

魏征原先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小官，管理图书经籍，叫作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美名。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自己了。

在政治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玄武门之变”过后，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信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魏征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其他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众人都同意魏征的意见，于是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魏征用正确的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发器重他。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他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致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都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方面，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余年的时间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两三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也借机表示后悔。

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样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魏征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守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

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其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开明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被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反省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忘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贞观十二年（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业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业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向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些是我认为目前不宜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做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若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做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进艰难，岂可招来城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于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到时候即使您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止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便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亡国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商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从此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

魏征曾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它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投隋炀帝所好，专说好听的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国破家亡，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非常喜欢，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鹞鹰早已闷死了。他十分窝火，但又说不出来。

还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太宗还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亲自为之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当然不是忠臣，然而，他却是名垂千古的良臣！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朝秦暮楚。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就是说忠国不忠君，忠民不忠人。察魏征之忠，可谓圣人之徒矣！

（参见《旧唐书》《新唐书》等） StK5gtXIIWxiVbm6YgDdGMk2VL7TAhQngQofbu49/j/aebYgvDD1tbufZ8woTg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