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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语：“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但在中国历史上，偏偏就有这样一些人，专门打人打脸，骂人揭短。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十分著名的国相，一个是齐桓公时期的管仲，另一个是齐景公时期的晏婴。管仲生逢其时、生逢其主，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在一般人看来，其勋业是晏婴所不能比拟的；而晏婴则生不逢时、不得其主，尽管有管仲一样的智慧，却不能挽救齐国灭亡的命运，是一个没有实现自己志愿的人。然而，晏婴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也许并不比管仲少，尤其是他的直言敢谏、善于巧谏的精神，后代几无人可及。
晏婴在一日之内就三次指出齐景公的过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日三过”。
一次，齐景公到公阜去巡游，他面向北方，望着齐国，感叹说：“呜呼，要是古人都长生不死，那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晏子说：“我听说，从前上天认为人死去是好事，对仁义之人来说是永久的安息，对不仁的人来说是永久的制裁。假如古时的人都不死，齐国的丁公、太公还统治着齐国，桓公、襄公、文公、武公将辅佐他们，大王您恐怕只好头戴斗笠，身着短衣，手拿农具，在大田之中弯腰劳作，哪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担心死呢？”景公觉得晏婴实在太不会讲话，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
没过一会儿，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而来。景公问：“是谁来了？”晏子说：“是梁丘据。”景公问：“你没有看见人，怎么知道的呢？”晏婴说：“大热天赶着马车飞奔，重者马死，轻者马伤，不是梁丘据又有谁敢这么干？”（因梁丘据得宠于齐景公，他做什么事齐景公都不会怪罪，所以晏婴才这么说。）景公说：“梁丘据与我最为默契和谐了。”晏子说：“这只能说是相同，不能叫和谐。所谓和谐应当是君甜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互有补偿，以求完美。梁丘据是君甘亦甘，一味奉承，以顺为正，怎么称得上和谐呢？”景公觉得他是故意在找自己的麻烦，又气得脸色大变。
过了不久，天色将晚了，景公看见西面天空有颗彗星，就招来大臣伯常骞祈禳，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难。晏子说：“不行，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围的云气变化、风雨异常、彗星出现等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间将有变化，用这些作为凶兆，来警告不敬之人，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兴文教，接受劝谏，广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禳，彗星也会自动消失。可现在您饮酒作乐、不修朝政，还亲近小人，宠爱优伶，厌恶礼乐法度，排斥圣贤之士，哪里有空闲对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过祈禳除掉这一颗彗星，也将还会有新的彗星出现。”这次，景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
后来，晏子去世了。景公闻讯后从宫室走出来，背过身去，流着眼泪说：“唉，当初我和先生游公阜，先生一日里三次指责我的过失，如今还有谁会这样规劝我啊！”
齐景公虽然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缺点，但他有一样好处却是后代的君王很少能够赶得上的，那就是无论晏婴采取什么样的激烈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劝谏，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最起码没有杀晏婴的头。看来，传统社会的德治有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有一次，齐景公整天饮酒，喝得大醉，神志不清，过了三天才能爬起来。晏子十分担忧，就去见景公，问道：“大王是不是因为喝酒太多病倒了呢？”景公很不好意思地说：“是的。”晏子说：“古人饮酒，喝到心情舒畅也就行了。所以，男人们不能因为群聚欢乐而妨碍了办理正事，女人们也不能因为群聚而影响了做手中的活计。古代的规矩，男女一同聚会，轮流敬酒应当不过五次，超过了就要受到处罚。当君王的，当然就更应该身体力行，要为民众做出表率，这样才能使得在外没有人对国家的政治表示不满，在内没有人敢胡作非为。如今您一日饮酒，三天卧床不起，外面对国家的治理抱怨不已，身边的近臣则趁机在内胡作非为。您这样做，对于那些害怕遭受刑罚而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人，是将鼓励他们任意妄为；对于那些希望得到奖赏和称赞而以此自勉的人，是将诱使他们懒得行善。如此下去，君王背离了德行，百姓轻视赏罚，那就要失去立国之本，所以希望大王一定要节制饮酒。”
还有一次，景公请鲁国工匠为他做鞋，鞋带是用黄金制成的，上面镶银，用珠宝相连缀，鞋孔是用好的玉石制成，鞋长一尺，十分华丽。
农历十月天，景公穿着这双鞋上朝。晏子入朝，景公想起身相迎，因为鞋太重，他只能抬起脚，却迈不动步子，他问晏子：“天气是不是很冷呢？”晏子说：“大王怎么会问起天气的冷暖呢？在古代的时候，圣人做衣服，讲究冬天穿着轻便而暖和，夏天穿着轻便而凉爽，现在您的这双鞋，寒天里穿上会感到很冷，重量也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您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说这位鲁国的工匠不懂得冷热之节和轻重之量，破坏了人的正常习惯，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他使君主遭诸侯讥笑，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浪费财物而没有实效，致使百姓怨恨大王，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请大王下令拘捕他，并把他交官吏量刑处置。”
景公听了晏子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他有些怜悯那个工匠，就向晏子求情，放了那个人。晏子却不同意，说：“对于做了好事的人应当重赏，对花了气力干坏事的人要处罚。”景公听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晏子的主意，就不说话了。
晏子走出朝堂，下令把鲁国的工匠抓起来，派人押送出国境，不准他再来齐国。
此后，景公脱下那双鞋，再也不敢穿了。
景公是个十分贪图享乐的人，他叫人修了一个名叫西曲的大水池。池塘里的水很深，塘边建起一座高大的房屋，房屋的横梁上刻着龙蛇，立柱上刻着鸟兽，十分豪华。
景公上穿花团锦簇的礼服，下穿白色绣花的袍裙，一身五彩斑斓，腰带上缀满了玉石，头戴帽子，披散着头发，面向南站在那里，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神态。
晏子来见景公，景公问道：“您知不知道当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时是什么样子的呢？”晏子仰首不答。景公再次问道：“当年管仲的霸业是什么样子呢？”晏子说：“我听说，只有精通水性的人才能与龙蛇为伍。现在您在横木上雕龙蛇，立柱上刻鸟兽，也不过就是为了建造一座房屋而已，哪有心思经营霸业呢？您炫耀居室的华美，炫耀衣服的艳丽，一身衣服五彩具备，腰缀玉球，披头散发，也不过一间房子就能包容的了。您身为一国之王、万众之君，却不务正业，一心用在邪门歪道上，君王的魂魄早已荡然无存了，还拿什么来图谋霸业呢？”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惭愧，就走下堂，来到晏子身旁，不好意思地说：“梁丘据、裔款告诉我这所房子修好了，我这才私下里套上这身服装，实际上是想与梁丘据开开玩笑，也叫先生来此一乐。我现在就去别的屋子换下这套衣服，听从先生的指教，如何？”
晏婴说：“梁丘据、裔款二人迷惑大王，让大王做些邪恶无聊的事情，大王哪里知道实情呢？再者，如果伐木不去其根，再生的枝条还会长出来的。大王为何不就此除去他们二人，使您今后不再受他们迷惑呢？”
有一次，景公头戴巨大的帽子，身穿很长的袍子，看起来是奇形怪状的，他上朝听政，扬扬得意地站在朝堂上，满脸盛气凌人的样子，扫视群臣，天色很晚了也不散朝。
晏子走上前，对景公说：“圣人的衣服都做得适中合体，而不过分华贵，这样他的形象可以作为民众的榜样，去引导和影响民众；他的行动合乎道德礼仪，有利于养生，百姓也争相学习他的举动仪容。现在您的这身衣服过分华贵，不能用来引导民众；盛气凌人、满脸傲慢地站在朝堂上，也不利于养生；天色晚了也不知道散朝，不符合礼制，您还是及早安息吧！”景公说：“我听从您的劝告。”随后就宣布散朝，并脱去了那身衣帽，以后再也没穿过。
有一次，景公和晏子两人悠闲地站在淄水边观景。景公突然深深地叹口气，大发感慨说：“唉，要是能够长久地保有国家，能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该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
晏子听了以后回答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愿意平白无故地得到别人的拥立的，民众也不会无端地来归附他。大王不修政事，行事不公，背弃民众，倒行逆施已经很久了，却想要长久地保有国家，这可能吗？我听说，能长久保有国家的人，都是能善始善终的人。诸侯并立，能够善始善终的人被尊为长者；学习也是一样，士人一同进学学习，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就会成为老师。当年，先王桓公开始任用贤才、引导推行德教时，曾使面临灭亡的国家得以生存，使危殆的国家得以安定，所以民众拥护他，天下人崇敬他的功德，他率师远征讨伐暴虐，将士百姓虽然劳苦但不怨恨他……桓公衰败，是因为他放松了德行修养而追求享乐，迷恋女色并听信谗言，百姓因为他的统治而痛苦不堪，世人也都谴责他的行径，以致他死在王宫而无人报告，尸体腐烂、生了蛆虫也无人收尸。他的下场比起暴君桀、纣更加可悲。《诗经》上说：‘没有哪件事和哪个人是没有起点的，但很少能够做到善终。’不能善始善终的人，是当不好君主的。如今，大王对待百姓如同仇敌，见到善事就像怕烫着一样地迅速避开，扰乱国家，伤害贤良，必然遭到大众的反对。对民众为所欲为，对臣下肆行诛戮，恐怕灾祸早晚会降到您的身上。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听候大王的调遣了，大王如果不能变更自己的行为，那么我就辞官，只求保持晚节而已。”
晏子去世十七年之后，一天，景公请群臣一起饮酒作乐。席上，他乘兴起身射箭，箭脱靶而没有射中，但堂上却响起一片喝彩声，好像从一个人嘴里发出来的一样整齐。景公顿时显得十分不快，他叹了口气，随手把弓箭也扔掉了。
这时弦章来晋见，景公充满感慨地对他说：“弦章啊，自从晏子去世后，我再也听不到别人说我有什么过错了。”弦章回答说：“现在大臣都极力地奉承您。大王喜欢穿的衣服，他们就跟着穿；大王乐意吃的食物，他们也就跟着吃，就好比那透明的尺蠖一样，吃了黄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了黄色的，吃了绿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了绿色的。”景公听了感激地对他说：“说得对，我不能听信谗谀之人的花言巧语了。”说完赏给弦章五十车鱼。
弦章从宫中出来，刚好碰到差人给他送景公赐给他的五十车鱼，他看见给他送鱼的车子堵塞了道路，就上前拽着赶车人的手说：“当年，晏子多次谢绝了国君的赏赐，是为了帮助国君，所以对国君的过错从不隐瞒，今天的大臣为了取得利禄而拼命讨好国君。我要是接受了这五十车鱼，就违反了晏子行事的原则，而迎合了谗谀之人的欲望。”弦章坚决谢绝了景公给他的鱼。
后来人评论说：“弦章廉洁的行动，正是继承了晏子遗留下来的好品德啊！”
晏婴对齐景公的劝谏实在是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无奇不有，竟然还始终得到了齐景公的信任，不仅没有被杀头，还能得以善终，身后哀荣无量。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晏婴也应该算是够幸运的了，比起那些一言不慎就被杀头灭族的大臣，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在后代也有许多君主能够接受大臣的劝谏，虽然不像齐景公对晏婴那样宽容，但知错能改，也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制中，给事中专门负责审核皇帝所下达的命令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有权力驳回。宋高宗绍兴年间，这一职务由耿直的王居正来担任。有一次，皇帝想特别地赏赐一下太医，因为太医王继先给皇帝看好过一些病，当时很受皇帝的宠幸，为了奖赏他，宋高宗决定提拔他的女婿担任浙江的税务官，圣旨传到了王居正的手中，却不能通过，予以退回。宋高宗十分生气，召见宰相，问道：“你们也经常请医生看病吗？”宰相们回答：“是的，我们都请过医生看病。”宋高宗又问：“那么，你们是怎么酬谢医生的呢？”
大臣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只好据实回答说：“有时送酒，有时给钱，有时给绸。按病的大小、治疗的效果给予相应的报酬。”宋高宗听了，就加大声音说：“我在宫中用了医生反而不能酬谢吗？我的圣旨就不用再下了，你们告诉王居正，让他自己拟一份下达就行了！”
宰相们小心翼翼地退下来，赶快去见王居正，并劝他说：“圣上的意思就是这样了，这不是什么大事，这是件小小的事儿，你就不要坚持了吧。”王居正不置可否，请求面见皇帝。于是，宋高宗召见了他，十分生气地重申了之前的话。王居正一点儿也不害怕，反驳说：“臣子之家给医生的报酬和朝廷给医生的酬谢是大不相同的，一般人家是按医生的功劳大小给予酬谢，但宫内就不可了。王继先这类人，用自己的微末之技求得了皇上的俸禄，享受着做官的荣耀，难道不正是为了使用他们的医术吗？一旦他们失职，重则处以刑罚，轻则赶走。就算医疗有效，也仅仅是能应付本职而已，赏赐他们的钱财，想必已经很多了。但如果因此使国家平白无故地增添一个官职，那就很不当了。我不想让陛下轻易开这个门路。”
宋高宗恍然大悟，说：“你说得对呀！”当天就下令收回成命。
上面都是所谓从谏如流的例子，其实，喜欢逢迎才是人的本性。只有人格修养到达了极高境界的人，才能做到闻过则喜，普通人往往是闻过不喜，甚至是闻过则怒。所以，上述的例子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合理的愿望和理想，否则也就不写在书里了。
（参见《晏子春秋》、洪迈《容斋随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