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初中时常挨老师打。记忆中,念小学没给老师打过,念高中也没有。可是不知何故,惟独上初中期间动不动就挨一顿。而且不是因为抽烟喝酒或偷东西一类严重问题挨的打,都是因为相当琐碎的小事,例如忘带作业啦和老师顶嘴啦等等。挨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打嘴巴,或用什么砸脑袋。挨老师打已成为我们(至少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象基本是男生,但女孩子挨打也不是没有。也可能因为我特别自以为了不起才动不动挨打,可我当时——现在另当别论——并非专以讨人嫌为能事的。
我就读的是兵库县芦屋市一所普通的公立初中,环境决不兵荒马乱。如今怎么样我不晓得,而当时没有令人侧目的不良分子,同级生几乎都是像画在画上一样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女,据我所见所闻,没人调皮捣蛋,也没人称王称霸。在那种和平环境中,教师何苦频频出手打人呢?委实匪夷所思。那样子岂不是和战前的兵营没什么两样?
当然不打学生的老师也是有的。不过我想男老师有一多半打人。常有右翼分子说“战后民主主义教育把日本搞完蛋了”——具体指什么我可是全然理解不了。对我来说,“战后民主主义教育”那劳什子压根儿就不存在。
终究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忆也已相当依稀。但每次回想当时,一次也没有觉得“挨打也算不错”,绝对没有。现在想起仍怏怏不快,甚至心头火起。
不用说,若那时觉得“挨打也情有可原”,我也不至于如此耿耿于怀。问题是我每次都认为挨打不公平、岂有此理,所以才至今念念不忘。至少我无论如何都没心思访问一次母校。我想这是不幸的,毕竟那所学校给我的难忘的美好回忆也有许许多多。
细想之下,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由于日常性挨老师打而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自那以来,我开始对老师和学校怀有恐惧和厌恶之感,不再感到亲切。人生途中也曾遇到过几位优秀教师,但与他们几乎不曾有过个人接触,横竖上不来那样的心情。这又是一种不幸。
几年前同是兵库县的一所高中发生了校门压死女生的事件。事情诚然荒唐至极,但依我的体验,觉得即使发生那种乱七八糟的事也无足为奇。得知有人甚至辩护说“事件固然不幸,但那位老师教课很认真”,我的心情更加黯淡。这些人大概不知道正是认真这点使得问题愈发严重了。
在电视新闻中看见过两次我上的那所中学。一次看见大地震遇难者的遗体摆在学校院子里,另一次是震灾发生后不久在搭满帐篷的院子里举行毕业典礼的情景。那时我已是四十六岁的小说家,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再不用担心挨老师打了。
可是,较之对遇难者的同情,首先浮上脑海的是在那里挨老师打的令人窒息般的痛苦回忆。对地震遇难者我当然深感悲痛,与此相比,挨老师打的痛苦简直等于零。尽管如此,依然留在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还是超越了所有的道理和比较,一下子抢先涌上心头,大地震和体罚这两种毫不相关的野蛮暴力在自己的脑袋里重合成了一个场景。
世上也有人提倡“为了教育孩子,体罚是必要的”之说,但我认为那是不正确的。当然,出于善意而无意识地伸手打学生的认真老师也是有的,有时也会带来良好结果,但是,从体罚作为一种认真的方法论开始独立行走时起,它就变成了以世俗权威为依托的卑小的暴力。这也不仅限于学校。日本社会这种卑小的暴力性我已经看得讨厌了,如果可能,我真不想再见第二次。
假话的心脏:在小田原的动物园里看见有人用鱼糕喂海驴,海驴看上去吃得津津有味。
中原中也
有一首诗:“月光皎洁的夜晚,一颗纽扣掉在海滩。”下两句是:“我把它拾在手里,虽说不想钉上衣衫。”说起来,我过去曾在藤泽鹄沼海岸沙滩上找出一把汽车钥匙,尽管没有如此潇洒。
九月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独自在海边散步。坐在沙滩上怅怅地观看夕阳之间,有个什么硬东西碰在手上。一看,原来并非传说中上个世纪
火奴鲁鲁卡梅哈梅哈(Kamehameha)大王视为珍宝的白银鞋拔,而是一把带有“富士
”标记的普普通通的小汽车钥匙。估计是从哪个人裤袋里掉出来的,没人发现,一直落在这里。
想到某个人周末特意大老远来这海边游玩,却弄丢了车钥匙,真是够可怜的,作为我也非常同情。知道裤袋里钥匙不见了,那个人想必脸色铁青,拼死拼活四下找了好几个小时,但要从空旷的沙滩上找出一把富士车钥匙可不是件容易事……或者不如说相当困难。自己遭遇同样的情况会如何呢?想到这里,脊背一阵发凉。
光这样已够可怜了,而若领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那就更是个求告无门的可怜故事了。两人在初秋的湘南
海岸欢天喜地耍了一天,男方嘴上说“差不多该回去了”而心里正盘算下一步怎样把女孩诱去宾馆之时,车钥匙却死活找不见了,这下如何得了!女孩肯定是用冷冷的视线扫遍他的全身,心想:什么呀,这人岂非整一个傻瓜蛋!假如她已经在心里做好打算:“如果他邀请,跟去也未尝不可,火候差不多了。此人看来不坏,再说自己也想冲个淋浴,替换内裤都带来了。”——那么这就只能称之为海边悲剧了。别人的性冲动和我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不过是个局外人,但若设身处地穿上这双“假设之鞋”(这东西我的鞋箱里可是塞了不少),实在为之痛心疾首。
而且,如果拾到的是宝马或保时捷的钥匙,作为我也可以淡然处之:是吗,唔,可怜自是可怜,不过忍耐一次也没什么吧!而实际上却是富士,这就让我有些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了。我倒绝不是为富士重工做广告。
我这人无论什么东西一忽儿就弄丢了,所以对别人丢东西非常宽容、温和且富有同情心。倘若决斗当中对方因为丢了子弹而捶胸顿足,我想我也大概可以等他找到了再开枪,没准还会跟他一块儿寻找。对于丢东西的人我便是如此的友好,决不会横加指责。老婆弄丢了什么,我也总是“算了算了,这种时候也是有的”地好言抚慰,从未发脾气或冷嘲热讽。虽然角色对换了就会遭受冷言恶语。
很久很久以前,我一个高中同学去世了,他母亲送我一枚肯尼迪半美元硬币作为纪念。在表参道行走时发现一家定做钥匙扣的店,就拿出那枚硬币定做了一个,因为这样就能长期使用了。不料几天后去店里取时,做好的钥匙扣上的肯尼迪硬币居然同我作为纪念品拿回来的那个截然不同,上面应有的一小块伤痕不见了。追问是怎么回事。店里的人说那枚硬币不知在哪里弄丢了,只好买枚新的安上。我把事情的原委向店里说了一遍,告诉对方那枚硬币对于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对方深深鞠躬道歉,可丢失的硬币是回不来了。
不过当时我没怎么生气。沮丧固然十分沮丧,但不知为什么,没想到发脾气或出言不逊,拿了新硬币就回来了。那时蓦然心想:这样的事是会发生的。有形之物无论怎么努力迟早都将倏然消失,人也罢,物也罢。
前不久,我和老婆一起去出席附近一家画廊举办的安西水丸画展公开晚会。展馆里集中展出了水丸和我共同创作的《夜半蜘蛛猴》的插图原作。几十幅原作齐刷刷排在一起,蔚为大观。在那里举杯喝香槟时见到了久违的水丸太太,还认识了他的千金(画伯
非常非常害羞),气氛俨然青山
那边的联欢会。画伯会后想必去附近那家名叫“ARUKUURU”的酒吧度过了一个富于野性的夜晚。我因为以往每次深夜去“ARUKUURU”都无端地(大概灯光太暗的缘故)在吧台打瞌睡,于是只在近处的寿司店喝了一点啤酒,然后就乖乖回家去了。
回想起来,我虽然同画伯结识很长时间了,但记忆中几乎不曾同他真正喝个尽兴。这是因为,水丸开始大举进攻的时刻同我困意上来的时刻相冲突。时下虽然住在近邻,不过感觉上好比小超市的早班和晚班,基本结构错位。
偶尔在哪里喝上一次,到了大约晚间十点,我就看看表说:“水丸,我困了,得回去了。”画伯随即道:“是吗,遗憾啊!这附近有个漂亮女孩,是你的小说迷,说极想见你。正想打电话叫她呢,可惜呀可惜。真的很漂亮哟,脾气也好。我想马上就能赶过来的……”而且每次都说得煞有介事。我是多少有点警惕,提防着受骗上当。不过水丸的夜生活内容深得超乎想象(我个人称之为“安西水丸的森林”),说法未必无中生有。作为我很想试探一下是否真有其事——看水丸“丁铃铃”打完电话后那个漂亮女郎是否会道一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而实际出现在这里。无奈时针一过十点,两片眼皮便像印第·琼斯电影
里的岩石门一样沉甸甸地滑落下来,最终是回家刷牙更衣呼呼大睡,于是同漂亮得别人一说我也很想见见的女郎无缘,同风和日丽(风和日丽到什么地步我自是不知)的梦幻世界——小白兔和大黑猴一边唱着约翰尼·蒂洛森的《漂亮宝贝》(
Cutie Pie
)一边在春天的原野上蹦蹦跳跳的梦幻世界——无关。
不过,即使水丸说的是真的,我也未见得言听计从,兴冲冲地去跟女孩子见面。因为事情恐怕并非见一见就能了结的。算起来已是十来年前的事了,一次给这水丸领到当时青山一家莫名其妙一塌糊涂的野性夜总会,那里有很多很多漂亮的龙腾虎跃的阿姐,所有人吵吵嚷嚷一起喝酒,闹得像明天一早就是世界末日似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这里?如此想着战战兢兢地喝了口啤酒。正喝着,一个女孩对我说“嗳,跳舞吧”,我推辞说“不不,这个我可不太……”结果水丸板起面孔道:“喂喂,村上君,这种时候快快乐乐陪人家跳个舞才合乎礼节,不能让女孩子丢面子的,快快!”那时我还年轻,不大知晓世间有多么可怕,既然如此才合乎礼节,便陪她跳了一番。不料为时不久,青山一带传出了添枝加叶的风言风语:“别看村上那个样儿,原来对跟女孩跳那种贴面舞特感兴趣。在一家夜总会跳得热火朝天。”一个女编辑告诉我:“听了很让人失望,以为你村上君不是那样的人呢。”我这人让人失望已是家常便饭,说无所谓也无所谓,但出于慎重,还是查了查流言的源头。不用说,是水丸画伯大街小巷散布开去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作为我也有些尴尬。可话又说回来,我真的贴面舞跳了不成……?
此次画展也不例外。画伯在横滨绘画学校里教的女孩子来了几个,和她们站着稍微聊了几句。其中一个就问我:“听说您在背后干了不少不地道的勾当,可是真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流言的出处可想而知。真想大声问他:特意跑到横滨教什么去了?!
假话的心脏:今年夏天在夏威夷一家电影院看了《廊桥遗梦》。电影放完时,观众哄堂大笑。到底怎么回事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