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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采芹相识纯属偶然。
数年前，与胡雪桦一起送“好男儿”蒲巴甲入学。离开戏剧学院时，雪桦问我是否有兴趣见见周采芹。采芹为京剧大师周信芳三女儿，早岁于欧洲主攻戏剧，蜚声英伦；晚年又因主演好莱坞电影《喜福会》里固执的琳达阿姨而令人瞩目，那句“不管怎么样，我是这么想的”几乎成了流行语。
其英文版自传《上海的女儿》一经出版，立刻成为全球畅销书。《洛杉矶时报》评论道：“自一九六〇年以来，周采芹作为她那代人中唯一的亚裔演员，在西方的舞台和银幕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同她自己充满戏剧性的一生，同她悲剧与成功相交织的一生相比，则逊色多了。”
事实上，我寻觅采芹已久，只是一直无缘识荆，听雪桦这么一说，自然喜出望外。不料，和采芹初见居然出现戏剧性一幕。她先是一愣，满脸狐疑地望着我，欲言又止，随后转身折回卧室，像是寻找什么东西。没过几分钟，她便拿着一本书走了出来。定睛一看，正是我参与策划的《银汉神韵——唐诗宋词经典吟诵》，里面收录了孙道临、乔榛、丁建华和我朗诵的数十首古典诗词。
采芹弱冠之年即赴英伦，长年浸淫西方文化，国语日渐生疏，但她毕生最大心愿是能为父亲写部大传，向西方读者推介麒派艺术。为此，她不放弃点滴机会学习汉语，《银汉神韵》正是她随身携带的参考书之一。没想到，一本小书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喜福会》的成功敲开了采芹通往好莱坞的大门，《艺伎回忆录》、007系列《大战皇家赌场》等电影合约纷至沓来。这些电影固然使采芹事业峰回路转，但她心里最在意的其实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伦敦主演的舞台剧《苏丝黄的世界》，这部戏讲述了香港红灯区一位心地善良的中国少女与一位英国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那个年代的西方观众喜欢看身穿高开衩旗袍的东方姑娘。采芹生性率直，没有多愁善感，以极其明快活泼的“苏丝黄”形象引起轰动。“这出戏居然在伦敦时装界引发话题。女人们放弃追求做金发美女，转而留长长的直发，甚至还把头发染黑，再用黑笔把眼睛画成东方式的杏仁眼。旗袍成了时尚，可惜并不是每个人穿上都好看。这种高开衩旗袍，穿上后行走坐站要优雅得体才好看，旗袍的高领子也要有挺直的身材才相衬。苗条的中国姑娘穿上了既性感又娴雅，丰满的西方姑娘配上旗袍就有点别扭。”采芹说。
据闻，一九五九年伦敦圣诞晚会上，旗袍成了最流行的晚装。报纸上甚至刊出一幅漫画，画中一个女人对另一个穿旗袍的女人说：“让你不要穿太瘦的裙子，你看，两边都扯开了吧！”
与当时同样红火的另一部华裔题材歌舞剧《花鼓歌》相比，《苏丝黄的世界》的音乐色彩相对单调。于是，采芹建议选择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歌曲《第二春》穿插其间。制作人嫌原歌太长，便请一位英国作家重新填词，歌名也随之改为 Ding Dong Song （《叮当歌》）。Decca公司还专门出版了一张大碟。这张唱片不仅在英国大卖，而且在东南亚也连续两年独占排行榜首位。只是采芹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在亚洲将此歌唱红。
二〇一〇年元月，为制作《可凡倾听》春节特别节目，我将出入于歌榭舞台的“海上花”——姚莉、卢燕、潘迪华、周采芹等一一请上荧幕。说起潘迪华，上海人自然觉得亲切，按程乃珊的话讲：“潘迪华是王家卫手中‘一张上海百搭’。王家卫几乎每部有上海元素的电影，都少不了潘迪华，《阿飞正传》《花样年华》莫不如此。可以说，潘迪华是王家卫电影的灵魂。”知道要与采芹同台，见惯世面的潘迪华竟兴奋得难以自持。原来，《叮当歌》当年在香港便是由葛兰与她唱红，随后流传至东南亚。潘迪华与周采芹神交半世纪，却从未谋面。
录像那日，潘姐姐特意穿了一件黑底色配淡湖绿色花瓣旗袍，显得优雅得体；采芹则身着黑色套装，看上去挺拔干练。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相拥而泣，都为这迟来的相会感慨不已。闲谈间，她们发现，虽然家庭背景迥异，人生脉络却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她俩一个住在蒲石路（长乐路），一个住在善钟路（常熟路），相距不过咫尺，均属“上只角”。
两人十多岁便去海外闯荡江湖，且都有一段cabaret经历。cabaret源自法语，原意为酒馆，早在一八八一年即在巴黎蒙马高地一带流行，为集歌舞表演与美食美酒为一体的娱乐场。潘姐姐于一九五七年意外登临香港璇宫夜总会，从此一发不可收。她演唱的Jazz（爵士乐）风靡港岛，《侬勿要骗我》《何日君再来》等歌曲更是通过BBC等国际媒体传遍全球；而采芹差不多同时也因《苏丝黄的世界》走红，开启了长达五年的俱乐部演唱生涯。只是两人演唱风格大相径庭，采芹的演唱嗲声嗲气，又尖又细，有点像周璇；潘姐姐嗓音沙哑、低沉，与白光相近。
再者，她俩都有过三段回肠荡气的感情生活。潘姐姐说，她一生曾有三位知己：一个是肯为她而死的，一个是她为事业不得不放弃的丈夫，一个则是与她共度廿三年的情人。潘姐姐与情人相恋七年后因对方无法处理家庭羁绊而毅然斩断情丝。也许是老天眷顾，他们不久却意外相逢于旧金山，此后相互扶持二十余年。尽管没有名分，潘姐姐却无怨无悔。
而采芹与第一任丈夫结婚便有不祥预兆，新郎在结婚典礼上脱口将“作为我合法的妻子”误说成“作为我可怕的妻子”。也许是一语成谶，诞下一个儿子后，“可怕的妻子”终于提出离婚。第二段婚姻男主角是《苏丝黄的世界》导演，没等到七年之痒就劳燕分飞。不久，英国自萧伯纳以来最重要的一位戏剧评论家走进采芹的生活，差不多一年之后，那段爱情无疾而终。
然而，最可贵的是，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采芹与潘姐姐始终乐观面对，并对艺术抱有火一般的激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大萧条，因投资房产失利而破产，一贫如洗的采芹只好前往美国，在弟弟餐厅打工讨生活，但她靠毅力获得波士顿塔夫茨大学戏剧硕士学位，重返戏剧界，获得艺术生命的“第二春”。而那个时候的潘姐姐在香港冒险投资百万元排演百老汇歌舞剧《白蛇传》，惨遭失败，血本无归。要知道四十年前的百万元可以在香港买好几栋楼，但潘姐姐为了心中的艺术在所不惜。晚年，儿子从病重直至去世，潘姐姐一边悉心照料儿子，一边仍坚持演唱。当谈起那些伤心往事，潘姐姐淡定自若。不过，听到我问：“你还想唱多久？”她顿时泪如泉涌，说：“I will sing until I die.”（“我要唱到永远。”）
那次上海之行，潘姐姐还带来了五十年前Decca公司灌制的 The World of Tsai Chin （《采芹的世界》）。听着唱片里那熟悉的旋律，两位“海上花”轻轻哼唱起那首在她们生命长河中留下印迹的《叮当歌》。“明明是冷冷清清的长夜/为什么还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听不出是远还是近/分不出是梦还是真/好像是一串铃/打乱了我的心……窗外不再有凄凄切切的幽灵/只听到喜鹊儿齐鸣/今夜的轻风吹来了第二春/又把消沉的夜莺吹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