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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介于报告文学（Reportage）和随笔（Essay）之间，或者称为随笔风格的报告文学亦未尝不可。既然书名为《日出国的工厂》，那么就先查看一下“日出国”的由来。
日本原先不叫日本。公元607年日本使臣小野妹子（此“妹子”为男性）出使隋朝，大概以为日本列岛位于中国东边，乃日出方向，故国书开头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帝虽为昏君，但这种事上并不昏，读罢龙颜不悦，喝令以后不要再给他看这种无礼的东西。此即“日出国”之由来。而“日出国”显然是“日本”的前身。据《旧唐书》记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总之，“日出国”即日本，均取“本自日边来”之意。
令人意外的不是“日出国”本身，而是“日出国”出现于村上作品。众所周知，村上受西方尤其美国当代的思想和文学影响很深，加之作为专业作家却不为日本主流文坛所肯定和接受，故村上的国家意识相对淡薄，极少强调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好在哪里。这从前不久接受的两次采访中也不难看出。《读卖新闻》记者就全世界有众多村上作品读者这点问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怀有怎样的意识，村上回答：“较之日本人这一概括方式，我以为最好还是说在日本这个场所居住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不太喜欢什么‘日本人论’。即使拿日本语这点来说，里边也还隐藏着新的可能性。较之定于一尊，我更想追求自由。”（《读卖新闻》2009年6月18日）此前在西班牙接受《COURRIER JAPAN》记者采访时，他也明确表示：“不管怎样，我不讨日本文坛喜欢这点应该是确切无疑的。总之我和他们太不一样了。至少我不是他们心目中‘理应如此’的存在。他们认为文学这东西多多少少必须追求日语所具有的美，追求日本文化的主题。但我不那么认为。我把语言作为工具使用，作为能够卓有成效使用的、纯粹的工具，用这个工具写自己的故事，如此而已。再说我不是社交型人物，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我之所以一连几年离开日本，就是因为没有特别留在日本的必要。”记者紧接着问他是否因为被日本其他作家所否定而气恼，村上应道：“那不至于。只是觉得虽然身在自己的国家，却似乎成了一种外人。”记者随即问他身为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这点在当下意味什么呢？村上回答：“日本人现在正在摸索自己的自证性（Identity）……我们正在重新自我叩问什么是通往幸福的道路。我们仍在寻找这个。”（《COURRIER JAPAN》2009年第7期）
事实上，村上的小说也极少以肯定和欣赏的语气提到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也就是说，村上笔下往往出现一种悖论：表达日本却又排斥“日本性”，用日语表达却又排斥“日语性”——有谁曾在他的小说中见过为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所津津乐道的富士山、金阁寺、和服、艺妓、榻榻米、刺身、清酒等大大小小的日本符号？樱花倒是在《挪威的森林》里出现过，而“日本性”以至“日语性”却几乎被消解得一干二净：“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
村上文学这一排斥“日本性”或“去日本化”的特点甚至被视为其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作家岛田雅彦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能像万金油一样畅销世界各国，是因为他在创作中刻意不流露出民族意识，写完后还反复检查，抹去所有民族色彩。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全球化’了。”明治学院大学四方田犬彦教授则用“无味性”表达了类似看法：“不错，村上是用日语创作的日本作家，但他所依据的文化感受、所提及的音乐和电影或者都市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无一不是世界性流通和浮游的东西，在性质上无法归结为特定的地域和民族……如果说村上的小说几乎不存在让人感觉出这种传统的日本味，那么就是说，它是因其文化无味性而跨越国境、得到外国人追捧的。”（《远近》2006年八九月合刊号）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如1987年这本《日出国的工厂》就是。关于这本书的名字，村上在前言中说他本来想的是另一个，但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觉得“日本”、“日本人”这一概念逐渐变大，于是改变主意，采用了“日出国的工厂”这个书名。促使“变大”的一个原因，想必就是村上在参观工厂当中情不自禁地对日本人发出的赞叹：“日本人这种人实在能干，能干得让人怜爱。能干，并且力图从工作本身找出快乐找出哲学找出自豪找出慰藉……想到这点，我好像得到了安慰和鼓励。”是啊，日本人是很能干——村上本人就很能干——能干这点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和佩服的。村上作为能干的日本人之一，此前也不至于讨厌能干的日本人，但他以往的作品从未完整地出现能干的日本人这点确是事实，出现的莫如说是与此相反的日本人，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日本人好像为数不少，他们为之快乐和自豪的也未必是“工作本身”，而往往更是别的什么。但在这本书中，村上不仅详细而生动地描写了能干的日本人，还描写了他一向讨厌的“组织”——作为“组织”的工厂。不仅描写了工厂，还肯定了——有意也好无意也好——为工厂这一“组织”提供支撑的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从中不难感受到村上对“日出国”，尤其是对在“日出国的工厂”拼命劳作的日本人的思索、欣赏和喜爱之情，显示了村上的另一侧面或偏离其“常规”的不同之处。
当然，相同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笔法的幽默。工厂毕竟不是“世界尽头”不是“冷酷仙境”，如果秉笔直书，弄不好就成了“调查报告”。村上自然不会干那种傻事，于是淋漓尽致地演示了幽默这一拿手好戏，把严肃刻板的工厂写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比如“母牛模拟台”，比如专门制造假发的工厂“爱德兰丝”，都叫我看得对日本的工厂发生了大于日本文学的兴趣。下次有机会去日本，哪也不去，就去看那“母牛模拟台”和假发工厂——对假发本身倒不感兴趣——看日本女孩如何为日本的光秃老伯们制作假发套，那场景一定赏心悦目。赏心悦目之余，没准会沁出一种人生的无奈和悲凉。
顺便说一句，村上这次假发工厂“探险记”后来被他融入了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在第九章“电气的绝对不足与暗渠、笠原May关于假发的考察”中，笠原May是这样向“我”介绍假发公司的：“再说假发公司还直接经营美容院，人们都在那里洗假发剪真发。还用说，总不好意思去普通理发店往镜前一坐，道一声‘好咧’取下假发叫人理发吧，话说不出口嘛。光是美容院这项收入都好大一笔……那些人赚得一塌糊涂。让东南亚那种低工资地方做假发，毛发都是当地收购的，泰国啦菲律宾啦。那地方的女孩们把头发剪了卖给假发工厂。有的地方女孩嫁妆就是这么来的。世界也真是变了，我们这儿哪位老伯的假发，原本可是长在印度尼西亚女孩头上的哟！”
怎么样，一脉相承吧？
林少华
2009年7月18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雾失楼台恍若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