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语:“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但在中国历史上,偏偏就有这样一些人,专门打人打脸,骂人揭短。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十分著名的国相,一个是齐桓公时期的管仲,另一个是齐景公时期的晏婴。管仲生逢其时、生逢其主,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在一般人看来,其勋业是晏婴所不能比拟的;而晏婴则生不逢时、不得其主,尽管有管仲一样的智慧,却不能挽救齐国灭亡的命运,是一个没有实现自己志愿的人。然而,晏婴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也许并不比管仲少,尤其是他的直言敢谏、善于巧谏的精神,后代几无人可及。
晏婴在一日之内就三次指出齐景公的过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日三过”。
一次,齐景公到公阜去巡游,他面向北方,望着齐国,感叹说:“呜呼,要是古人都长生不死,那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晏子说:“我听说,从前上天认为人死去是好事,对仁义之人来说是永久的安息,对不仁的人来说是永久的制裁。假如古时的人都不死,齐国的丁公、太公还统治着齐国,桓公、襄公、文公、武公将辅佐他们,大王您恐怕只好头戴斗笠,身着短衣,手拿农具,在大田之中弯腰劳作,哪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担心死呢?”景公觉得晏婴实在太不会讲话,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
没过一会儿,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而来。景公问:“是谁来了?”晏子说:“是梁丘据。”景公问:“你没有看见人,怎么知道的呢?”晏婴说:“大热天赶着马车飞奔,重者马死,轻者马伤,不是梁丘据又有谁敢这么干?”(因梁丘据得宠于齐景公,他做什么事齐景公都不会怪罪,所以晏婴才这么说。)景公说:“梁丘据与我最为默契和谐了。”晏子说:“这只能说是相同,不能叫和谐。所谓和谐应当是君甜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互有补偿,以求完美。梁丘据是君甘亦甘,一味奉承,以顺为正,怎么称得上和谐呢?”景公觉得他是故意在找自己的麻烦,又气得脸色大变。
过了不久,天色将晚了,景公看见西面天空有颗彗星,就招来大臣伯常骞祈禳,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难。晏子说:“不行,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围的云气变化、风雨异常、彗星出现等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间将有变化,用这些作为凶兆,来警告不敬之人,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兴文教,接受劝谏,广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禳,彗星也会自动消失。可现在您饮酒作乐、不修朝政,还亲近小人,宠爱优伶,厌恶礼乐法度,排斥圣贤之士,哪里有空闲对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过祈禳除掉这一颗彗星,也将还会有新的彗星出现。”这次,景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
后来,晏子去世了。景公闻讯后从宫室走出来,背过身去,流着眼泪说:“唉,当初我和先生游公阜,先生一日里三次指责我的过失,如今还有谁会这样规劝我啊!”
齐景公虽然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缺点,但他有一样好处却是后代的君王很少能够赶得上的,那就是无论晏婴采取什么样的激烈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劝谏,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最起码没有杀晏婴的头。看来,传统社会的德治有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有一次,齐景公整天饮酒,喝得大醉,神志不清,过了三天才能爬起来。晏子十分担忧,就去见景公,问道:“大王是不是因为喝酒太多病倒了呢?”景公很不好意思地说:“是的。”晏子说:“古人饮酒,喝到心情舒畅也就行了。所以,男人们不能因为群聚欢乐而妨碍了办理正事,女人们也不能因为群聚而影响了做手中的活计。古代的规矩,男女一同聚会,轮流敬酒应当不过五次,超过了就要受到处罚。当君王的,当然就更应该身体力行,要为民众做出表率,这样才能使得在外没有人对国家的政治表示不满,在内没有人敢胡作非为。如今您一日饮酒,三天卧床不起,外面对国家的治理抱怨不已,身边的近臣则趁机在内胡作非为。您这样做,对于那些害怕遭受刑罚而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人,是将鼓励他们任意妄为;对于那些希望得到奖赏和称赞而以此自勉的人,是将诱使他们懒得行善。如此下去,君王背离了德行,百姓轻视赏罚,那就要失去立国之本,所以希望大王一定要节制饮酒。”
还有一次,景公请鲁国工匠为他做鞋,鞋带是用黄金制成的,上面镶银,用珠宝相连缀,鞋孔是用好的玉石制成,鞋长一尺,十分华丽。
农历十月天,景公穿着这双鞋上朝。晏子入朝,景公想起身相迎,因为鞋太重,他只能抬起脚,却迈不动步子,他问晏子:“天气是不是很冷呢?”晏子说:“大王怎么会问起天气的冷暖呢?在古代的时候,圣人做衣服,讲究冬天穿着轻便而暖和,夏天穿着轻便而凉爽,现在您的这双鞋,寒天里穿上会感到很冷,重量也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您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说这位鲁国的工匠不懂得冷热之节和轻重之量,破坏了人的正常习惯,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他使君主遭诸侯讥笑,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浪费财物而没有实效,致使百姓怨恨大王,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请大王下令拘捕他,并把他交官吏量刑处置。”
景公听了晏子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他有些怜悯那个工匠,就向晏子求情,放了那个人。晏子却不同意,说:“对于做了好事的人应当重赏,对花了气力干坏事的人要处罚。”景公听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晏子的主意,就不说话了。
晏子走出朝堂,下令把鲁国的工匠抓起来,派人押送出国境,不准他再来齐国。
此后,景公脱下那双鞋,再也不敢穿了。
景公是个十分贪图享乐的人,他叫人修了一个名叫西曲的大水池。池塘里的水很深,塘边建起一座高大的房屋,房屋的横梁上刻着龙蛇,立柱上刻着鸟兽,十分豪华。
景公上穿花团锦簇的礼服,下穿白色绣花的袍裙,一身五彩斑斓,腰带上缀满了玉石,头戴帽子,披散着头发,面向南站在那里,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神态。
晏子来见景公,景公问道:“您知不知道当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时是什么样子的呢?”晏子仰首不答。景公再次问道:“当年管仲的霸业是什么样子呢?”晏子说:“我听说,只有精通水性的人才能与龙蛇为伍。现在您在横木上雕龙蛇,立柱上刻鸟兽,也不过就是为了建造一座房屋而已,哪有心思经营霸业呢?您炫耀居室的华美,炫耀衣服的艳丽,一身衣服五彩具备,腰缀玉球,披头散发,也不过一间房子就能包容的了。您身为一国之王、万众之君,却不务正业,一心用在邪门歪道上,君王的魂魄早已荡然无存了,还拿什么来图谋霸业呢?”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惭愧,就走下堂,来到晏子身旁,不好意思地说:“梁丘据、裔款告诉我这所房子修好了,我这才私下里套上这身服装,实际上是想与梁丘据开开玩笑,也叫先生来此一乐。我现在就去别的屋子换下这套衣服,听从先生的指教,如何?”
晏婴说:“梁丘据、裔款二人迷惑大王,让大王做些邪恶无聊的事情,大王哪里知道实情呢?再者,如果伐木不去其根,再生的枝条还会长出来的。大王为何不就此除去他们二人,使您今后不再受他们迷惑呢?”
有一次,景公头戴巨大的帽子,身穿很长的袍子,看起来是奇形怪状的,他上朝听政,扬扬得意地站在朝堂上,满脸盛气凌人的样子,扫视群臣,天色很晚了也不散朝。
晏子走上前,对景公说:“圣人的衣服都做得适中合体,而不过分华贵,这样他的形象可以作为民众的榜样,去引导和影响民众;他的行动合乎道德礼仪,有利于养生,百姓也争相学习他的举动仪容。现在您的这身衣服过分华贵,不能用来引导民众;盛气凌人、满脸傲慢地站在朝堂上,也不利于养生;天色晚了也不知道散朝,不符合礼制,您还是及早安息吧!”景公说:“我听从您的劝告。”随后就宣布散朝,并脱去了那身衣帽,以后再也没穿过。
有一次,景公和晏子两人悠闲地站在淄水边观景。景公突然深深地叹口气,大发感慨说:“唉,要是能够长久地保有国家,能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该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
晏子听了以后回答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愿意平白无故地得到别人的拥立的,民众也不会无端地来归附他。大王不修政事,行事不公,背弃民众,倒行逆施已经很久了,却想要长久地保有国家,这可能吗?我听说,能长久保有国家的人,都是能善始善终的人。诸侯并立,能够善始善终的人被尊为长者;学习也是一样,士人一同进学学习,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就会成为老师。当年,先王桓公开始任用贤才、引导推行德教时,曾使面临灭亡的国家得以生存,使危殆的国家得以安定,所以民众拥护他,天下人崇敬他的功德,他率师远征讨伐暴虐,将士百姓虽然劳苦但不怨恨他……桓公衰败,是因为他放松了德行修养而追求享乐,迷恋女色并听信谗言,百姓因为他的统治而痛苦不堪,世人也都谴责他的行径,以致他死在王宫而无人报告,尸体腐烂、生了蛆虫也无人收尸。他的下场比起暴君桀、纣更加可悲。《诗经》上说:‘没有哪件事和哪个人是没有起点的,但很少能够做到善终。’不能善始善终的人,是当不好君主的。如今,大王对待百姓如同仇敌,见到善事就像怕烫着一样地迅速避开,扰乱国家,伤害贤良,必然遭到大众的反对。对民众为所欲为,对臣下肆行诛戮,恐怕灾祸早晚会降到您的身上。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听候大王的调遣了,大王如果不能变更自己的行为,那么我就辞官,只求保持晚节而已。”
晏子去世十七年之后,一天,景公请群臣一起饮酒作乐。席上,他乘兴起身射箭,箭脱靶而没有射中,但堂上却响起一片喝彩声,好像从一个人嘴里发出来的一样整齐。景公顿时显得十分不快,他叹了口气,随手把弓箭也扔掉了。
这时弦章来晋见,景公充满感慨地对他说:“弦章啊,自从晏子去世后,我再也听不到别人说我有什么过错了。”弦章回答说:“现在大臣都极力地奉承您。大王喜欢穿的衣服,他们就跟着穿;大王乐意吃的食物,他们也就跟着吃,就好比那透明的尺蠖一样,吃了黄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了黄色的,吃了绿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了绿色的。”景公听了感激地对他说:“说得对,我不能听信谗谀之人的花言巧语了。”说完赏给弦章五十车鱼。
弦章从宫中出来,刚好碰到差人给他送景公赐给他的五十车鱼,他看见给他送鱼的车子堵塞了道路,就上前拽着赶车人的手说:“当年,晏子多次谢绝了国君的赏赐,是为了帮助国君,所以对国君的过错从不隐瞒,今天的大臣为了取得利禄而拼命讨好国君。我要是接受了这五十车鱼,就违反了晏子行事的原则,而迎合了谗谀之人的欲望。”弦章坚决谢绝了景公给他的鱼。
后来人评论说:“弦章廉洁的行动,正是继承了晏子遗留下来的好品德啊!”
晏婴对齐景公的劝谏实在是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无奇不有,竟然还始终得到了齐景公的信任,不仅没有被杀头,还能得以善终,身后哀荣无量。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晏婴也应该算是够幸运的了,比起那些一言不慎就被杀头灭族的大臣,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在后代也有许多君主能够接受大臣的劝谏,虽然不像齐景公对晏婴那样宽容,但知错能改,也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制中,给事中专门负责审核皇帝所下达的命令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有权力驳回。宋高宗绍兴年间,这一职务由耿直的王居正来担任。有一次,皇帝想特别地赏赐一下太医,因为太医王继先给皇帝看好过一些病,当时很受皇帝的宠幸,为了奖赏他,宋高宗决定提拔他的女婿担任浙江的税务官,圣旨传到了王居正的手中,却不能通过,予以退回。宋高宗十分生气,召见宰相,问道:“你们也经常请医生看病吗?”宰相们回答:“是的,我们都请过医生看病。”宋高宗又问:“那么,你们是怎么酬谢医生的呢?”
大臣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只好据实回答说:“有时送酒,有时给钱,有时给绸。按病的大小、治疗的效果给予相应的报酬。”宋高宗听了,就加大声音说:“我在宫中用了医生反而不能酬谢吗?我的圣旨就不用再下了,你们告诉王居正,让他自己拟一份下达就行了!”
宰相们小心翼翼地退下来,赶快去见王居正,并劝他说:“圣上的意思就是这样了,这不是什么大事,这是件小小的事儿,你就不要坚持了吧。”王居正不置可否,请求面见皇帝。于是,宋高宗召见了他,十分生气地重申了之前的话。王居正一点儿也不害怕,反驳说:“臣子之家给医生的报酬和朝廷给医生的酬谢是大不相同的,一般人家是按医生的功劳大小给予酬谢,但宫内就不可了。王继先这类人,用自己的微末之技求得了皇上的俸禄,享受着做官的荣耀,难道不正是为了使用他们的医术吗?一旦他们失职,重则处以刑罚,轻则赶走。就算医疗有效,也仅仅是能应付本职而已,赏赐他们的钱财,想必已经很多了。但如果因此使国家平白无故地增添一个官职,那就很不当了。我不想让陛下轻易开这个门路。”
宋高宗恍然大悟,说:“你说得对呀!”当天就下令收回成命。
上面都是所谓从谏如流的例子,其实,喜欢逢迎才是人的本性。只有人格修养到达了极高境界的人,才能做到闻过则喜,普通人往往是闻过不喜,甚至是闻过则怒。所以,上述的例子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合理的愿望和理想,否则也就不写在书里了。
(参见《晏子春秋》、洪迈《容斋随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