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忠至勤的太平宰相

宦海浮沉，不败的真谛何在？

为人臣者有三忌：一忌功高震主，二忌权大欺主，三忌才大压主。据说，这是无数人宦海生涯的经验总结，谁若犯了这三忌，轻则削职为民，困顿终生，重则身首异处，甚至全族覆灭。现在想来，也确实不无道理。如果功劳太大，以致皇帝无法报答你，无论赏赐你什么都不嫌多，无论封你什么官爵都不嫌太高，那么，你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了。因为天下是皇帝一家的，皇帝总不会跟你换个位置，让你做主人，他做臣子，把他的家产交付于你。这时候，就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皇帝一定要找个借口置你于死地才能舒服，即使你不居功自傲，即使你忠心耿耿，也是一样。因为皇帝总觉得你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他的头上，总是要时时处处考虑你的功劳，还要担心你招揽人心，蓄谋造反，所以，皇帝会寝食不安，只有除之而后快。

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功劳可谓大了，智谋可谓高了，但最后还是被刘邦的老婆杀了。在楚、汉相争之时，韩信帮助项羽，则项羽可以统一天下；韩信帮助刘邦，则刘邦可以统一天下；如果韩信背叛刘邦，自树一帜，则可与项羽、刘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当时的具体情况为韩信提供了多次可以自立的机会，也有很多人极力劝告韩信自立为王。但韩信思来想去，还是跟刘邦干了下去。所以，韩信对于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功劳应是第一位的，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别说只封他一个王侯，就是裂土并立，共同为帝，也不算太过分。但封建社会的铁律是一山容不得二主，刘邦绝不可能和他并立为帝，最多只能封他为王。而韩信多少又觉得委屈，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心怀怨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反叛。因此刘邦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先下手为强，先削了他的爵位，解除了他的大部分权力，将他幽禁在都城，不久，刘邦的妻子吕雉又与萧何密谋，把韩信诳入朝堂，诬以谋反的罪名，伏兵将他当场杀死。看来，就是韩信这样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和杰出人物，也逃脱不了功高震主而无好下场的所谓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有一句话，叫作“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其意是说一旦安定了天下，那开国皇帝或是什么君王之类就要“卸磨杀驴”了。听起来让人生气，道理却很简单，在和平建设时期，那些功臣怎么处理呢？留着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造反，或是出别的麻烦，尤其是开国皇帝死了，幼子继位，就更管不了那些久经沙场、素有威望又极有势力的老将了，还是杀了干净利索。如果碰上这种情况，就是功不太高，也不太震主，那也很不安全。

如果权大欺主，那就更加危险，这个道理不讲自明。权有两种：一是政权，一是军权。政权过大，就会使得别人只知道有你某某人而不知皇帝老子，时间长了，就会逐渐地积累私家势力，威胁皇权。况且，政权在一定情况下很容易转换成军权。至于军权，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掌握了国家，因此，皇帝一般说来是不会让你掌握过大的军权的。如果你的军权越来越大，那就要十分小心了，要么主动还权于君王，要么迅速攫取军权，使之足以抵抗皇帝的命令。如果老是停留在说大还不足以与皇帝抗衡，说小又对皇帝构成威胁的程度上，那是速死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因军权过大遭逐被杀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为了报齐国的入侵之仇，筑了一座求贤台，里面贴满了黄金，作为招纳贤士之用，人称黄金台。天下贤士见燕昭王求才心切，就纷纷前去投奔，魏国的乐毅也来到了燕国。燕昭王很器重乐毅，乐毅也把燕昭王引为知己，于是，燕昭王就派乐毅带兵进攻齐国。乐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率兵攻齐，结果势如破竹，攻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连齐国的国都临淄都攻了下来。齐王跑到了莒城，乐毅奋力攻打莒城和即墨，由于两城防守坚固，三年没有打下来。这时，燕昭王死，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燕惠王由于跟乐毅素有嫌隙，又怕乐毅势力太大做了齐王，再回兵攻打燕国，就在阵前撤换了乐毅，让骑劫代替了乐毅的职务。乐毅知道临阵换将，必无善意，就没敢回燕国，跑到赵国去了，总算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至于才大压主，那就更有意思了。所谓文人相轻，恃才傲物，普通人之间尚且互相瞧不起，更不用说君臣之间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位是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几乎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真本领争来的。即便有几个所谓的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也多是流氓或豪强出身。至于文采智计，君王通常也并非样样都能高人一等。然而，嫉妒是人的本性之一，如果臣下不懂得谦逊退让，不懂得韬光养晦，而是处处张扬自己的才华，弄得君主或是上司经常难堪，那也就好景不长了。

在官渡之战中，袁绍杀田丰的例子也极有意味。当时，袁绍带领冀、青、幽、并等州的人马七十多万，前往官渡，进攻许昌，谋士田丰从狱中上书给他说：“现在应当静守，以待天时有利于我，不可随便兴兵，否则恐有不利的事情发生。”田丰分析当时的情况，敏锐地看到袁绍兵虽多，但人心不齐，长途征讨，如果被破袭了粮草，局面是不堪设想的。关于这一点，袁绍的另一位谋士沮授也曾提出过，可是袁绍骄横粗蛮，根本不听。田丰的对头逢纪又趁机进谗言说：“主公征伐曹操，是仁义之举，田丰为什么要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袁绍大怒，就想杀了田丰，众官苦苦哀求，方才作罢，他还是愤恨不休地说：“等我破了曹操，再来治田丰的罪！”

果然不出所料，袁绍被曹操劫烧了乌巢粮仓，又中了曹操的许多计谋，被杀得大败而回，去时带了七十万人马，回时只引八百余骑。看守田丰的狱吏听说袁绍吃了败仗，心想袁绍一定会放了田丰，便来与田丰贺喜说：“袁将军大败而归，您将来一定会被袁将军重用的。”田丰苦笑了一下说：“我是死定了！”狱吏吃惊地问道：“人们都在替你高兴，你为什么说死定了呢？”田丰说：“袁绍外表显得很宽厚，实际上内心里忌恨刻薄，不爱考虑别人的忠诚和恩惠。如果他这次打了胜仗，心情好，又证明我是错的，他是对的，也许能赦免了我；如今彻底失败，他一腔怨怒，再加上事实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他的做法是错的，他怎能忍受别人比他高明呢？我岂不是死定了吗？”狱吏们都不相信。

不久，袁绍派的使者来到狱中，带着袁绍的剑和信，要取田丰的首级，狱吏们这才相信。田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复何足惜！”于是自杀而死。

在历史上犯了“三忌”的忠臣良将固然大有人在，但只要得遇明主，又能恰到好处地处理自己和君主的关系，还是完全可以善始善终的。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唐初的宰相房玄龄就比较典型。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直至七十岁病逝。他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房玄龄生于北周宣帝大成元年（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其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虽长期在隋朝做官，但以自己的政治敏感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逐渐确立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养成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竞相享乐，钩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翘足可待。”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进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房玄龄却始终如一服侍父亲，从来都是和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能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他以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两人密切合作，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此人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知远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地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他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余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居其首。在秦王府的数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揽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据《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出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智能识大局、才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儿失去了这个人才。”随后立即撤销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至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都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以后制定决策准备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李世民差点儿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催促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629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三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

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

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说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声誉。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造、武库里的存储数目，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但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

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定，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于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杜如晦“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钩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各类图书，比如《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当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领；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盖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了。

有人说，骗人的最高境界是真诚，这话未必完全正确，但如果说做人的最高境界是真诚的话，应该没有人反对。只不过，真诚要诚之有道，而不是没有策略，没有策略的真诚其实是傻子！ FUUaD29lSLB/hGl7t56VYXO1XaHE1l1Vdt4iovQnq1b0CxnGUuBdhrq0/kNXuw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