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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最后……为何人类孕育生命和为其送终的劳动（也称再生产劳动或照护劳动）被置于其他一切劳动的低位，这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女性主义的课题将永无终结之日。
只要解开了女性为何是“照护性别”之谜，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绝大部分女性的问题就能得到解答。若问我们的女性学和社会性别研究是做什么的，那就是与这个问题搏斗。
女性学是将女性的经验文字化、理论化的学术。我对日本女性学的贡献就是引进了“家务乃是无薪劳动”的定义。“无薪劳动”在英语中被称为“unpaid work”，这一概念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家务也是劳动”；第二，它还是一种“得不到应得报酬的劳动”。
有一批人最先跳起来反对这个概念，那就是现役的家庭主妇。她们坚称：“我做的事都是出于爱，那是无价的行为，不能简单换算成金钱。”
定义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劳动，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标准。这个标准叫作“第三方评价标准”，取决于某行为能否转移给第三方。
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一些活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比如排泄和进食。这种活动不能因为现在有点儿忙抽不开身而找他人代劳。这些虽然是他人不能代劳的活动，但育儿工作几乎都是可以找他人代劳的，甚至哺乳都可以找乳母代劳。人们一直认为怀孕和分娩不能由他人代劳，但是30年过去，我们已经走进连怀孕都能请人代劳的时代。
能够转移给第三方的活动就是劳动。如此一来，大部分家务都是劳动。而且它还是被隔绝在市场之外，得不到相应报酬的劳动。后来，联合国要求各国计算家庭内部的无薪劳动价值几何。其结果就是，日本政府的统计也发生了改变。现在政府统计劳动时间使用的术语变成了“无偿劳动”“无收入劳动”“无报酬劳动”等等。它们的英文都是“unpaid work”，其直译正是“无薪劳动”。
我向来坚持使用“无薪劳动”。因为相比“无收入劳动”和“无报酬劳动”，“无薪劳动”更气人。（笑）也就是说，这个说法能激起人们的愤慨和不满。所谓概念，就有这样的力量。
应1995年举办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要求，1996年，经济企划厅（现内阁府）给出了一份“你的家务劳动有多少价值”的报告。平均来说，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价值换算成年薪竟高达276万日元。当然，如果家中有新生儿或需要密切看护的老人，其评估额度还会上升。
如果年薪有276万日元，你愿意做家庭主妇吗？这个薪资水平也许比家庭外部从事非正式雇佣劳动的人更高，可是，谁来支付它呢？有哪个男人会向妻子支付如此高昂的薪水？现在日本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为400万日元，向妻子支付了那笔钱，自己就活不下去了。而且即使丈夫失业，妻子的家务劳动负担也不会发生变化。所以问题还在于这种价值的计算方法是否合适。
对此，除了家庭主妇，连许多大叔也跳出来声称家务是不能换算为金钱的神圣爱心之举了。他们鼓吹“妻子是家庭的共同经营者”“夫人是大藏大臣
”，要求女性为此感到骄傲。我要重复强调，这种想法的最大得益者是男性。
无薪劳动论登场时遭到极大反对，其声浪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首先是刚才提到的家庭主妇的反对。为其加油助威的保守派大叔趁机起哄，不断煽动主妇，鼓吹主妇的工作很有价值。如果那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你们怎么不自己做呢？
还有一种，就是宏观经济学家的反对。他们这样说：
“家务不是劳动。”
他们还说，把家务当劳动，是因为对经济学一无所知。
当时，主妇被称为“包三餐带午觉”的工作。但实际上，她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可是女性只要开口抱怨，他们就会这样说：
“我可以承认家务是必不可少的劳动，但那也是不能产出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
因为加入家务劳动论争的经济学家们片面地认为：“将马克思理论应用到家务劳动上，就是这样的。（家务不是生产劳动，就算产生了价值，也只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