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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手伸进冰冷的沙子，注视着闪着波光的黑漆漆的大海。
仿佛那是宇宙的边缘。
祥子曾说过，站在海边感觉就像站在世界的边缘，感觉就像被挤出中心，被挤出人群，遇到同样被挤出大洋的海之边缘。两个孤立者相遇，弄湿了脚趾，这种心情并不是很好。
“总有一天我要离开大海，去四面八方环绕着高楼大厦的城市生活。”
祥子爱说“总有一天”，十七岁时这样说，二十三岁时依然这样说。
总有一天她要去城市，总有一天要在韩国旅行一周，总有一天要找个男人过日子，总有一天要离开医院，总有一天要养猫。她跟我说什么都想尝试。
祥子的英语很容易听懂。谁都能听出日本人的口音，然而她的发音非常正确，连音也很利落。韩国学生和日本学生聚在藤树下的时候，祥子用流利的英语说：
“总有一天我会在乳头周围文上毛毛虫的图案。”
女孩子们被她说得面红耳赤，只有我一个人笑了。
祥子和三名女生来我们学校参观。活动主题是“韩日学生文化交流”。那年，日本文化迅速向韩国开放。祥子就读于日本A市某小规模女子学校，跟我们高中是姊妹学校。祥子作为全校英语说得最好的四名一年级学生之一，来我们学校访问。
校长对这个小活动兴奋不已，带领四名学生参观了整个校园，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看了个遍。她们好像都不累，来到最后的目的地——我们班的教室时，依然充满活力地打了招呼。祥子似乎有点儿害羞。其实她不是真的害羞，只是习惯害羞似的说话。
祥子来韩国之前，妈妈、我和外公一有空就打扫房间。祥子和我同级，我是一年级中为数不多会说英语的学生，尽管说得结结巴巴。班主任以此为由，拜托妈妈同意祥子在韩国停留的一周住在我家。我俩隔着一拃的距离，尴尬地一起走回家。
直到现在，我的眼前还会浮现出家门大开，妈妈和外公看见我们时露出的笑脸。尽管不知道祥子是谁，仅仅因为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就笑脸相迎。我们家人不擅长表达爱意，相视一笑都会觉得别扭。妈妈和外公对祥子的热情显得陌生而滑稽。
“你是祥子吗？很高兴见到你。家里很小，不知道你会不会感觉不舒服。”
妈妈用韩语说个不停，就好像祥子能听懂似的。外公则把她的话翻译成日语，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我以为外公只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只会命令我拿烟灰缸、舀水、帮他倒洗脚水。我从学校回来，他总是坐在那里瞟我一眼，然后继续看电视。而今天，外公关了电视，正在问祥子各种问题。外公说日语的声音里洋溢着自信——虽然这是从孤僻的日本老师那里学来的语言，但毕竟是外公唯一会说的外语。
我们家在吃饭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只是打开电视，一边看新闻或电视剧，一边快速吃饭。祥子来了，外公就用日语说个不停，还不时地哈哈大笑，我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笑着说那么多话。
祥子跪坐在地，乖巧地听外公说话，面带微笑。正如第一次在教室里看到祥子腼腆的样子，我从祥子的笑容里感到了莫名的异质感。祥子不是因为真的好笑而笑，也不是因为共鸣而点头，只是为了让对方感到舒服才摆出那样的姿态。
有时候，外公在祥子面前指着我笑。如果我问祥子爷爷在说什么，祥子就说外公正在聊我的趣事。比如，我忘带书包去上学又跑回家的事，又如我听鬼故事吓得尿裤子的事，总之都是很傻的事。每次我犯了那样的错误，外公总是大发雷霆，所以我不理解外公为什么会把那些事当成有趣的回忆来讲。
和我相比，祥子和外公似乎更聊得来。跟我说话要用英语，很多地方说不清楚，而和外公可以说日语，什么话都能说通。外公让祥子称呼自己“金先生”，还说想和祥子成为朋友，不想成为老校长那样的人。
那是暑假之前，七月的一个夜晚。
祥子和我沿着小区附近的溪水边走边聊。她说我们家人都很亲切，很有趣。我没有回答。可以用英语表达的话语很少，我想表达对祥子的好感，于是挽起她的胳膊。
祥子停下脚步，板着脸看了看我，用生硬的英语说道：
“我是异性恋，对你没有性方面的兴趣。我对其他同性也一样。我喜欢男人。”
我有点儿惊讶，说我对你没有性方面的兴趣，挽着胳膊是朋友之间的亲密接触，让她不要误会。祥子不太相信。第二天在学校看到许多挽着胳膊的女孩后，她总算理解了我的话。
祥子说她和姑姑、爷爷一起生活。来我家的时候不仅没有陌生感，反而感觉很舒服。祥子的姑姑是实际上的家长，但是经常在外过夜，很多时候都不在家。爷爷待她如公主，坚信她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聪明的女孩。
“对爷爷来说，我是宗教，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想死。”
祥子说，下雨的日子，为了不碰上拿着伞接自己的爷爷，她会翻墙回家。爷爷攒下本来就不多的钱给她买衣服，她却连包装袋一起扔进垃圾桶。祥子说爷爷对她的爱过重，这让她毛骨悚然。她说等高中毕业就去东京，再也不回家乡。
“那我把外公送给你吧。我外公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笨的孩子，每次见到我就催我减肥。别说衣服了，连口香糖都没给我买过。”
祥子看着我，静静地笑了。她的微笑很亲切，也很冷淡。那笑容就像成熟的大人对待幼稚的孩子。
祥子住在我家的那一周，家里流动着怪异的活力。外公去超市买祥子喜欢的西瓜，妈妈制定目标学习日语和英语。我们享用着祥子做的饭团，说着三个国家的语言。
“我来拍照。”
祥子在宾得相机里装上胶卷，拍下我们三个人吃西瓜的样子。不仅如此，她还像狗仔队似的抓拍准备晚饭的妈妈、打扫客厅的外公。妈妈和外公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过似乎并不讨厌这样的关心，一笑而过。
眨眼微笑的妈妈和话多的外公，在我看来像是陌生人。如果在外面遇到这样的人，也许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是很好的长辈。妈妈和外公常常无精打采，不善与人打交道。我觉得妈妈和外公就像多年不用积满灰尘的褪色挂钟，没有改变的意愿，也没有目标，只是停在原地。
家人总是像最陌生的人。也许祥子比我更了解外公。
祥子和我常常在放学路上租录像带，然后回家。大都是禁止青少年观看的电影，但是只要和祥子一起去录像店，就可以不受任何怀疑地租到录像带。像伊桑·霍克扮演画家的《伟大的遗产》、有性感床戏的《莎翁情史》、日本恐怖电影《午夜凶铃》、朱莉娅·罗伯茨的《诺丁山》之类的。我们关上客厅的灯，喝着绿茶看电影。每当有性感镜头出现的时候，外公、我和祥子之间就会流过寂静。
“我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喜欢电影的孩子，说不定你会成为拍电影的人。”
还录像带的时候，祥子这样对我说。
“比如编剧或导演。”
我笑着摇头。奇怪的是，祥子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祥子的话里有某种力量。
祥子送给我一张折成方形的世界地图。她说：“世界很大，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她说不要只去离我们小镇很近的城市，既然要去，那就去首尔、去北京、去巴黎、去纽约。我觉得那句话很好笑，只是笑了笑。因为我们家没有人在首尔生活过，我觉得自己也只能这样在老家一直过下去了。
我把祥子送的世界地图贴在我房间的墙上，在祥子生活的A市和我们郡
画上了红点。两点很近，还不到一拃。我在祥子想去的世界城市上也画了点，北京、河内、西雅图、基督城、都柏林。想到那个小点上也有人生活，我就有种恍惚的感觉。
祥子的第一封信在她离开一周后到达。她说不会忘记在韩国度过的时光。她说等她上了大学，总有一天还会再来韩国和我一起旅行。她抱怨说回去之后感觉日本太潮湿，到家的瞬间有种进入坟墓的感觉。她在信中写到，下次见面一定要手挽手。
她不光给我写信，还用另一个信封装了用日语写的信，寄给了外公。外公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分别读着祥子用日语和英语写的信。外公把信放在沙发扶手上，一天要读好几遍她写的竖排信。
祥子的信总是很公平。同一天，我和外公收到同样分量的信。有时是我，有时是外公在信箱里发现她的信。我们争先恐后地打开信箱确认信件，并排坐在沙发上谈论祥子的日常生活。
祥子给外公的信里似乎总是乐观向上的内容，比如赛跑得了第一名、跟姑姑去了美味的咖喱饭店、休息日和朋友去划船、去北海道旅行等。祥子给外公的信里，都是会写在明信片上的那种美好故事。
相反，我收到的信里却只有暗淡的故事。
偷了爷爷的钱，爷爷却装作不知道，最后她把钱扔进下水道；偶尔想在爷爷的食物里下毒；爸爸给的抚养费被姑姑花掉，她知道后把姑姑的内衣撕碎扔到街上；偶尔用消过毒的刀刺自己的骨盆附近。
当时，祥子矛盾的话语让我感到混乱。我很难判断她跟外公说的是真话，还是跟我说的是真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猜测那两种信都是真的。不一定所有的细节都真实，不过应该都是真实的故事。不，即使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我也依然觉得是真的。正如在外公的信里看到的那样，她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喜爱。同时又像在给我的信里写的那样，她也想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最亲近的人复仇。
祥子大约每十天给我俩各写一封信。至于我们是否回信，她并不在意，就这样写到高中毕业。
听说祥子没有亲近的朋友。也许有些看起来相处不错的朋友，但其实她是那种不懂怎么和别人建立亲密友情的人，于是以写信的方式把不能向身边人诉说的心事，告诉无须有身体接触、无须见面的外国人。如果我是日本人，如果我生活在祥子身边，她可能对我毫无兴趣。
距离远了，心就远了；无论喜欢还是讨厌，总要经常接触才会动情。然而祥子的情况不一样。只有绝不会闯进自己生活的人，身处看不见也听不见的远方的人，祥子才会称其为“朋友”。
祥子学习很好。她说无论如何，一定能去东京。
祥子的信在高中毕业三个月后就断了。
祥子在最后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不能去东京了。祥子。”
她又在给外公的信里这样写道：
“我想去韩国看望金先生，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对不起。祥子。”
外公拿着那封只有一行字的信，默默地叹了口气。对外公来说，祥子是非常珍贵的聊天伙伴。如果祥子考上大学来韩国的话，外公还会制订去济州岛游玩的计划。每次提到日本就咬牙切齿的外公，现在却说：“问题在于愚昧的政治家，我们不能憎恨善良的市民。”
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理解祥子和外公之间的友情。
在那之后，外公还是会借由散步打开信箱，看看有没有祥子的信。每次和我通话，外公都会说：“祥子可能很忙吧，有没有和你联系？”他像唱副歌似的，一定要说完这句话才会挂断电话。尽管很遗憾没有再收到祥子的信，不过我也刚开始了新学期的生活，十分忙碌，有点晕头转向，没有精力顾及祥子的信。那时，我就读于首尔某私立大学。
那些日子我几乎想不起祥子。第一次交男朋友，准备做交换生。只有背托福英语单词的时候，我才想起和祥子在家附近的河边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聊天的情景。我还记得她碰触我胳膊的感觉。她像看孩子似的看着我，礼貌却又冷漠的笑脸，还有那美妙的连音。
我只知道祥子的家庭住址，不知道她的电子邮件和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按照祥子的家庭住址给她写了几封信，没有得到答复，很快就忘了这件事。这样过了两年，我作为交换生去了加拿大。偶尔我会想起祥子，不过没有那么悲伤和凄凉。她是个朝气蓬勃的人，应该过得有声有色吧。说不定也像我一样，正在某个遥远的国度学习。
留学生活快结束的时候，我乘坐夜间巴士越过国境，去纽约旅行了三天两夜。这是一次饥饿的旅行。我用餐巾纸偷偷地包起青年旅社里的早餐面包，准备充当午饭和晚饭。
那天，我坐在市立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吃晚饭，忽然感觉有人盯着我看。一个短发的东方女人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可不能在瞪眼比赛中败下阵来，也看向那个女人。女人朝我这边慢慢靠近，开口说道：
“你是从韩国来的吧？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荷娜，去韩国参观学习的日本学生。”
我迟疑着点了点头。她是日本见习生
之一。我不记得她的长相，却还记得低沉而温柔的嗓音。荷娜说太开心了，带我去了自己的公寓。
“三年前我移民到了美国。很幸运，移民之前去了趟韩国。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大家都对我们很好。我想起经常和接待我的那家人出去吃饭的事。每当我吃猪皮或牛小肠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鼓掌欢呼。”
“原来如此。”
“你们也是接待家庭啊。是祥子的吧？”
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看着桌子的边缘。
“你和她还有联系吗？她好像说过跟你有通信。”
我谈到了祥子寄来的最后一封信。写完“我不能去东京了”那封只有一行字的信之后，就完全断了联系。我说，也许是我对祥子犯了什么错吧。为什么没想过问祥子的电子邮件或电话号码呢？我对自己感到失望。荷娜淡淡地笑着说，祥子过得很好，不用担心。
“祥子去了我们当地的大学。本来考上了早稻田大学法学系，她没有去。”
问题在于祥子的爷爷。爷爷患有肾功能衰竭，至少每三天要去医院接受透析治疗。年近五十岁的姑姑对父母的责任感很淡薄，况且还是个购物狂。
爷爷情况如此，祥子没能去东京。荷娜说，当然也有经济上的原因。祥子以四年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当地大学，还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往返，所以没有压力。等到从理疗系毕业，想到哪里工作都没问题。荷娜补充说，祥子选择的是安全的路。
我没有特意去想祥子将来会从事什么工作，只是茫然地觉得她不可能停留在某个地方。因为她曾不以为然地说，只要自己下定决心，就可以去任何地方。当我听说祥子仍然留在家乡寸步不离的时候，这件事就烙刻在我的心里。
每隔三天就带着爷爷去医院的祥子，扔掉早稻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祥子，恐怕连两天以上的旅行都没有过的祥子。在荷娜的公寓里，我曾对祥子有过的失落感和怪异的负罪感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荷娜不停地说着美国的生活和大学里的事。我很想专心听她说话，却总是想起祥子的事，没能认真听进去荷娜的话。
即便如此，为什么突然断了联系，为什么要留在那般想要逃离的家里侍候生病的爷爷，当时的我无法理解。我告诉荷娜我的电子邮箱，拜托她如果有人知道祥子的电子邮箱，就转发给我。
我没有收到荷娜的回复，感觉就像祥子叮嘱过别人，不要透露自己的联系方式。
大四那年夏天，我直接找去了祥子家。我在东京乘坐夜间巴士，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来到祥子居住的村庄。我打算把行李放在村庄的小旅馆里，至少住上一周。即使祥子不在家，估计时间也不会超过两天。我只想见她一面。
来到日本，我才亲身体会到祥子无比讨厌的湿气是什么样子。混合在空气中的水分简直就像汗水。仿佛汗水不是从毛孔流出，而是溶化在空气里的汗水碰到了皮肤。
祥子的家在胡同里，过了马路就是海边。那个地方很安静，建有很多独栋住宅。两个中年男子坐在码头钓鱼。别说小孩子，连个年轻人都很难找到，只有偶尔经过的汽车或踏板摩托车的声音。
我朝祥子家走去。深蓝色的大门，没有门牌。
站到大门前，我鼓起了前所未有的勇气。至少我确信，祥子不会对我视而不见。即使见不到祥子，就这么回去也没关系。当时我罗列出自己付出的努力化为泡影的全部可能，好像也在努力向这些可能敞开心扉。
门开得比想象中快。一位白发苍苍的高个子老人冲着我笑，黑皮肤泛着红晕。我努力回忆刚上大学时选修的日语，却只是结结巴巴地冒出“祥子”“祥子的朋友”“韩国”“写信”之类的字眼。
老人看了看我，笑着说了些我听不懂的日语，然后做了个手势让我进去。里面有个种有紫茉莉花的小院和光滑的木廊台。老人示意我坐在廊台上。我脱掉鞋子，爬上廊台坐了下来。
老人和我相隔而坐，羞涩地继续说话。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不过他的话里大都包含着“祥子”这个专有名词。我想起祥子说过，她爷爷认为她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聪明的孩子，这让她感到窒息。
老人给我端来一杯冰水。
“祥子，祥子。”
小心翼翼的声音。
素侑来了，素侑从韩国来了。好像是这个意思。房间里悄无声息。老人转了转门把手，然后用手势告诉我，门从里面反锁了。天气闷热而潮湿，我却觉得冷冰冰。祥子再也不想见我了。我只是祥子假想的朋友，或者说是她的日记本。她不想继续写日记了，日记本却想介入她的生活。
老人反复说没事没事，戴上帽子，用手比画着表示要出去一会儿。他开门出去的同时，祥子的房门打开了。
长发高高扎起，穿着黄色无袖印染连衣裙的祥子。
祥子怔怔地俯视着坐在廊台上喝冰水的我，然后有气无力地走过来，拉开点距离坐到我旁边。祥子身上散发着纤维柔顺剂的味道。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凝视前方。祥子慢慢地开口说道：
“我以为会是我去韩国看你。”
我看着祥子的侧脸说道：
“我先来了，你失望吗？”
祥子沉默片刻，微微张开嘴巴，叹息似的说道：
“我很想你。”
我有点怨恨祥子，所以没说“我也想你”，不过她那句“我很想你”还是让我流下了眼泪。
有的恋爱像友情，有的友情像恋爱。想到祥子，我就害怕她不再喜欢我了。
其实对我来说，祥子也算不上什么特别的人。即使现在失去了她，我的生活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她不是我的雇主，不是与我共享日常生活的大学同学，也不是亲密的邻家伙伴。运行这台名为“日常生活”的机器，需要的是简单的齿轮，可祥子插不进去。真的。
祥子什么都不是。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对于祥子而言具有某种意义。自从祥子不给我写信，我就感到奇怪的空虚，同时有精神上的虚荣，希望自己不被祥子忘掉。
祥子的皮肤薄而白皙，几乎看得见毛细血管。我问她是不是平时不出门，祥子回答：“除了陪爷爷去医院，不会出去。”她说出门也要戴宽檐帽来防晒。
我问祥子为什么没去东京。她直视着我，笑着摇了摇头，然后走到房间拿来了素描本。打开八开的素描本，我看见蜡笔画的简单画面。有的只是密密麻麻的颜色，有的画在纸面角落，很小。画的下面是写得歪歪扭扭的蜡笔字。祥子用手指着这些字，用日语读完，然后用英语解释：
“被火烧过的脚掌。”
“高速公路上熄掉的路灯。”
“腐烂的、唯一的种子。”
“步调不一致的军人。”
“没有野心的独裁者。”
“典型的反义词。”
“可是……典型。”
“‘早就知道会这样’，这句话的奇怪回声。”
“冻死之前还在刨地的鸽子。”
介绍完画和题目，祥子指着自己说道：
“我，祥子。”
祥子像是被烧断了保险丝。我按捺住沉重的心情，言不由衷地说画得真好。祥子说：“我想画画，不，还是写作吧。”说着，脸上又露出从前那种彬彬有礼的微笑。
那笑容，一如祥子小时候。小时候的祥子，笑容冷漠而成熟。现在，我却从她的笑容里看到软弱和防备的态度。我曾经以为祥子比我强大，其实她很脆弱。
那时的祥子肯定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已经成为比她意志更坚定、更强大的人。看到心灵一角粉碎的人，我莫名地产生了怪异的优越感。
我跟祥子讲了我的大学生活，讲了作为交换生去加拿大的事，以及偶尔出发的背包旅行和新结交的外国人，还有在纽约见到荷娜的事。“我听荷娜说了，你考上了早稻田大学却没有去？听说是因为要带爷爷做透析。”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着说着，我也感觉自己越界了，只是我沉浸在既不安又兴奋的状态之中，说了更多越界的话。
“我不知道你一直生活在家乡，而且是为了照顾爷爷，这真不像你的风格。每三天就要陪爷爷去医院是吧？听说透析真的很辛苦，不管是对患者本人，还是监护人。我没想到你那么爱你的爷爷。”
如果祥子因为我的话而生气，或者至少为自己辩护，我就不会因为自己说的话而如此受伤。
祥子微笑着说道：
“是啊，我是个胆小鬼。”
祥子收起素描本，拿进了房间。从那之后，她再没给我看过那些画。祥子走出房间，坐在廊台上说道：
“可是我越恨，就越是无法摆脱。”
我尴尬地坐在廊台边缘，回想自己为什么要远道而来见祥子。祥子既不是熟人，也不是陌生人，更算不上朋友。虽然祥子从一开始就什么都不算，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又没有那么浅，浅到久别重逢时说些毫无意义的事。
“你在这里，我很开心。”
祥子用双手撑着地板靠到我身边。我不看她，只是把视线投向院子里盛开的紫茉莉。听着她的连衣裙拂过廊台的声音，我从祥子身上感受到老人们特有的奇怪的孤独。我不用看她的脸就能知道。
祥子已经是“老人”了。
祥子挽起我的胳膊。冰冷而柔软的胳膊碰到我又热又湿的胳膊，我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祥子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感觉到她纤细柔软的头发。祥子和我十指相扣，像拍打水面似的朝着空中移动双腿。
“陪我住在这里吧，不要回韩国了，和我一起生活。”
祥子活泼地说道，仿佛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我想以后不会再和祥子见面了。真希望我只记住十七岁的祥子，因为断了联系而心怀遗憾，而后慢慢地遗忘。
如果没在纽约市立图书馆前碰到荷娜，如果没有对祥子心怀遗憾和好奇，我可能已经把祥子从记忆里删除了。哪里也去不成，却又不喜欢停在原地生活，注视这样的面孔并不是愉快的事。
这时，大门开了，老人走进院子。老人的脸比刚才更红了。看到我们手挽手并肩而坐，老人有些慌张，静静地转过头去。本来可以假装没看见，径直回房间，然而他就那样站着，仿佛在说“我给你们时间，快放开手。”
我试图放开祥子的胳膊。但她使出吃奶的力气，使劲抓着我。我站起来，像摆脱贴在胳膊上的老鼠似的推开祥子。老人和我面对面站在狭窄的院子里。他转过头，僵硬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微笑却遮掩不住脸上微微的痉挛。老人和我静静地站了会儿。
“那个男人对我很执着。”祥子指着老人，小声用英语说道，“该死的家伙。”
我被祥子的话吓了一跳，看了看老人的脸。老人好像要掩饰眼里的泪花，转头假装看花。我再次去看祥子。看着老人柔弱的样子，祥子似乎觉得有趣，竟然笑了出来。我想起家里的外公，就好像自己的外公受到了侮辱。
“你说什么？”
“该死的家伙。真希望他找个地方死掉算了。”
我无言以对。身体越来越热，头脑却愈加清醒。
“以后我不会再和你见面了，别像个孩子似的胡闹。”
祥子笑着说：
“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你是谁呀？”
祥子把头靠在廊台的柱子上，像一条死鱼，微微张着嘴，面无表情地看我。我不喜欢祥子这样，于是转过了头。老人弯着腰，若无其事地看花。他提着透明的粉红色塑料袋，里面有几个苹果和带吸管的盒装果汁。
我在老人背后低头说了声“对不起”，然后离开了祥子的家。我向航空公司支付了额外的费用，乘坐第二天下午的飞机返回韩国。
飞机飞得很低。天气晴朗。窗外的玄界滩
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远远看到的事物非常美丽，纤尘不染。
我骗外公说没见到祥子。
“等了几天，也不在家。对不起。”
外公勉强地笑了笑，说道：
“白跑一趟，就当是人生经历吧。从今往后，彻底忘了什么祥子吧。她应该也是太忙了。我们要理解她。”
年轻时的外公动不动就发火。哪怕别人情有可原，他也从来不会嘴下留情。原本几句话就能解决的矛盾，总要升级为战争。没有理解，没有宽容，而且没完没了。事情过去了，也总是拿出来说，说起来又要大发雷霆。
“我们理解她吧，她应该也有苦衷，忘了吧。”这不像外公会说的话。外公似乎是想回避谈论祥子这件事，好像认为祥子有苦衷，就能保护自己的心情。
那样的通信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何况是年龄相差五十岁的外国笔友。五十岁以后就没赚过钱，也没有像样的工作，只是从来不肯委曲求全，这样的人面对祥子的沉默彻底死了心。客厅里，原本收集祥子书信的床头柜变得空空荡荡。外公再也没有查看信箱。那天过后，我们再也不提祥子。
像木偶一样被拴在小屋里的祥子，她的身影宛如幽灵在我眼前忽隐忽现。她应该成为理疗师了吧？她应该开始赚钱了吧？当时我以为祥子的决定过于草率，二十三岁就确定了职业，无法离开出生的小镇。我以为这是非常糟糕的选择。
至少在那个时候，我还以为自己的人生会有所不同。我在心里卑鄙地嘲笑那些安于现状的人。因为那种奇怪的傲慢，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是。那时我似乎相信我的人生与祥子庸俗而烦闷的人生截然不同，我会自由自在，每天都生机勃勃。
从英语系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电视台的电影学术研讨班。为了支付研讨班的注册费，我利用晚间做起了家庭教师。我和组员们编写剧本、学习摄影、听著名导演的演讲。听着颇有名气的电影导演的演讲，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衷。这个过程会很艰难，然而我对自己的电影导演梦深信不疑。
大学同学纷纷去银行、航空公司、出版社工作。我以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是追求金钱和稳定。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重要的只有意义。我安慰自己，因为我在追逐梦想，我过的是有意义的人生。我又感到害怕。从概率上看，成为电影导演并且获得投资拍出电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研讨会结束，我提交作品参加短篇电影独立电影节。直接落选，没有解释。我调整心情，用一年时间写成的剧本，同样在征文比赛中落选。一起学习电影的人们评价我的电影陈腐乏味，没有个性。我自以为很有创意的台词，他们却说根本算不上台词。每年都有人告诉我，你还需要继续学习，你要多看电影。
你写剧本多久了？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扭扭捏捏，不知如何作答。这时我已经快三十岁了。我写了五年剧本，作为剧组成员，也参与过小电影的制作，更多的是参加各种电影的庆功会，听取和传播各种各样的传闻逸事。
我以为创作能给我自由，让我获得解放，粉碎我置身的世界的局限，然而现实恰恰相反。我常常受困于金钱，不得不绞尽脑汁寻找辅导班和家教的工作，对钱的问题越来越敏感。
我和已经在单位做到经理级别的朋友们，花钱的方式有了明显的不同。吃饭的时候他们甚至不让我请客。朋友们固然是为我好，然而一件件小事都在刺激我的自尊心。在公司上班的朋友们每到周末就去看演出或电影，有空就读书，而我的读书量却比他们还少。
每当遇到拍电影的朋友，我总会比较他们的才华和我的才华，随之陷入深深的自卑。灵感枯竭，自我意识却像怪物一样日渐膨胀。看着因工作不顺利而酗酒的导演志愿生，还有像中学生一样在快餐店打工，拿不到夜班津贴的编剧志愿生，我又觉得自己比他们强。
梦想是罪。不，那算不上梦想。
如果电影工作是我的梦想，如果我追逐我的梦想，至少在某些方面会感到有意义和幸福，然而我只是为了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写着并不想写的剧本拍电影，却期待着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的电影能打动别人的心。这是错觉。
拍电影的想法早已灰飞烟灭。我只想在电影界成为有分量的人。我写剧本，故事并没有在我心里流淌，因而显得虚假。我写，不是因为真正想写什么，只是强迫自己为写而写。
梦，只是斑斓的外衣，掩盖了虚荣心、功名心、人情欲望和复仇心等肮脏的心思。我在咬着舌头说什么“没有电影就活不下去”“电影真的很重要”的人群中嗅到了难以消散的欲望腥味。我的欲望只会比他们大，绝对不会比他们小，我只是假装对这件事并不渴望。
纯洁的梦想只属于那些有足够的才华去享受工作本身的人，光荣也应该属于他们。电影、艺术不存在于普通人的努力之中，只在有天分者的努力中才能露出真面孔。我掩面哭泣，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没有才华的人捕捉梦想外衣的瞬间，那件外衣就开始慢慢侵蚀他们的人生。
我几乎失去了我进入电影界之前所有可以称为朋友的人。当然也有愿意等待的朋友，然而吃着影子长大的自我意识却给他们定了罪。跟高薪男人结婚的朋友自不用说，庸俗；朋友坦言自己在职场中逐渐失去灵魂的时候，我假装理解，心里却幸灾乐祸。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震惊，然而震惊并没有持续太久。
独自在家的时间渐渐地多了。很多时候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去找妈妈和外公，不打电话。我和爱我的人们保持距离，相信可以通过电影刻画人的灵魂深处。当时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傲慢带给他们多少失落。
外公打来电话是下午三点。我还没起床。
“喂？”
“还在睡觉吗？我到你家门口了。”
那是十一月，外面下着雨。挂断电话，我看了看手机，从早晨八点开始，共有五个未接电话，都是外公打来的。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等在外面的。
外公的土黄色贝雷帽湿漉漉的，鼻子和耳朵都红了。
“一层住多少人？”
外公经过走廊，看着两侧的房门，啧啧咂嘴。进了房间，我抽出书桌、椅子，拉到外公面前。
“不用椅子，我喜欢坐地板。”
我也坐在地板上。外公说女人屁股不能挨到凉地板，大声嚷嚷着让我坐椅子。
“外公，这里说话要小声才行，隔音不太好。”
“胡说八道。”
外公好像来看望病人，带来一箱维生素饮料。我拿出一瓶，递给外公。
“我不需要这种东西，你自己喝吧。你总说忙啊忙啊，我来看看你究竟有多忙，也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没什么特别的嘛。女孩子衣服这么少，怎么交到男朋友？”
“如果您打算说这些，还是走吧。”
那是外公第一次来我首尔的自炊房
。属于外公的位置是我们家的沙发或外公房间的电热毯。此时此刻，外公尴尬地坐在我的空间里。他乘火车，又换乘地铁和公交车，冒雨来看我。这不像外公的风格。即使我邀请，外公也不会奋不顾身地赶来。外公不是这样的人。
“不像外公的风格”，我在这篇文章里多次写到这句话。现在，我觉得自己心目中的外公可能只是他的局部。即使按照物理时间计算，我也只了解他人生的五分之三。
外公终究只是暂时走进我房间的客人而已。束手无策地在路上淋雨的老人，他人眼里什么都不是的人，失败者中的失败者，一位陌生的老人。此时此刻，他就坐在我的面前，顾左右而言他。
妈妈上班，外公就代替妈妈背着我，抚养我长大。在他的照顾下，我的骨肉渐渐成熟，血液流转。有人说孝道只是意识形态，然而我对外公还有种负债感。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方面，我都没为他做过什么。也许是这个缘故，我才更想疏远他。
外公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递给了我。一个还没撕开的信封。
“祥子，祥子又给我们写信了。”
外公从口袋里掏出了另一个信封，自豪地拿出装在里面的小册子和拍立得照片，以及信纸。覆膜的天蓝色小册子的最前页，两个身穿白大褂的女人和一个男人在笑。中间的中年女人像院长，两边的男女看起来有二十多岁。那个年轻的女人就是祥子。脸颊上的婴儿肥消失了，头发和眉毛染成了褐色。脸上涂了过多的腮红，整个脸看起来都是粉红色。祥子的眼睛和嘴巴都笑得很夸张。
拍立得照片上的祥子抱着黑色的猫，它只有脚是白色的。猫闭着眼睛，身体完全倚靠着祥子的胳膊。这张照片里的祥子也在大笑，露出了牙齿。
“祥子在故乡成了理疗师。她说那是一家很好的医院。如果我去的话，还会给我优惠呢。”
“你就为了这件事来的吗？打个电话就行了。”
“没什么，就这么来了。”
又是沉默。外公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着，注视着烟头。
“现在谁还在房间里抽烟？如果房东知道了，我会被赶出去的。”
外公没有屈服于我的话，接连抽了第二支、第三支。我想发几句牢骚，但是没有说，假装去看小册子里的祥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也不知道外公的沉默意味着什么。
“你呀，这是我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
“我没想到你会成为这么厉害的人。你去首尔学习，还当了电影导演，再辛苦都不找家人帮忙，凭自己的本事生活。什么事情都不放在眼里，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很酷。”
外公在咖啡罐里掐灭烟头，怔怔地望着我，好像在极力掩饰对我的怜悯。外公不擅长掩饰情绪，内心的想法直接写在脸上。外公知道我陷入了泥潭，知道谁都不认可我的人生，他想以这样的方式安慰我。我无言以对，看着小册子说：
“她不是说过化了妆就像歌舞伎吗？”
“漂亮就行了。歌舞伎也好，京剧也罢，自己喜欢就行。”
说完，外公站起身来。
“怎么了，这就要走吗？”
“我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你这么忙，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外公知道我根本就不忙，所以才会出其不意地来看我。他确信下午三点我会在家。我没能拦住外公，跟着他出了门。
唯一的雨伞撑不开了，急性子的外公已经走远。每次按下按钮，雨伞就会自动撑开，然而这次按钮没有用，手动也打不开。豆大的雨点落下来。这样的天气，外公竟然连雨伞都不带，我很生气。胡同尽头有家便利店，可我又没钱买雨伞。
外公快步走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冲我挥手，莫名其妙地笑了。我拿着出了故障的雨伞，朝他跑去。我强忍泪水，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在他面前流泪。我把雨伞递给了他。
“不需要。雨下得也不是很大。哎呀，你哭什么？”
我又从外公那里抢过雨伞，吭哧吭哧地想要撑开。
“这伞，打不开了。上次还好好的，需要的时候偏偏这样。”
“眼泪都掉下来了，给我。”
外公碰了碰雨伞，原本纹丝不动的雨伞架竟然舒展开来。外公呵呵笑着给我撑起了雨伞。我让他打着伞走，可怎么说他都不听。雨越下越大。我说送到车站，外公说不用，他就这样走。外公说这话时眼睛红了，仿佛在说“我要哭了，请放我离开”。我放开外公的手。他头也不回，径直向前走去。
那么任性冲动又心软的怪人。我奇怪的外公。那个一塌糊涂的人。我撑着外公给我撑开的雨伞，注视着他的背影，直至消失。
写给素侑：
你过得好吗？也许你已经忘记我了，可我还是写信给你。你来我家之前，我听荷娜说过她在纽约见到你了。那时候我知道了你的电子邮箱，但是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反复好几次，最终还是没有发送。
简单说吧，那时我生病了。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借口，不过这是真的，所以我才这样说。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出现了征兆，高考之前也在生病。那时候，我给你写信说了很多事，不乏夸张的成分，不过都是真的。
你问过我为什么没去东京。是的，我比谁都渴望去东京。我以为去东京更容易死。因为在家里，爷爷和姑姑轮流监视我，看我是不是企图自杀。有一次被爷爷发现，我活了下来。爷爷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但当时，我对爷爷只有恨。
爷爷对我说：“世界上有很多人想活却活不成，你为什么会有如此奢侈的想法？难道不应该让心灵变得强大吗？”还说什么武士道精神。好像他们都不知道，抑郁症也需要治疗。那时候我的病情更加恶化了。
我没去东京并不是因为爷爷。不是爷爷需要我，而是我需要爷爷。如果我去了东京，也许真的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很害怕。当我在家里尝试自杀的时候，也许在心灵深处想着会有人救我。我害怕了，于是留在了家乡。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我都依赖爷爷和姑姑。
大部分时间，我很无力。偶尔清醒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精神就像用燃料燃烧的火焰。我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世界感到愤怒。愤怒过后，我的身体和精神都破碎如灰烬。这样的过程反反复复。人们都说十九岁、二十岁、二十一岁是美丽的年华，然而我只记得自己每天都想死。
我隐约记得你来我们家那天的情景。那时我刚刚开始接受药物治疗，我记得见到你很开心（如果是狗的话，也许会尿出来），也记得我给你看我的素描本，和你挽着胳膊，还对你说了不友好的话。我吃了药，处于迷糊状态，即使你把我推开，我也面无表情。你夺门而出，我也没有想过追出去。我以为你只是逗我玩，很快就会回来。我在廊台上睡了会儿，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我这才知道我对你做了什么，悔意蔓延。我彻底失去了你。
我不期待你能原谅我。你可以骂我，写这封信只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舒服。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希望自己的心情能轻松些。我会经常写信给你的。
祥子
直到天亮，我依然难以入睡。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怔怔地望着窗外的风景从黑色变成深蓝，再到亮黄。看到中学生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妈妈打来了电话。妈妈的声音压得很低。
“昨天外公去找你了？”
“嗯。”
“你是有脑子还是没脑子？”
“……”
“八十岁的老人冒着雨去首尔，你不但没想留外公住一夜，连顿饭都不做，就让外公空着肚子回来了？”
说到这里，妈妈嘘了口气。手机那端传来外公的声音：“我自己想回来！我只想去看她一眼，你为什么要训孩子？”
“这有什么难的吗？你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要把老人逼到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就算再不懂事也不能这样。”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听妈妈说话。透过妈妈不平静的语气，我感觉妈妈不只是因为我的错误处事方式而愤怒。妈妈冲我发火，也是向外公示威。
外公好像对生病感到羞耻。
对于衰老，外公也不愿轻易接受。他似乎认为生病的老人不够帅。“病这东西，竟然想着操纵和摧毁我吗”，而事实正如此演变，外公似乎无法忍受。那是仅凭坚强和固执无法对抗的疾病。
那时候，我在有很多知道我拍电影的人聚会的酒桌上，抱怨自己写不出东西。当我坐在书桌前，点击娱乐报道消磨时间的时候，外公已经在医院接受了两年的治疗。那天来自炊房看我时，也在接受治疗。
外公偶尔打来电话，我要么不接，要么心不在焉。外公一直在那里。无论发生什么事，他理所当然地就在那里。他只觉得我的情况应该会渐渐变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过上体面的生活，对于他的健康从不多说，还说自己年纪大了，反而不容易感冒。
外公出院那天，妈妈打电话让我暂时放下工作，回家看看外公。妈妈说：“你不是要赚钱吗？我不会少了你的报酬。”妈妈似乎确信，如果不给钱，我就不会回去。可我已经走出太远，无力指责妈妈的不相信。
外公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看着棒球比赛。看见我进来，也只是面带微笑，仍然纹丝不动。瘦削的身体，戴着去自炊房那天戴过的土黄色贝雷帽。人造革红沙发，挨着外公后脑勺的部位外层已经剥落，露出黑色的内皮。
我坐在外公身旁看棒球比赛，尽管我连比赛规则都不清楚。大腿粗壮的击球手即将击球的瞬间，外公跺着脚，屁股动来动去。
“没意思，看别的吧。”
“马上就完了，看看结果。”
我从外公手里夺过遥控器，换了频道。
“吵死了！给我遥控器，让我看完。”
“我拿过遥控器吗？从来都是外公想看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
外公试图抢夺遥控器，无奈手上没有力气。外公的表情看上去是在用力，但最终也没能从我手里夺走遥控器。我换了时尚频道，看化妆讲座。主题是“诱惑男人的眼妆”。外公慢慢地走到电视跟前，拔掉了电源。
“如果你不想看棒球，那就关掉吧。”
“你要固执到什么时候？你怎么从来不替别人着想？只要自己舒服就行了吗？”
外公回到沙发前，低头坐下了。
“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真该死，废话。”
“你痛快了吗，结果变成这样？”
外公抬起头，看着我的脸。
“我真的以为没什么。”
我想说点什么，却连下巴都动不了。仿佛只要动动下巴开口说话，眼泪就会掉下来。我这才看清外公瘦削的脸。我知道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皮肤也在渐渐变黄。我以为那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只是他的老化来得稍微快了点儿。我对自己那么敏感，却对外公的情况如此迟钝。
外公摘下贝雷帽，放在膝盖上。稀疏的白发被帽子压顺了。外公像对恋人告别的男人似的辩解道：
“真的。要是知道这么严重，早就告诉你了，也会经常见面。”
外公艰难地笑了。
“如果告诉你了，你会经常来看我吗？”
我没有回答，而是紧紧抱住外公的头。他的头顶散发出发油的气味。
外公又度过了六十五个夜晚，然后就长眠了。
那六十五天是我最清醒的日子。
仿佛存在着看不见的法律，我们三个人并排睡在卧室里。外公睡在衣柜那边，妈妈在门口，我睡在中间。我们熄了灯，看着天花板聊天。从来不曾说出口的话、原以为没必要说的话，我们都鼓起勇气说了出来，像初相识，又像刚刚学会说话。
起先是外公和我，随后是我和妈妈之间对话。
“床头柜抽屉里，祥子的信放哪儿了？”
“那个？当然扔掉了。”
“为什么？”
“难过。”
“外公为什么那么喜欢她啊？”
“漂亮啊，又爱笑。”
“爸爸从来都没说过我漂亮，我嫉妒了。”
妈妈插嘴道。
几天后，外公和妈妈才隔着我开始说话。
“爸爸，您一个人生活了四十年吧。”
“是啊。”
“为什么呢，爸爸？”
“……那你为什么在李女婿走后不跟别的男人交往啊？”
“您真是没眼力见儿，我交往过很多男人。”
“以后不要光交往，也试试一起生活。”
外公即将去世是确定的事实，却又似乎成了对我们三个人有利的毒药。不过，毒就是毒。渐渐地，外公服用吗啡越来越频繁，吃什么都吐，甚至干脆吃不下去。罐装流食也无济于事。
我想和外公聊天，哪怕关掉电视一两个小时也好，互相看看彼此的脸。外公一辈子都很木讷，从来不会说好话，竟然只是因为腼腆。我想起外公临终之前终于战胜腼腆，跟我说这种事的情景。在他出生的时代，人们认为用语言表达感情不像男人的行为，会受人蔑视。偶尔也会有爱的痕迹不受控制地显露出来。
妈妈和我陪伴外公度过了生命的最后瞬间。仅凭这点，我就大致宽恕了妈妈。葬礼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可以进行日常对话了。
很长时间里，我都不肯原谅妈妈。妈妈生下我就出去工作，像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谣言一样，她似乎只想急着掩盖爸爸的死亡。后来我觉得是妈妈夺走了我哀悼爸爸的机会。下雨天，我穿过带着雨伞来接孩子的家长群，独自冒雨回家，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在小区里转来转去，然后走进不想回的家。妈妈睡觉时总是锁上房门，连句常见的唠叨都没有。妈妈就是这样冷淡的人。
外公临终前三个多小时，妈妈预约了殡仪馆，还把办丧事要用的洗漱用具放进包里。外公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我握住了妈妈的手。她的手又硬又凉，好像全无水分。
外公一停止呼吸，妈妈立刻就给医院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她的声音有点儿颤抖，但也仅此而已。当我趴在外公单薄的身体上哭泣的时候，妈妈只是后退一步，站在那里注视着外公和我。妈妈没有哭，眼角连泪珠也没有。
在葬礼上，母亲一边招待客人，一边拣花生、鱿鱼脯吃，一边聊着家常，谈笑自如。人们在洗手间里窃窃私语：“你看素侑妈妈多狠，唯一的子女这么无情，死去的老人真可怜。”“要是有个儿子，也不至于这么寒酸。”
那些人对妈妈一无所知，只看表面就给妈妈定了“罪”。我对他们的反感从心底上涌。那一刻，我对自己感到陌生。我竟然没有站在那些人的立场上审视妈妈。一次次压抑悲伤，最后忘了该怎样悲伤，妈妈就是这样的人。面对共度一生的父亲的死亡也不敢尽情流泪的人，哭过吐过不知道清洗的人，手脚冰凉、头痛，因为看不见的症状而痛苦的人，这就是妈妈。
坐在开往墓地的公共汽车上，我握着妈妈很难变暖的冰冷的手。妈妈冷冷地看着我浮肿的脸。妈妈的白眼珠白得甚至泛着蓝光。
“我想哭。”
这样说着，妈妈却艰难地笑了。没有扎好的头发散落开来。我从口袋里拿出发夹，固定好妈妈散下的头发。
“你也觉得妈妈很奇怪吧？”
我摇头，又点了点头。
“嗯。妈妈真是个奇怪的人。”
当我对妈妈积攒的情绪未能释放的时候，我不会这样说。妈妈轻轻笑了笑，靠在我肩上睡着了。
外公的衣服整理了大概四箱，捐赠给了附近的美丽商店
。破洞的袜子、薄得不能再薄的内衣、油乎乎的塑料梳子、鞋底破了的运动鞋、变白的皮鞋、快要用完的沐浴露，全部装进二十升的袋子里扔掉了。妈妈毫不迟疑地把外公收集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职业棒球报道剪贴本扔进袋子。看报纸用的老花镜和假牙全部装好，准备放进骨灰堂的抽屉。平时戴的土黄色贝雷帽、夏天的礼帽、厚毛毡布做的藏青色礼帽则放到我的房间。
妈妈让我挑选三张照片放在骨灰堂。我选了外公在阳光灿烂的房间里抱着婴儿时期的我的照片，还有妈妈初中毕业典礼上外公和妈妈保持着距离的合照。照片上的妈妈和外公，甚至没有捧着常见的花束，只是双手放在前面，站在相机前。
妈妈、我和外公，三个人的合影只有一张。
我们三个人尴尬地坐着，面前放着半个西瓜。外公坐在中间，嘴巴紧闭，带着浅浅的笑容。我一只手拿着西瓜，另一只手比画着“V”字，笑得很不自然。妈妈拿着刀，面无表情地看着相机。拍照的人是祥子。
妈妈和外公不喜欢拍照。妈妈说照片上自己的脸看着过于僵硬，外公说老头子拍什么照片。妈妈似乎认为笑着的自己才真实，而外公认为年轻时的样子才是真实的自己。尽管如此，祥子还是追着要拍照，妈妈和外公不得不拍。
祥子寄信给外公的时候也寄来了这张照片。还有一张照片，我和祥子稍微拉开距离站在河边。戴隐形眼镜之前的我戴着厚厚的眼镜，祥子面带端庄的微笑。那时我感觉祥子比我成熟很多，然而照片上微笑的祥子却像个小孩子。
黄色的橡皮筋捆起祥子寄来的照片，保存在鞋盒底层。妈妈在客厅里铺上报纸剥葱，外公和我在阳台上晾衣服，外公和妈妈坐在沙发上尴尬地笑。外公戴着贝雷帽坐在河边长椅上，用羽毛球拍赶苍蝇。
我问妈妈，祥子知不知道外公生病的事。妈妈说她不知道外公和祥子之间的通信内容。外公的遗物里也没发现祥子的信。外公好像清理了剪贴本和照片之外的全部记录。据我所知，外公与病魔做斗争的最后日子里，祥子没有寄信给外公。
“三十年了，爸爸整天就待在家里。”
妈妈摸着被外公的后脑勺磨得露出内皮的沙发说。
“你相信吗？就和你的年龄一样。”
妈妈指着阳台角落里的橡皮树。
“跟那个花盆没什么两样。你不知道它有多压抑我的心情。”
十岁的时候，外公就在店里当店员了。正值在父母膝下撒娇的年龄，外公却拨打算盘，帮忙照看他舅舅的店铺。听说这是外公的祖父决定的，说舅舅没有儿子，外公在店里站稳脚跟有好处。直到五十岁，直到那家店倒闭，外公一天都没间断过工作，除了战争爆发。外公五十岁那年不得不把店铺处理掉。外公向妈妈坦言，这是因为自己犯了小错误。
妈妈说，外公好像被身边的人骗了。几十年来她一直追问原因，外公都不回答，只是不愿意与人交往。
“想起小时候，我没有关于爸爸的记忆。因为爸爸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才回家，甚至是最后处理店铺的那段时间，爸爸也没待在家里。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不在，到了我独立的时候，他突然不出门了。”
婆家人曾经严厉地斥责妈妈：“我们的宝贝儿子为什么要赡养他的岳父？老人家身体好好的，为什么不出去做事？”然而我的爸爸接受了外公，说外公该受教育的时候没能受教育，该享受的时候也没能享受。爸爸那么讨厌香烟，而外公抽烟的时候连窗户都不开，整天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但爸爸认为这情有可原。
关于早早去世的爸爸，外公常常跟我说他的好话。比如长得帅，带出去说是自己的女婿很有面子；天生会说话，在饭桌上总是微笑，体贴温和；妈妈和外公过生日从不忘记送小礼物；等等。
结婚四年，妈妈失去了温柔多情的丈夫，陪着固执的老人和爱哭的小女儿生活到现在。我抚摩着外公的假牙说：
“外公来首尔自炊房那天。”
“嗯。”
“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
“说什么了？”
“他说我这样的生活很酷，因为我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很酷。奇怪的是从那以后，我就在心里彻底放下了拍电影这件事。”
“彻底放下了？”
“现在我打算放弃了，妈妈。”
妈妈没问原因。我们默默地整理外公的遗物。妈妈问我继续在首尔生活，还是打算回故乡。我说不管是在首尔还是在故乡，都不会和妈妈一起生活。现在妈妈也该恢复自由了，男朋友也好，朋友也罢，可以邀请来家里玩，也不用惦记别人吃没吃饭，一个人自由自在。
“妈妈，您比任何人都希望过上自己的生活，不是吗？”
“……谢谢。”
妈妈递给我一沓包在报纸里的钱。
“这是外公的全部遗产。”
“为什么要给我……”
“别这样，拿着吧。外公说了，一定要交给你。”
妈妈把钱放进包里，让我顺路去银行存起来。妈妈说，她本来也可以直接存到我的账户，但还是想让我看看外公一分两分攒起来的纸币。攒了那么久，压在下面的是旧版纸币。
走出妈妈的家，我习惯性地把手伸进信箱。指尖碰到了信封。黄色信封的寄件人位置写的是日语，收信人的位置写着英语。收件人是“Mr Kim”。我偷偷地把信放进口袋，在长途汽车上撕开了信封。祥子小而尖的字迹映入眼帘，可我什么都看不懂。是封竖排信，只有一页。我用手机拍下来，发给懂日语的剧本作家R。
“这是我外公收到的信。我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R给我发送了MMS信息：
金先生：
昨天我去了爷爷的疗养院。医院西边的背阴处，也有玉兰花灿烂地绽放。一位因为严重颈椎病做手术的患者，今天发短信说终于可以自己换衣服了。还有一个患有退行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十六岁女孩，电疗结束后对我说，好羡慕你没有生病。尽管我没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却莫名地感到歉疚，于是我对她说抱歉。
金先生，您让我以后不要再给您写信了。您说不用等我的信，这样心情更轻松。不写信之后，我却总是有很多话想对您说。每当这时我就会感到内疚。说说笑笑，工作，吃美食的时候，我也感到内疚。
感谢您。祝您身体健康。
祥子
我按信封上的地址写了很短的回信：
祥子：
外公去世了。四月五日晚上七点左右。外公与病魔抗争了两年，过去这两个月病情急剧恶化。你也算是和外公联系到最后的朋友。你在外公心中很特别，他应该盼着你能来看他。你随口说的会来韩国，一定会再见面，他当成了真心话。现在我连这样手写书信都觉得麻烦，以后有事需要联系的时候，可以发邮件，或者用skype通话。
素侑
我用力地写下电子邮件和skype用户名，通过特快专递寄走。在首尔的自炊房里，我不顾任何人的目光，哭了两天。我想起几个月前还在那边衣架下抽烟的外公。随着时间的流逝，再也见不到外公的事实变得更清晰了。这个事实越清晰，反而越感觉不像真的。
我三十岁了。所谓的经历，只有人文大学的毕业证和两部执导的电影短片。英语阅读和会话对我来说不是很难，然而我没有能够证明英语水平的资格证和成绩单，甚至没有实习经历。如果想写志愿书，至少要有英语成绩，于是我翻开大学时看过的托福书。整理语法，每天背诵一百个单词。于是，我的心情像针织似的得到整理，很容易就能集中精力了。简单地专注于背诵，杂念渐渐消失。
写剧本的时候，我隔三岔五就会大哭一场。有时写得很顺利，感觉可以继续，然而第二天又删除前一天写的内容，陷入恐惧，担心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人们都说要坚持写下去。我至少坚持写了五年，写作能力却没有得到提升。哪怕写一辈子，恐怕也只是编造些毫无意义的场景。这样的恐惧让我的肌肉变得僵硬。
我不是个有创意的人，更不是积极主动的人，反而适合填鸭式的教育，认清这点没有花费太多时间。我在如此令人厌恶的传统教育中感到无比轻松。每天背着单词，也不忘去招聘网站找工作。
清晨睁开眼睛，我觉得人其实什么也不是，甚至连我们脚踏的坚固土地也像不完整地漂浮在流动地幔上的木板。双脚踏在这样的不确定之上的人，竟然以为自己可以计划未来。
祥子在凌晨一点打来了电话。
我在床上背英语单词，背着背着就睡着了。对方的ID是Teresa。我起身接起电话。
“喂？”
电话那头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对方很久没有说话。
“说话呀，祥子。”
祥子声音很低，缓缓地开口说道：
“金先生的消息，我很遗憾。”
她的声音低沉，像是感冒了。
“我没能遵守约定，对不起。不过我不能去。”
“为什么？”
“金先生不想让我看到他生病的样子。”
起先我不太理解祥子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想到她知道外公生病的事。
“你知道外公生病了吗？”
“嗯，只有你不知道。”
嗯，我不知道，除了我，所有人都知道。祥子，你算什么？我哽咽了。
“很抱歉，我骗了你。不过，我和金先生有约在先。”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祥子接着说现在要来韩国看我和外公。我说知道了，但现在我没心情见你。祥子和外公分享着我不知道的秘密，这让我很嫉妒，同时我也为祥子不和我联系而心生厌恶。对在日本见到的祥子的反感、对自己不稳定的处境所持的防范心理，这些情绪汇聚起来，让我的心变得冰冷而僵硬。
“我不会见你的。”
祥子说，如果我愿意，这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她说有礼物要送给我。
“金先生写给我的信有两百来封，我想这些信对你和你的家人好像更有意义。我很想见到你，把那些信交给你。”
我哽咽着点了点头。
祥子说她住在明洞的宾馆里。我让她来我们社区的咖啡厅。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到达，祥子已经坐在那里了。跟小册子里看到的差不多的浓妆，一头金色长发，还贴了假睫毛，身上穿着亮闪材质的卡其色风衣和白色的牛津短靴。
我对祥子怀着负面情绪，连礼节性的笑容都没有。我的视线投向她闪闪发光的金色指甲。祥子说她在明洞吃了刀削面，还去了美甲店，做了按摩。首尔这个地方和我的故乡K郡截然不同。
“每次想到韩国，我就会想起K郡宁静的氛围、骑着踏板摩托车的中年女子、雨后春笋般冒出青草的河边和蜉蝣。”
祥子的话被我当成了耳边风。我伸出手，示意她把外公的信给我。祥子用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也伸过来，双手握住了我的手。祥子满面笑容地注视着我说，她对外公的事感到遗憾。她的手势和表情让我得到安慰，然而这个事实又让我深感困惑。
我想起去日本时因为祥子我察觉到自己的优越感。那时我确信我的人生比她的人生更好，祥子只能宅在家里，哪儿都去不了，对此我很失望。我还记得当时祥子像丢了魂儿似的靠着我，挽着我的胳膊，莫名地让我毛骨悚然。那时看到祥子生病的爷爷，我为自己的外公身体健康而庆幸。
我没能看到祥子的愁容。
“给你。”
祥子拿出两个塑料购物袋。
“这是金先生的信。”
我伸手从购物袋里拿出一封信。字写得很潦草。竖排信纸上夹杂着汉字、平假名、片假名和数字。信纸角落里有两只头圆嘴尖的麻雀，像伸懒腰似的展翅而笑。画得不精致，只是随手画的写生画，却如实传达出鸟儿们的喜悦。
外公沙发旁的桌子上总是放着烟灰缸、电话和记事本。记事本是打电话时做记录用的，却更接近于外公的涂鸦本。外公画图形、人脸、树木、动物，以及各种奇怪的图案，以此消磨时间，然后借口打扫卫生，把自己画的东西全部扔进垃圾桶。
看到我盯着画，祥子开口说道：
“金先生说他想成为画家。”
我从来没听外公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想成为画家，一边周游全国，一边画画，但是十岁那年……”
“外公开始在舅舅的店铺里工作。”
“对。”
我抽出另一封信。信上画着象宝宝和象妈妈用长鼻子嬉戏的图案。
“他很清楚我的情况，就像一位不用看就能为病人治病的医生。”
“是吗？”
我把手里的信纸递给祥子。祥子用英语逐行翻译给我听：
“今天走在河边，我看见一个年轻男人躺在背阴处睡觉，大概有三十岁吧。下巴和脸上稀稀拉拉地长着胡子，可能很久没刮了。我停下脚步，蹲在那个男人旁边，打量他的脸。”
漫步河边打发时间的外公仿佛触手可及。走在路上或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外公总是看别人的脸。我经常发火说，拜托，不要那样盯着别人看。
祥子递给我装在另一个购物袋里的信。
“这是金先生与病魔做斗争时写的信。”
我抽出一封信，打开。信纸角落里画着画，一只耳朵又大又长的狗吐着舌头，耳朵动来动去地向前跑。祥子拿起这封信，翻译道：
“今天我吃了章鱼粥，这是我喜欢的食物。看起来就像有人吃完又吐出来似的，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好不容易才吃下去。女儿对我说，‘爸爸，一定要吃’，像个严厉的妈妈。女儿生气了，问我是不是想饿死。看在女儿的面子上我也要吃下去，一边吐，一边吃。”
为什么外公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件事呢？
“外公写过我的事吗？”
祥子用吸管搅拌着美式冰咖啡，笑了笑。
“金先生很开心你长得像他。我们重新开始通信的时候，金先生对你别提有多骄傲了。他说他还参加了电影节，看你拍的电影。”
我没有邀请外公参加电影节。我觉得外公八十岁了，没必要为这个特意来首尔。我得到的票早就分给我希望得到认可的电影圈人士了。我也没问外公想不想参加试映会。外公缠着我要看，纠缠了很长时间，我才给他播放了存在笔记本电脑里的电影。一部十五分钟的短片，讲述失去家园的少女在空荡荡的烂尾公寓里生活，最后变成了老鼠的故事。
电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差评。因为善恶界限太明显，隐喻太直白，不够成熟。外公没做任何评价，只是不停地问我，从哪儿来的构思，真的见过失去家园的人吗，甚至还问人是不是真的会变成老鼠，拍摄这个少女的视线是谁的。这些令人不悦同时也很难听到的话，我似乎在千方百计地回避。
外公是我唯一的观众。
祥子用牙咬着吸管，说道：
“有件事我没告诉金先生。”
“……”
“后来我不是又开始写信了吗？那天是我爷爷去世六个月的日子。我大概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调整心态。收到我的信，金先生回信了，说他正在治病，在门诊接受治疗。我没能坦率地告诉金先生我爷爷去世的消息。”
我想起祥子的爷爷。老人听着祥子说难听的话却沉默不语，定定地注视着紫茉莉，面红耳赤。
“我说谎了，我说爷爷的病情渐渐好转。医生本来说没有希望，但是医生的预测出现了偏差。”
祥子一边说，一边整理着散落在桌子上的外公的书信。
“好笑吧？”
“好笑。”
“素侑。”
“嗯。”
“现在我们都是一个人了。”
祥子露出礼节性的微笑，耸了耸肩膀。
那次见面后，祥子在我的自炊房住了两天。我们看了两部现在看来觉得无比差劲的短片，我的作品。祥子点了中餐，省出做饭的时间，把外公的信全部翻译给我听。她用特定的语气和语速读信，偶尔遇到不会用英语表达的单词，就用别的单词解释。我们还去了家附近的洗浴房。在那里，我看到了祥子褐色的乳头附近淡绿色的毛毛虫文身。祥子指着毛毛虫笑了。
我们还去了外公的骨灰堂。
祥子戴上外公的夏季礼帽，我戴上外公最喜欢的贝雷帽。骨灰堂里摆放着祥子给我们拍的全家福和外公坐在河边长椅上的照片。祥子的视线落在两张照片上，双手贴着骨灰堂的玻璃门，说道：
“金先生。”
说完，我们不明所以地笑了。
祥子没去我妈妈的家，也没跟我去家附近的河边。祥子说想再去看看我的母校，也没有去。
“下次再去。这样我才有理由再来这里啊。”
我送祥子去金浦机场。我们在出境大厅里第一次拥抱。身体稍微保持距离，只是用胳膊互相搂着对方的后背，这样的拥抱。
我还记得祥子走进出境大厅时的样子。我还记得祥子进入出境口的样子。我还记得祥子出示登机牌，进入自动玻璃门的面孔。那时候，祥子露出礼节性的笑容，看着我。我的心渐渐冰冷，像从前看到祥子微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