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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上演着同样的剧目。三四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三十四个异姓王朝，帝王将相、文臣武将、圣贤奸恶、才子佳人充斥其中，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像一个万花筒，只能由它变幻，后人不知所以。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我们还是不难窥见其中的门径的：在这纷纭复杂的历史中，虽然你争我夺，变来更去，但许多地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在各个时期略有不同而已。
改朝换代可谓古代史上的大事了，如果稍加梳理，就会发现各个朝代的开国方式多有相似之处。特别有意思的是，开国皇帝的文臣武将也多有相似之处。就拿西汉、唐、明三代的文臣来说吧，西汉的刘邦有萧何、张良，唐朝的李世民有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朱元璋则有李善长和刘基。这三个朝代都是用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取得的政权，又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如果把这些文臣稍加比较，就会看出历代开国皇帝所需要的人才大致是相同的。
萧何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汉初名相，他同刘邦既是患难之交，又是贫贱之交。在刘邦当泗水亭长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掾，由于他比刘邦的官位高，曾时常给刘邦以各种各样的照顾。后来刘邦押送修长城的夫役去北方，夫役沿路逃走，刘邦不能交差，就索性放了夫役，和愿意留下的人一起逃到芒砀山中当了草寇。不久，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威胁到沛县，沛县县令怕城破被杀，萧何就给他出主意：召回刘邦，让他来聚众保卫县城。县令先是同意，但等刘邦到来后，他又后悔了，并要加害萧何。萧何急忙逃出城外，和刘邦一起攻占了县城，杀了县令，与众人公推刘邦为沛公。
萧何是刘邦起兵的主要促成者、策划者，从此，他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刘邦。他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取得天下的策略，二是保障后勤供应。萧何每到一处，十分注重收集法令制度等图书文献，而不像其他将官一样急于抢掠财物。在刘邦攻陷洛阳之后，萧何帮助刘邦制定了法令制度，完善了刘邦的“约法三章”，安定了汉中一带。到项羽把刘邦分封为汉中王，萧何更是劝刘邦要暂忍屈辱，韬光养晦，积聚势力，在时机成熟以后再同项羽决战，而不能激于一时的义愤去自寻死路。在萧何的劝阻下，刘邦终于安心汉中，整顿军备，为消灭项羽做好了准备。
在四年的楚汉之争中，萧何有两大贡献：一是推荐了大将韩信，二是保障了汉军的后勤供应。刘邦在汉中时，将士思归，东逃者很多，萧何不去追别的将领，却偏偏“月下追韩信”，并劝说刘邦筑拜将台，拜他为大将，终于使韩信为刘邦取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在东方与项羽激战，萧何在汉中安抚百姓，颁布法令，把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把军需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萧何的后勤保障，刘邦是无法打败项羽的。
刘邦建国后，萧何为相，他在诛戮频繁的西汉初年，不仅得保性命，还有所建树。萧何采取了三条策略：一是不要封赏；二是协助刘邦、吕后处置军国大事，不违上意，为了取得刘邦的信赖，甚至送子侄做抵押；三是设法自污，让刘邦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威望也不高。这样，萧何得以寿终正寝，善始善终。
刘邦把萧何称为“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养，不绝于道”的“人杰”。另一位重要的文臣，则当数张良了，刘邦对他的评价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他与力士一起在博浪沙行刺过秦始皇，可以说他自小就立下了反秦的志向。张良曾自己拉了一支几百人的小队伍，后归附刘邦，又随刘邦一起归附过项梁，最后，他选择了刘邦。张良貌雅神秀，有似妇人，但他却胸有韬略，胆识具备，为刘邦军事上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在鸿门宴上，张良果断地掩护刘邦脱身，面对项羽对刘邦可能实施的军事攻击，张良屡施计策，使项、刘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保全了刘邦。在楚汉相争的前期，刘邦指挥不当，在彭城战役中惨败，张良在这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充分调动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刘邦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使楚汉相争的局势得以扭转，刘邦渐趋主动。
公元前204年，刘邦固守荥阳以待援，形势危急，郦食其提出分封六国后代以解荥阳之急，张良竭力阻止，指出分封六国必然军心瓦解，免去了汉军的一场灾难。公元前203年，韩信破齐，想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但张良劝说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稳住了韩信，也稳住了汉军的优势地位。最后，项羽见打不过刘邦，就提出以彭城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刘邦犹豫不定，还是张良坚决反对妥协，主张乘胜追击，把项羽一举消灭。在建国以后，张良又建议刘邦扩大分封，以免诸将不满而相聚谋反，并从地理、经济、政治基础等方面分析，主张定都长安。
其后，张良功成身退，托病在家，致力于古代军事著作的研究，于公元前186年病逝于长安。张良一生坎坷，而终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师，所筹谋划策皆关系到战事成败或是国事的治乱，可谓千古难得之良臣。尤其能急流勇退，不执着于功名利禄，更属不易。
唐高祖李渊做皇帝虽在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之前，但其开国之功比起李世民来却是相差甚远，不仅在南征北战、文韬武略方面比不上李世民，就是当初起事，也是受李世民等人的促迫。所以，一般说来，人们都把李渊和李世民并列为开国帝王。在唐太宗执政之后，有三位文臣非常有名：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其中魏征是在李世民杀掉太子李建成以后从李建成幕府中归顺过来的，房、杜二人则是从始至终跟随李世民的。
朱元璋与李世民相比，则是起自布衣，其奋斗历程也更为曲折复杂。在他消灭元军、扫荡义军的过程中，武将数徐达、汤和、常遇春立功最多，文臣当数李善长和刘基（刘伯温）。
刘基其人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民间传说他是一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一千年、后知五百年的奇人。事实上，他也的确博闻强记、知识渊博，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学，在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作用，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由于他见事透辟又不愿屈身仕途，开国后他急流勇退，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最后总算逃过了朱元璋的残酷诛戮，落得个寿终正寝。
另一位文臣李善长虽然开国前立功甚多，开国后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因他见事不明，终落得个被皇帝赐死的下场。与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和刘基相比，他是一位只能善始，却不得善终的开国宰相。
李善长，字百室，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小地主家庭，早年读过一些书，虽不能说深通文墨，但却懂得治乱之道。他为人很有心机，也很能干，在地方上颇有威望。据记载，他从小就有雄心大志，想干一番事业。
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因作战有勇有谋，被郭子兴提升为身边侍卫九夫长，后又把义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朱元璋声威日振。朱元璋很重视文人的作用，对同乡故人尤为关注。1354年，朱元璋率领自己的部队进军滁州，正路过李善长的家乡，李善长慕名往投，朱元璋很热情地收留了他。
李善长给朱元璋上的第一课是把朱元璋的一位同乡抬出来做榜样，要朱元璋成就一番大业。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家乡与朱元璋的家乡相去不远，那位古代的同乡起自布衣，与朱元璋的出身极其相似，只因他能看清天下大势，又豁达大度，能招纳天下豪杰贤士，且能忍辱负重，所以最后推翻了暴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他鼓励朱元璋学习刘邦，代元朝而立。
朱元璋此时尚无明确志向，经李善长一讲，他的眼前豁然开朗。从此，朱元璋树立了当皇帝的信念，李善长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信任。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幕府里做记室长，可谓百事烦扰，但他总是事必躬亲，尽心尽力，忠谨之至。郭子兴虽把义女嫁给了朱元璋，但他生性忮刻，易于猜疑，又加上他的两个儿子从中挑拨，多次险些把朱元璋置于死地。在滁州时，朱元璋因打仗纪律严明，不掠财物，没有东西献给郭子兴，郭子兴就怀疑朱元璋私吞财物，不敬长上，对他倍加冷落，把他身边的人抽调一空。一次，郭子兴要调走李善长，李善长闻讯，忙跑到郭子兴面前，表示坚决不离开，除朱元璋外，他谁也不从，并且声泪俱下，十分感人。朱元璋深受感动，虽结识不久，但朱元璋已对他倍加信赖。
李善长知道，要想成大事，就必须树立威信，否则只能成为流寇。所以他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屡次催劝朱元璋整治军纪。1356年前后，朱元璋的军队既攻占了许多地方，又连续苦战，所以易发生抢掠现象。在进入太平府时，朱元璋下令凡抢掠者斩首，并派出巡查队进行监督，虽杀了一些违犯军纪的将士，但未能完全禁绝抢掠。
在取镇江时，李善长估计军队又要抢掠，就帮朱元璋和徐达演出了一出双簧。朱元璋故意说徐达的部下有抢掠之事，把徐达捆绑起来，号令三军，准备处斩，经李善长再三说情，朱元璋才放了徐达，命他戴罪立功，攻取镇江城后必须严守军纪，否则两罪俱罚。这一出双簧果然有效，战功赫赫的徐达都不肯放过，朱元璋还肯饶恕无名小卒？于是，大家怵然自惕，无人敢犯。
李善长不仅在文治方面确实“善长”，在武功方面有时也能偶出奇迹。一次，朱元璋领兵外出，要李善长留守和州城，并嘱咐他如果元兵来袭，就坚守勿战。李善长料知元兵会出骑兵突袭，就于城外要隘之处设下了几路伏兵，元军一到，同时杀出，把元兵杀得大败而归。
朱元璋回来后也赞叹不已，连连称赞他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那些披甲执戈的武将也不遑多让。
在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以及元军大战的时候，李善长一直被留在应天（现南京），替朱元璋经营好这块根据地。应天府形势极其险要，依石而建，易守难攻，有虎踞龙盘之称，让李善长留守此地，足见朱元璋对其忠诚和才能的极度认可。李善长真也不负所望，把应天府的政治、经济管理得井井有条，就像当年楚、汉相争之时萧何留守汉中一样，为朱元璋去除了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是，李善长既接受了其他军队的教训，又接受了朱元璋的忠告，极其注意调和文官和武将的关系。一般说来，文官在内，武将在外，文官谋士虽对战事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往往爱犯一个毛病，就是爱说将士的坏话，爱猜忌怀疑，弄得将帅离心，前后掣肘，很容易造成前线的失利。对这一点，李善长极为重视，他十分注意发挥将领的主动性，维护他们的团结，在治理地方时，他也采取了这种方式，同样效果显著。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宣布登基，国号大明，李善长主持了整个仪式。至此，李善长由刀笔小吏而成为开国功臣，被封为开国辅运韩国公，同时赐以铁券，可免死罪两次。在封赏的诰命上，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功劳作了如下评价：“东征西讨，目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杖，未尝缺乏；剸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
纵观李善长之从朱元璋，有三件大功：一是他一进军门即讲刘邦的故事，为朱元璋树立了榜样；二是他能竭心尽力，治理后方，保障供给；三是他能调和众人，维系人心。有此三功，虽少有智计创见，也足可称道了。
但李善长毕竟和萧何、张良不同，也远远比不上刘基，这倒不是说他对明朝开国的贡献不大，而是说他见识不高，不能免俗，终致杀身之祸。
也许是李善长被赐死的缘故吧，《明史·李善长传》对他多有贬词，对其性格上的缺点说得较为苛刻，说他外表宽和，内实狭隘，性格执拗，爱记恨人等。这些话虽不能全信，但从李善长开国以后做的一些事也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许多缺点。
开国以后，李善长曾任丞相，势力很大，其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有贪污罪，当时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调查这件事，李善长多次从中说情、阻挠，最后，刘基还是奏准了朱元璋，将李彬处死。李善长怀恨在心，就阴设计谋，令人诬告刘基，自己还亲自弹劾刘基擅权，结果刘基只有回家避祸。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对他有冒犯之处，李善长就罗织罪名割了李的胸乳和杨的鼻子，导致二人一死一残。
这倒还罢了，他培植淮人集团的势力，将一个知县出身的胡惟庸一手提拔为丞相，后来胡惟庸擅权不法，贪污受贿，弄得朝野皆怨，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反对。由于朱元璋用法残酷，胡惟庸害怕被杀，就秘密组织了一场谋反活动，企图把朱元璋骗出宫来杀掉。谋反败露后，胡惟庸一党被株连杀死的有三万多人。李善长既是胡惟庸的故旧，又是他的推荐者，还与他有亲（李善长之弟跟胡惟庸是儿女亲家），本当连坐，朱元璋念他是开国旧勋，便免死贬谪，后来还是以星相之变须杀大臣为借口赐死了李善长。李善长死时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也尽行赐死。
李善长以功始而以罪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有代表性的。别说朱元璋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就是换一位“仁慈”的开国皇帝，像李善长那样居功自傲、擅权自专，也必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古以来，善始者多，善终者少，或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总之，善始善终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这个意思。
与房玄龄相比，李善长无论在才能、见识、志向还是在结局方面也都差得远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为开国宰相。然而，有其运而无其才，实际上也是惹祸之道。因此，真正有自知之明者往往是量才而取其运。
（参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