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失踪案

我对《家喻户晓》并没有每期必看的习惯，不过，最近有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了几本过期杂志，建议我把那些“但凡与‘负责案件侦查的警察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相关的所有文章都看一看”，我便遵嘱照办了。我并没有像大多数读者那样把它们都通读一遍，因为这些文章周复一周，每期都有发表；也没有在其间看看停停，而是毫不间断地连续看完的，这就像在阅读一部有关伦敦这座大都市的警察局的通俗发展史一样。而且，在我看来，人们不妨把它当作一部有关英国每一座大城市的警察部队的发展史来看。等我把这些文章全都看完之后，这一时期所登载的其他文章我都不想再看了，宁愿让自己沉浸在千头万绪的遐想和对往事的回顾之中。

往事如烟，我首先回想起的是，我的一个亲戚是怎样被一个熟人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找到的，不禁莞尔一笑。此人当时怎么也想不起来把B先生的地址放在哪儿了，要不就是把他的住址给遗忘了。我的这位亲爱的表兄，也就是B先生，尽管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可爱，却有一个小小的怪癖，喜欢搬家，平均每三个月就要搬一次家，常常让他那些乡下的朋友摸不着头脑。那些人刚刚打听到汉普斯特德区贝勒路19号，就不得不忍痛割爱，赶紧把这个地址忘掉，再重新记下坎伯韦尔区布朗大街271/2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害得我宁可去背诵一页《沃克发音词典》，也不愿费工夫去记住他那些形形色色、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址。最近三年来，每逢我要给B先生写信，就不得不去查找那些五花八门的地址。去年夏天，他再度享受乔迁之喜，搬到一个富丽堂皇的居民村去了，那里距离伦敦不足十英里，附近有一个火车站。于是，他的那位朋友便上那儿找他去了。（至于那位乡下朋友是如何循着蛛丝马迹把B先生曾经居住过的三四个不同的宅邸都问了个遍，才终于弄清他目前就住在R地的经过，我现在就不说了。）他那天整整一个上午都在村子里到处打听B先生的具体住址，不料，那儿住着许多身份显贵的名流雅士，都是到此地来消夏避暑的，因此，当地各行各业的摊贩、店主都说不清B先生究竟住在哪里；在邮局里，他的信件也无人知晓该怎么投递，根据当时的情形来判断，那些信件往往都直接寄往他在城里的公司了。最后，那位乡下朋友只好一路闲逛着回到火车站的售票处。然而在等火车的时候，他不死心又去打听了一番，权当最后再努力一次，询问的是火车站的那位售票员。“不知道哇，先生，我也说不清B先生到底住在哪里——有这么多达官贵人乘火车来来往往呢。不过，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站在那个柱子边的那个人肯定能给你提供一些情况。”他指给询问者看的那个人是个商贾模样的人——虽然派头十足，却丝毫没有矫揉造作、假充“斯文”的架势，而且显然也没有什么急事要办，只是在那儿懒洋洋地打量着时不时走进车站的那些旅客。然而，见有人来开口向他询问，他马上便彬彬有礼、不假思索地作了回答。“B先生吗？那位身材高大、浅黄色头发的绅士？没错，先生，我认识这位B先生。他住在莫顿别墅区8号——他最近这三个多星期以来一直住在那儿；不过，你来得不是时候啊，先生，他现在不在家。他乘十一点的火车进城去了，通常会乘四点半那趟火车回来。”

那位乡下朋友已经没有时间再劳而无获地重新返回村中去查找，去核对这番话的真实性。他向为他提供信息的那个人道了谢，说他以后再进城到B先生的公司去拜访他。不过，在动身离开R地火车站之前，他再次跑去询问了那位售票员，问他推荐自己去打听情况、了解他朋友确切住址的那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答案是：“警察局的一名警探啊，先生。”我无需再赘言了，连B先生后来也大为吃惊，因为事实证明那名警察所言无误，他把每一个具体细节都说得非常准确。

听说了我表兄和他朋友的这段轶事趣闻之后，我所想到的是，人们从此恐怕再也写不出情节类似卡莱博·威廉姆斯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了；对于读书不求甚解的看官来说，这类小说的主要看点无非是其介于希望与恐惧之间的游离徘徊，小说的主人公或许有望逃脱追捕者对他的穷追不舍，或许到头来还是无法逃脱。这部小说我很久以前看过，如今我已经不记得那位“备受侵犯和伤害的绅士”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卡莱博肆意侵犯过其隐私的那位绅士；但是他对卡莱博展开的追捕行动，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对卡莱博的形形色色的藏身之处的潜心侦察、他对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肯放过的全力追踪——事实上，这一切都取决于他自己的精力、聪慧和锲而不舍的韧劲。小说的看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互斗争，以及谁也不知哪一方最终会成功地战胜对手的那种不确定性：一方是那个冷酷无情的追杀者，另一方是那个足智多谋的卡莱博，为了掩饰自己，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如今，在一八五一年，那位吃尽了苦头的主人准会动用警探来解决问题，至于警探是否能成功破案，这一点恐怕是不会有任何悬念的，唯一的问题大概是时间。藏身之处也许还没被找到，岁月却流逝了，不过，这一点也可能并不是一个久拖不决的问题。如今已经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智斗勇，而是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机器与一个弱小、孤独的人之间的较量；我们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恐惧——唯有毫无悬念的结局。但是，倘若我们把这些关于追捕和逃遁的素材从这位传奇作家的创作宝库中抽取出来，只要这起追逃案被局限在英国，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有那种困扰了，心里不会再老想着是否有神秘失踪的可能性。

小时候，我时常会在父母允许的情况下，由一位非常机智的老妇人带着去陪一位亲戚喝茶，那位老妇人已年届一百二十岁了——或者说，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现在看来，她那时大约只有七十岁左右，大概是吧。她很活泼，也很聪颖，而且见多识广，有一肚子值得大讲特讲的奇事趣闻。她是施耐德家族的一位远房亲戚，埃奇沃思先生曾经从这个家族娶过两房妻子；她知道安德烈上校曾经混入过老牌辉格党，知道那位美丽的德文郡公爵夫人以及那位“米色加蓝色的克鲁夫人 ”当时都聚集在辉格党的旗下；她父亲曾经是大美人儿林丽小姐最早的赞助人之一。我之所以列举这些史料，目的是想说明，她不仅才智过人，而且受到过各种社会关系耳濡目染的熏陶，再加上她本来就天资颖慧，说起那些精彩绝伦的故事时，由不得你不信。不过，我听她讲述过不少有关离奇失踪的故事，那些故事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中，比任何传奇故事都令人难以忘怀。其中有一则故事如下：她父亲的庄园位于什罗普郡，他家停车场的大门正对着一片稀稀落落的村庄，他本人就是这个村庄的一地之主。那一带房屋形成了一条凌乱不堪、毫无章法的街道——这边是一块菜园子，那边是一个农场的山墙根儿，间或有一排简陋的农舍，如此等等。那时候，有一对人品非常高尚的夫妻居住在村头那幢房屋或小别墅里。他们在村子里名气很响，而且备受尊敬，因为他们恪守孝道，悉心照料着丈夫的父亲，一个瘫痪的老人。冬天，他坐在炉火边的轮椅上取暖；到了夏天，他们就把他抬出屋来，让他在屋前的空地上晒太阳，静静心心地享受这天伦之乐，因为他能看到时不时地从他眼前往来经过的村民们。要是没有人搀扶，他自己是没法从床榻移坐到轮椅上的。六月里的一天，赤日炎炎，闷热难当，全村人都趁着太阳好，外出到草场忙活去了，村里只剩下那些老老小小没去。

我上面说到的那位老父亲那天下午也像往常一样被抬出屋来在外面晒太阳，他的儿子和儿媳也都晒草去了。可是，等他们忙到黄昏时分回到家里时，那个全身瘫痪的老父亲却不见了踪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而且从那天起，人们就再也没听到他的任何音信。讲述这个故事的那位老妇人有一个特点，只要拉开话匣子，她总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平心静气地娓娓道来。她文文静静地说，凡是能够去打听的地方，她父亲都去打听了，事情发生得十分蹊跷，根本无法解释。谁也没看到村里有什么陌生人来过；他儿子的住处那天下午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入室抢劫事件，否则，老爷子也许会成为劫匪的一大障碍而惨遭毒手。他的儿子和儿媳整个这段时间都在野外忙农活，而且一直跟村里的乡亲们在一起（何况他们还是出了名的孝子，始终在悉心照料这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父亲）。总而言之，这件事实在太蹊跷，根本无法解释，也在无数人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沉痛印记。

我敢担保，倘若有警探出马，不出一个星期准能破案，但凡与此事相关的每一个证据都能被核查得水落石出。

这个故事虽然有它的神秘性，固然让人心痛，却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因而还算不上具有悲剧色彩。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尽管很传统，但是我在本文中所讲述的有关失踪案的这些奇事趣闻，都是经过人们准确无误地反复传诵过的，而且向我提供情况的那些人也都认为它们是绝对真实的。）却带有严重后果，而且还是令人伤感的后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乡间小镇上，小镇的周围有好几位家大业大的乡绅所建造的宅邸。大约一百年前，这个小镇上住着一位从事法律事务的代理人，同他的母亲和妹妹生活在一起。他为附近的一位大财主当业务代理，也就是按照契约所规定的日子帮他去收房租，这件事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他每到这些时候就会去一家小酒馆，离家大概有五英里，租户们就在那儿跟他碰头，把他们应付的租金交给这个年轻人。等房租都收齐之后，他会请大家吃顿饭。有一天夜里，那场宴请活动结束之后，他没有回家。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聘用他做代理的那位乡绅，只好花钱雇请当时横行乡里的那些多戈贝利之流四处去找他，要把这笔下落不明的现金追回来；那位视他为顶梁柱和主心骨的母亲，凭着她矢志不渝的母爱，也在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到处找他。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于是，久而久之便谣言四起，说他肯定携着这笔钱款逃到国外去了。他母亲耳边成天听到的都是这种风言风语，却又没法证明儿子的清白，如此这般的折磨，搅得她肝肠寸断，不久便离开了人世。许多年过去之后，我想大概有五十年之久吧，小镇上的那个家境富裕、既是屠夫又是牧场主的人也死了。不过，在临死之前，他坦白交代了事情的真相，说他曾经拦路抢劫过某某先生——案情就发生在离小镇很近的那片灌木丛生的荒地里，差不多就在他自己家附近能听得见喊声的地方，他本来只打算抢走某某先生身上的钱款，但是遭到了他始料不及的拼命抵抗，他情急之下失手捅死了某某先生。当天夜里，他把某某先生的尸体深深掩埋在了那片荒地松软的沙土下。后来，人们果然在那里找到了某某先生的尸骨，但是已为时太晚，他那可怜的母亲根本不知道某某先生的名声总算清白了。他妹妹随后也去世了，终身未嫁，因为谁也不想承担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跟这户人家结亲。如今，谁也不关心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清白无辜的了。

要是我们的警探制度那时候就建立起来了该多好啊！

上述这个故事几乎称不上一则没法破解的失踪案。不过只有一代人没能破解它而已。然而在流传于上个世纪的那些传说中，无论怎样猜想也永远破解不了的失踪事件比比皆是。我就亲耳听说过这样一起失踪案（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在《钱伯斯通俗文学周刊》的前几期里，有一期也刊登过这则故事），说的是发生在林肯郡的一场婚礼上的离奇失踪事件，时间大约为一七五〇年左右。那时候，新婚夫妇不一定非得外出蜜月旅行不可，但是婚宴还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这对新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便举行了一场欢快、热闹的婚宴，地点不是在新郎家，就是在新娘家。在这桩无头案中，前来参加婚礼的所有宾客都到新郎家去闹洞房了，后来大家便分散开来，有的在花园里漫步，有的在屋子里休息，等着婚宴开席。照理说，新郎应当始终陪着他的新娘才对，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他突然被一个家仆叫走了。那个家仆说，外面有一个陌生人想跟他谈谈，从那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无独有偶，在费斯蒂尼雅戈附近的林区有一座年久失修、无人居住的威尔士风格的大礼堂，那一带也流行着与此相同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新郎也是在他的新婚之日被人叫出去与一位陌生人见面的，没想到从那一刻起，他就永远从人间大地上消失了。不过，在那一带，人们说起这桩无头案时，总要添上一段新的内容，说那位新娘独自活到了高寿——度过了七十多个春秋。但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日复一日，只要有阳光或月光照耀大地，她都会端坐在那儿举目眺望——坐在一扇殊无二致的窗户前向外眺望，因为在那扇窗户前，只要有人朝这屋子走来，她都能看到。她的全部念想，她的所有心智，都沉浸在那单调乏味、望穿秋水的翘首企盼中。在她去世前的漫长岁月里，她一直稚气未改，唯独念念不忘一个愿望——坐在那扇高高的落地窗前，举目眺望那条公路，盼望他从那条路上向她走来。除了抑郁寡欢，湮没无闻，她的忠贞不渝丝毫也不亚于伊凡吉琳。

这两则情节相似的故事，说的都是发生在新婚之日的离奇失踪案，按照法国人的说法，都是“得到人们公认的事实”。故事表明，凡是有助于增强通讯设施的任何手段，凡是有助于增强通讯工具的系统性的任何措施，都有助于增强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安全感。只要让哪个新郎来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让他抛下他那“凶悍泼辣的新娘凯瑟琳 ”扬长而去试试看。要不了多久，他就被遣送回家了，像一个回来讨饶的胆小鬼，已经被那份电报吓破了胆，而且是被一名警探押解回来的，终究没能逃脱他命中注定的婚姻。

再说两桩关于离奇失踪的无头案，我的故事也就讲完了。我把最后这个尚未过时的故事先提前说吧，因为这个故事最令人伤感，况且我们也要用令人愉快的方式收尾才好（也算赶一回时髦吧）。大约在一八二〇至一八三〇年间，北谢尔孜住着一位可敬可亲的老妇人和她的儿子，儿子想通过自己的发奋努力掌握大量医学方面的知识，将来好外出谋生，到波罗的海的轮船上当一名随船医生，大概还想用这种方式挣下足够的钱去爱丁堡读一个学期的书。他的所有计划后来都被进一步落实，促成他的各项计划的人，是小镇上的那位乐善好施的G大夫，此人如今已经作古了。我觉得，在他这桩事情上，那种司空见惯的前期交代就无需再说了。这个小青年很勤快，做了许许多多帮人跑腿和打杂的活儿，即便是一个出身比他高贵的年轻绅士想必也比不上他。他和他母亲住在一个小巷里（或者“靠帮佣为生”），小巷从北谢尔孜的主街延伸出来，直通河滨。G大夫通宵都在照看一位病人，在一个隆冬季节的清晨，他一大早就离开了她，想回家去睡一觉。但是在回家前，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先去了他徒弟家，让徒弟赶紧起床，随后到他家去一趟，因为有些药必须在他家里调制，然后再把药给那位女病人送过去。于是，那可怜的少年便遵嘱来到师父家，配好药剂，随后就带着药上路了，时间大约在那个冬日清晨的五点钟至六点钟之间。人们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过他。G大夫一直在等他过来，以为他待在他母亲家没出门；母亲也在等着儿子，以为他像平常一样上班去了。然而，据人们后来回忆说，那条定期开往爱丁堡的小船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驶离港口的。那位母亲苦熬了一辈子，到死都在翘首期盼儿子回来。若干年过去之后，“黑尔和博尔克系列恐怖案” 宣布告破，人们似乎这才恍然大悟，隐隐约约觉得他已经凶多吉少了。不过，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的确，这种说法充其量只不过是人们的推测而已。我应当再补充一点，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言之凿凿地说他有矢志不渝的意图，因而在行动上也坚定不移，人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说明这种推断并不可靠，说他肯定逃往海外去了，或者用这种不择手段的方式突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规划。

我最后讲的这个故事，是过了多年之后才告破解的那些离奇失踪案中的一件。曼彻斯特有一条相当繁华的大街，从市中心出发，通向郊区的某些地方。这条大街有一个路段名叫盖拉特，后来忽然兴旺起来，成了名流雅士的钟情之地，相比之下，原先的乡野之地，如今已更名为布鲁克大街。该路段原来的路名取自一座黑白相间的古老宫殿，根据建筑风格来看，这座宫殿应当建造于理查德三世时代，或者大约在这个时代前后。如今，这座历史悠久的宫殿依然残存的部分已经被关闭了，关闭了不过才几年时间，因为人们从主干道上依然可以看到这座古老的建筑，它很不景气地坐落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看上去差不多有一半是废墟。我相信，有好几户穷苦人家就蜗居在这里，他们把这破破烂烂的公馆里的几间出租屋租下了来。但是这座建筑物从前却是杰拉尔德宫（杰拉尔德与盖拉特，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建筑物的周围是一片公园，有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从中流过，园内有几处景致宜人的钓鱼池（这些钓鱼池的名字一直保留到了晚近时期，就挂在附近一条马路的路牌上），有几片果园、几处鸽棚，还有一些与昔日庄园主们的豪华宅邸相类似的附属建筑。我可以肯定，当年建造这座大宅的人家是莫斯利家族，这个家族说不定还是曼彻斯特那位封建领主庞大家族的一个分支呢。只要随意查看一下上个世纪制作的有关该地区的地图，就能找到这座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的最后那位庄主的姓名，我要讲述的故事也与他有关。

很多很多年以前，曼彻斯特有两位老姑娘，她们是出身高贵的大家闺秀。她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城里，因而特别喜欢讲述她们记忆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变迁，她们讲述的那些事情可以追溯到距今七八十年以前。对她们父辈那一代人以前所流传的许多秘闻的来龙去脉，她们也了若指掌。她们的父亲，连同她们的祖父，都是曼彻斯特当地令人尊敬的律师，在上个世纪大部分历史进程中一直都是。他们还兼做着本县好几户人家的法律代理。由于城市的迅速扩张，那几户人家不得不舍弃了他们的老宅，好在任何一块土地都在不断增值，他们也从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有些人或许选择了卖掉他们的土地。久而久之，那两位S先生，父子二人，都成了当地名气很响的专门承办财产转让事务的律师，当然也掌握了不少关于人家不可告人的发迹史的秘密，其中有个秘密就与盖拉特宫有关。

这座宫殿的主人，大约在上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候，年纪轻轻就结了婚。他和他的妻子生育了好几个子女，一家人低调而又幸福美满地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后来，终于有生意上的事情迫使丈夫不得不北上去了伦敦——那时候，去伦敦的旅程得花一个星期。他写过信给家人，告知家人他已平安到达。我认为，他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写信回来。他似乎已经被伦敦这座大都市的万丈深渊吞没了，因为没有一个亲朋好友（那位女主人在伦敦拥有众多有权有势的亲朋好友呢）能够确切地向她提供她丈夫的下落。人们普遍认为，他遭到了几个拦路抢劫的劫匪的袭击。在从前那些岁月里，伦敦的确有劫匪，专门在大马路上伺机抢劫路人。人们认为，他当时肯定作了殊死抵抗，结果被劫匪杀害了。他妻子盼望还能再见到丈夫的满腔希望渐渐落空了，于是，她便死了心，全心全意地抚养她的几个孩子。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着，日子倒也平静得很，直到他家业的法定继承人终于长大成人。这时候，那位法定继承人必须先出具某些特定的契约，然后才能合法继承这个家族的庞大产业。这些契约是S先生（这个家族的律师）签署的，并由他亲自交给那位下落不明的绅士保管，就在他最后那次莫名其妙地动身前往伦敦的前夕交给他的。我认为，他的伦敦之行多多少少与这些契约有关。这些契约很可能依然还在，没准已经落在伦敦的某个人手里了，这个人或许知道，或许并不知道这些契约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S先生给他的客户提了个建议，说他应该在伦敦的各家报纸上刊登一则告示，措辞要写得十分巧妙，这样，无论持有这些重要文件的是什么人，他都会明白，这则告示是有针对性的，不至于另有其人。按照律师的吩咐，这则告示刊登出来了。可是，尽管每隔一段时间就重复刊登一次，结果都如石沉大海，毫不见效。不过，后来终于有人寄来了一个神秘的答复，大意是说，那些契约依然还在，理应放弃，但是必须满足某些条件才行，而且只能当面交给那个法定继承人本人。于是，那个年轻人便动身去了伦敦，走走停停，按照所给的指令，来到芭比肯区的一座古宅前。到了这儿，才有一个汉子上来跟他说话，此人显然一直在等候他的到来。那汉子对他说，他必须服从安排把眼睛蒙起来，必须听从他的指挥。他被人牵着穿过了好几条长长的通道，然后才离开了那幢古宅。到了其中一条通道的尽头，他被塞进了一抬轿子，被人抬着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事后老是说，他当时被人抬着转了不知多少个圈子，还说，据他估计，他最终被放下来的地方距离原先的起点并不太远。

等到蒙眼布被摘下来之后，他发觉自己正处于一间优雅别致的起居室里，周围摆满了家族产业的各种徽章和纪念品。有一个已经人到中年、风度翩翩的绅士昂然走进屋来，告诉他说，这件事还得再过一段时日才可兑现（那人应该用某种具体方式向他示意过，至于究竟还要等多久，当时并没有明说），他必须对天发誓，保证严守秘密，绝不说出他是如何把这些契约拿到手的。他的誓言得到了对方的认可。于是，那位绅士便颇为动情地承认说，自己就是那位法定继承人已经失踪多年的父亲。如今看来，他那时似乎坠入了爱河，恋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那姑娘是曾经与他合租一屋之人的朋友。在这位少女面前，他一直表白自己是未婚，她非常乐意听他甜言蜜语地向她求婚，况且她父亲，伦敦城里的一位店老板，也不反对把女儿许配给他——原因是，这个来自兰开夏郡的土财主天生一副极讨人喜欢的相貌，而且具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优点，这位店老板认为，他身上的这些优点可以为他招徕很多顾客。经过一番商议，这门婚事便敲定下来。这位祖上具有骑士血统的家族的后裔，就这样与伦敦城里的那位店老板的独生女结了婚，成为这家店铺生意场上的一名地位较低的合伙人。他对儿子说，他对自己迈出的这一步从来没有后悔过，说他现在这个妻子虽然出身卑微，却娇媚可爱，温顺贤良，而且充满柔情蜜意；说他现在的家庭也有很多子女；说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过得很兴旺，也很美满。他怀着友好的感情询问了他第一任妻子（更确切地说，应当是他名正言顺的结发妻子）的状况。至于他的庄园和家产，他赞成发妻的做法，也赞成她对自己子女的培养教育。但是，他认为他已经对她死了心了，就像她对他也已死了心一样。等到他有朝一日真的死了，他保证说，他会把一封特殊的信函寄给他远在盖拉特的儿子的，他详细说明了那封信的具体内容。从此往后，他们父子之间不会再有任何音信来往了，因为他已经隐姓埋名生活了这么多年，试图追查他的下落是没有用的，即使发过的誓并没有禁止这种努力。我敢断言，那个年轻人并没有想追查父亲下落的强烈愿望，父亲仅仅只是个名分而已。他回到了兰开夏郡，接管了曼彻斯特的那份财产。许多年过去之后，他才收到了那封神秘的通知，说他父亲真的已经亡故了。接到父亲的死讯后，他把如何找回那些地契的相关具体细节都逐一列举出来，交给了S先生，并告诉了一两个亲友。这个家族覆灭之后，或者从盖拉特搬走之后，这件事也就不再是什么严格保守的机密了，而告知我这宗离奇失踪案来龙去脉的人正是S小姐，即这个家族代理律师年事已高的女儿。

请允许我再重申一遍，我为我生活在有警探的时代而感到很欣慰。假如我遇害了，或者犯了重婚罪，不管怎么样，我的亲朋好友们反正会因为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得到慰藉的。

（吴建国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