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见村上春树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不喜欢“中华料理”。他有点难为情地笑笑,未予回答——大概认为面对远道而来且初次见面的中国人直说不喜欢“中华料理”未免失礼。但我听说他是不喜欢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喜欢的“中华料理”的。当我译完《海边的卡夫卡》开始翻译他的随笔的时候,终于在这本小书里找到了言之凿凿的“铁证”——“‘中华料理’一概不吃……我对中国和中国人决不怀有不好的感情,相反,总的说来是有极大兴趣的,熟人里有几个中国人,我的小说中也有许多中国人出场。尽管这样,我的胃还是拒不接受‘中华料理’。”
不仅如此,我还从中考证出原来《挪威的森林》中的绿子真有可能就是村上现在的太太——若干读者来信问起过,当时没敢说是谁——在那篇和安西水丸的对谈中,村上介绍了和太太相识的缘起。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闹“学潮”时班上讨论“美帝国主义的亚洲侵略”,而她因为是天主教女校考上来的,对政治茫茫然一无所知,于是一个劲儿追问什么是帝国主义,高中时代就经常向女孩献殷勤的村上赶紧教她,一来二去要好起来。“不过当时并没有跟结婚挂钩,我有个正相处的女孩”。喏喏,这岂不是和《挪威的森林》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简直不打自招!难怪村上在《挪威的森林》后记中说这部作品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
在这点上,可以说既没有比村上更远离媒体的作家,又没有比村上更裸露“私人”的作家。这本书里的随笔是一九八二年开始写的,在一本名叫《日刊打工新闻》的刊物上连载了一年半。那时村上刚出道不久(一九七九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年龄三十刚刚出头,因此书中的青春往事都还相去不远,自然写得分外生动分外真切,从中不难找出少年春树和青年春树的音容笑貌,而且大多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例如上高中时他曾为讨好一个被电车门夹住纸袋的“十分可爱的女高中生”,飞身扑上前帮她拉纸袋而将纸袋拉成两半,致使袋里的东西哗啦啦散落在路轨上——讨好没讨成,赶紧逃之夭夭。婚后一次“‘吱溜溜’喝自己做的大酱汤、吃自己做的炖萝卜干”时忽然想起今天是情人节。情人节该是女孩向男孩赠送巧克力的日子,而自己却一粒巧克力也没捞到,于是深感自己的人生窝囊透顶,“我的人生从某一时刻开始突然偏离正轨,沦为在情人节晚上做萝卜干和油豆腐炖菜之人了!”
村上的随笔主要写他个人,写他的人生际遇、所感所思和喜怒哀乐。当然,随笔(essay)不同于日记,不可能百分之百实有其事,但又不至于像小说那样无中生有。日本读者倒是相信那就是原原本本的村上春树。既然村上的同胞们相信,那我们照单全收也无妨。
最后说一句,此书何以叫《村上朝日堂》,据一位日本编辑猜测,可能因为给这本书画插图的(原书有插图)安西水丸
原名叫“渡边升”(村上小说中的主人公常用此名),而“升”即“朝日”之意,村上春树与之搭档,故而称“村上朝日堂”。但这终究属于猜测,实情不得而知——不知也无妨。
林少华
二〇〇三年初秋
于东京
学生时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打工的每小时平均工钱差不多等于在酒吧喝一杯咖啡的平均价钱。具体说来,六十年代末期为一百五十日元左右。记得一盒“hi-lite”烟八十日元,一本少年杂志一百日元。
我打工挣的钱都用来买唱片了。干一天可以买一张密纹唱片。
如今咖啡三百日元而打工每小时五百日元,行情变了一些,干一天能买两张唱片。
只看数字,似乎这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好过了。但从生活感觉来说,我不认为好过多少。过去家庭主妇很少做钟点工,更没有高利贷催命。
数字这东西极为复杂。所以总理府统计局那地方不大可信,GNP
绝对莫名其妙。
如果把GNP那东西“通”一声放在新宿西口广场,想摸谁都可以摸两下,那么我也可能相信。若不然,我才不相信那没有实体的玩意儿。
在这方面,我认为竹村健一
和田中角荣
实在很伟大。因为他们明知数字形迹可疑,却又信手拈来为己所用。那种程度的数字,一本小手册足矣。
这个不说也罢。反正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学生时代打工买来的唱片,一张张认真欣赏。总之,问题不在于数量多少,而在于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