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types

在所有其他的科学分支中，把一个假设应用到一个非人格化的学科中是合理的。然而，心理学不可避免地会让你面对两个人之间的生活关系，这两个人都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人格，也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做到去人格化。分析师和他的病人可以一致同意以非个人的、客观的方式处理选定的问题，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关系里，他们的整个人格都会参与到讨论中。在这一点上，只有达成相互的一致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能对最终的结果做出任何客观的判断吗？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结论和那些在个体所属的社会环境中普遍有效的标准进行比较时，才有这种可能。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相关个体的心理均势[mental equilibrium，或“正常心智”（sanity）]的问题。因为结果不可能是将一个个体调整为完全的集体水平，来适应他所处社会的“常规”，这是最不自然的情况之一。在一个理智且正常的社会里，人们会日常地产生分歧，因为除了涉及人类本能特质的范畴之外，达成普遍共识的机会相对较少。

分歧的功能角色可以说是社会精神生活的载体，但不是目的；一致也同样重要。因为心理基本上是建立在平衡的对立关系上的，所以没有哪个判断可以被认为是最终的结论，而总要考虑到判断的可逆性。这种独特性的原因在于，没有任何超越心理或在心理之外的立场，能使我们对心灵是什么这一问题形成一个最终的判断。

尽管梦需要个体化的治疗，但为了对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许多个体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和澄清，一些概括也是必要的。很明显，仅描述大量不同的案例，而不去努力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不可能形成任何心理学理论的，也不可能去教授它。任何一般性的特征都可以被选择作为基础。例如，我们可以对人格做出“外倾”（extraverted）和“内倾”（introverted）这样一种相对简单的区分。这只是众多可能的概括之一，但它能使我们立即看到，如果恰好分析师是一种类型，而他的病人是另一种类型，问题便会出现。

既然对梦的更深入分析会导致两个人的对抗，那么很明显他们的态度类型是否相同将会产生巨大的差异。如果他们属于同一类型，他们可以愉快地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但如果一个是外倾的，另一个是内倾的，他们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冲突，特别是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人格类型时，或者当他们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的类型时。例如，外倾的人会选择多数派观点，而内倾的人会单纯因为它是流行的而将之拒绝。这样的误解足够明确，因为一方认为有价值的是另一方认为没有价值的。例如，弗洛伊德把内倾的类型解释为对自己的病态关注，但我认为内省和自知恰可以是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

在释梦的时候，考虑人格的这些差异是非常必要的。不能仅仅因为分析师是一个掌握了心理学理论和相应技术的医生，就认为他是凌驾于这些差异之上的超人。除非他认为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是绝对的真理，能够包含整个人类的心灵，他才能够想象自己比别人更优越。既然这样的假设是很可疑的，那么他就不能真正地肯定。因此，如果他用一种理论或技术（仅仅是一种假设或一种尝试），而不是用他自己鲜活的完整性来面对病人鲜活的完整性，他就会悄然受到怀疑和抨击。

分析师的整个人格是他病人的人格唯一充分的对应物。对分析师而言，心理经验和知识是他的优势，但也仅止于此，并不会使他置身于斗争之外。在这场斗争中，他肯定会受到和自己的病人同样多的考验。因此，他们的性格是和谐、冲突还是互补，这一点很重要。

外倾和内倾只是人类行为的许多特质中的两个。但它们往往很明显，很容易识别。如果我们研究了一些比如说外倾的个体，就会很快发现他们彼此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因此，外倾是一个肤浅又过于笼统的标准，不能算是真正的性格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很久以前试图找到更多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有助于为人类的个性中看似无限的变化提供一些秩序。

我一直对这样的事实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在能够避免使用头脑的时候就决不去使用它，而也有相同数量的人会使用头脑，不过是以一种极其愚蠢的方式。我还惊奇地发现了许多聪明又精明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似乎从未使用过自己的感官（就我们所能分辨的而言）：他们没有看到在自己眼前的东西，听不到传来的话，注意不到他们触摸或品尝的东西。有些人在生活中觉察不到自己身体的状态。

还有些人似乎活在一种最奇怪的意识状态中。仿佛他们今天所在的状态都是最终的，完全没有改变的可能，或者仿佛世界和心灵是静止的，将永远保持不变。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想象力，只依赖自己的感官感知（sense-perception）。机会和可能性在他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生活在“今天”，没有真正的“明天”，未来不过是过去的重复。

在这里，我尝试让读者看到，当开始观察遇到的很多人的时候我自己的第一印象。然而，我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运用头脑的是运用“思维”（thinking）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运用自己的智力去努力使自己适应任何环境；而那些不思考却同样聪明的人，则是那些通过“情感”（feeling）寻找并发现自己道路的人。

我需要对“情感”（feeling）一词做进一步的解释。例如，我们常说的“情感”实际上是“感情”（sentiment，与法语词sentiment相对应）。但我们还会用这个词来表达某种观点，例如，来自白宫的信息的开头可以是“总统觉得（feels）……”。此外，这个词也可以用来表达一种直觉：“我有一种感觉（feeling），好像……”

而我把“情感”和“思维”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在这里指的是对价值的判断——例如同意或不同意，好或坏，等等。根据这个定义，“情感”（feeling）不是一种“情绪”（emotion，就像这个英文词本身所表达的意思那样，是不由自主的 ）。因此我所说的“情感”（feeling）与“思维”（thinking）一样，是一种理性的（即判断的）功能；而“直觉”（intuition）与“感觉”（sensation）一样，是非理性的（即感知的）功能。“直觉”是种“预感”，并非一种主动行为的结果，而更是一种不自觉间发生的事件，其发生直接取决于不同的外部或内部环境，而不是基于某种判断行为。“直觉”像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而“感觉”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事件，因为它本质上直接由客观刺激物引发，而客观刺激的存在是物理的，与心理因素无关。

这4种功能类型，对应着意识面对经验时采取的各种明显的方式。感觉（sensation）告诉你某物的存在，思维（thinking）告诉你它是什么，情感（feeling）告诉你它是否令人愉快，直觉（intuition）告诉你它从哪里来和要到哪里去。

读者应该明白，这4种人类行为类型的标准只是4种视角，还存在着诸多其他视角，如意志力（will power）、性情（temperament）、想象（imagination）、记忆（memory）等。它们不是教条，但它们的基本性质使它们能够成为合适的分类标准。当我被要求向孩子解释父母、向妻子解释丈夫（或者反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尤其有用。它们也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的个人偏见。

因此，如果你想理解另一个人的梦，你必须牺牲自己的偏好，抑制自己的偏见。这并不容易，也不舒服，因为这意味着要进行一种不合每个人口味的道德上的努力。因为如果分析师不努力去批判自己的观点并承认它的相对性，他将得不到关于病人内心的正确信息，也做不到充分的洞察。分析师希望病人至少有一定的意愿来听取他的意见并认真对待，同时给予病人同样的权利。虽然这种关系对任何理解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必要性也不言而喻，但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在治疗的过程中，让病人理解比分析师的理论期待得到满足更重要。病人对分析师解释的抵触并不一定是错误的，这是一个确定的信号，表示某些事情没有“就位”，要么还没有到病人能理解的程度，要么解释不匹配。

在我们努力解释另一个人的象征时，投射式的理解中不可避免会存在偏差，而我们想要填补这个偏差的倾向几乎总是会给解释带来阻碍，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假设分析师感知或想到的内容都能够同样被梦者感知或想到。为了克服这一错误的来源，我一直坚持认为特定的梦的背景很重要，要排除所有与梦有关的理论假设，只除了一条——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从我所讲的这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不能制定释梦的一般规则。我先前提到梦的总体功能似乎是为了弥补意识思维的缺陷和扭曲，指的是这一假设为研究特定的一些梦的本质提供了最有希望的途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功能。

我的一个病人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却没有觉察到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被他的道德优越感所激怒。他在做分析的时候讲了一个梦，梦里他看见一个喝醉了的流浪汉在水沟里打滚——这个情景只在他脑海中唤起一个居高临下的评价：“一个人居然沦落到这个地步，太可怕了。”显然，这个梦令人不愉快的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抵消他对自己有点夸大的评价。但它其实还有比这更多的内容，原来他有一个哥哥是堕落的酒鬼。这个梦还揭示了他的优越态度是对这个哥哥的一种心理补偿，这个哥哥的形象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

在我记得的另一个案例中，一个以自己对心理学有很深理解为傲的女士反复做着一个与另外一位女士有关的梦。当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位女士的时候，她一点都不喜欢她，认为她是一个虚荣又不诚实的阴谋家。但在这个梦中，这位女士看上去几乎像个姐姐，友好又可爱。我的病人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梦到一个她不喜欢的人这么受她喜欢。但这些梦试图传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即她自己被一个与这位女士相似的无意识人格的“阴影”笼罩住了。我的这位病人对自己的人格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因此她很难觉察到这个梦在告诉她关于她自己的权力情结和隐藏动机，这些无意识的内容不止一次地导致她与朋友发生不愉快争吵。而她总是责备别人，而不是自己。

我们忽略、忽视和压抑的不仅仅是人格的“阴影”一面，也可能对自己的积极品质做同样的事情。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个表面上得体、谦逊、举止迷人的人。他似乎总是满足于坐在后排，但又谨慎地坚持要在场。当要求他发言时，他会提出一个很有见地的意见，但他从不突然插嘴。不过他有时候会暗示，某件事情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以好得多的方式处理（尽管他从不解释该如何处理）。

然而，在他的梦中，他不断遇到伟大的历史人物，如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大帝。这些梦显然是对自卑情结的补偿。但它们还有另一重含义。这个梦在问：“我得是什么样的人，才会遇到这样杰出的人物？”在这方面，梦本身指向的是隐秘的妄自尊大，它抵消了梦者的自卑感。这种无意识的伟大想法将他与自己所处的环境隔离开，并使他对各种对别人来说必须承担的义务保持超然的态度。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向自己或向别人证明，他高人一等的判断是因为有高人一等的优点。

实际上，他是在无意识地玩一种荒唐的游戏，而这些梦试图以一种奇怪又含糊不清的方式把它带回意识层面。与拿破仑亲密接触，与亚历山大大帝交好，这些都是自卑情结产生的幻想。但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个梦不能坦率直接地将它要传达的意思毫不含糊地讲出来呢？

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也问过自己。我常常惊讶地发现，梦似乎在避开准确的信息，或者略去决定性的要点。弗洛伊德假设心灵有一个特殊的功能，他称之为“审查”。他推想，“审查”扭曲了梦的意象，使它们无法被识别或具有误导性，从而欺骗梦者对梦的真实主题的意识。通过对梦者隐藏关键的想法，“审查”机制保护他的睡眠不受到不愉快回忆的冲击。但我对梦是睡眠的守护者的说法持怀疑的态度，梦也经常打扰睡眠。

它更像是意识的方式对心灵的阈下内容有一种“抹黑”的效果，阈下状态保持的想法和意向，在张力上比它们在意识中要低得多。在阈下的状态中，它们失去了清晰的定义，相互之间的关系不那么重要，而是更加有模糊的类似性；而且不再那么理性，因此更加“令人费解”。这也可以在所有的类似做梦的状态下观察到，无论是疲劳、发烧或者致幻剂导致的。但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赋予了这些意象更大的张力，它们的阈下特质便会减少，而且当它们接近意识的界限时，就可以被更清晰地定义。

正是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梦经常以类比的方式去表达，为什么一个梦的意象会进入另一个梦中，为什么我们清醒生活的逻辑和时间尺度在其中似乎都不再适用。对无意识而言，梦的形式是自然的，因为产生梦的材料正是以这种方式保留在阈下状态中的。梦不能保护睡眠不受弗洛伊德所说的“不相容的愿望”的影响。他所说的“伪装”实际上是所有冲动在无意识中自然采取的形态。因此，梦不能产生清晰的想法。它如果开始这样做，那么就不再是一个梦，因为它越过了意识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梦似乎绕过了对意识最重要的那些点，而似乎更像是“意识边缘”的显现，就像日全食时星星发出的光芒一样。

我们应该明白，梦的象征主要是脱离意识心理控制的心灵的表达。意义和目的性不是人类心理的特权，它们在所有生物中普遍存在。本质上，有机生长和精神生长是没有区别的，就像植物开花一样，心灵则创造自己的象征。每一个梦都是这个过程的证据。

因此，本能的力量通过梦（加上各种直觉、冲动和其他自发事件）影响着意识的活动。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取决于实际的无意识内容。如果它包含了太多通常应该被意识到的事物，那么它的功能就会被扭曲和损害——动机似乎不是根据真正的本能而产生，事实是，它们因为被压抑或忽视，而被打发到了无意识中，最终以这种方式存在，并表现出其在心灵上的重要性。可以说，它们覆盖了正常的无意识心灵，扭曲了其表达基本象征和意象的自然倾向。因此，对一个关心造成精神问题的原因的精神分析师来说，在分析开始时引导病人做一通差不多自愿的自白是合理的，以让病人意识到其所不喜欢或害怕的一切。

这就像教堂里更古老的忏悔，其在很多方面都预示了现代的心理技巧。至少这是一般规律。然而，在实践中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强烈的自卑或严重的脆弱可能使病人非常难面对可以证明自己缺点的全新证据，甚至不可能。因此我经常发现，一开始就对病人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是相当有益的，当他接近更痛苦的领悟时，这可以提供一种有用的安全感。

以“自我拔高”的梦为例，例如，梦到自己和英国女王喝茶，或者发现自己与教皇关系亲密。如果梦者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象征的实际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目前的精神状态，也就是他的自我状态。如果梦者高估了自己的价值，很容易（从联想产生的材料中）看出，梦者的意图是多么不适宜又幼稚，以及这些意图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孩子想要与父母平等或超越父母的愿望。但如果这是一个自卑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广泛的无价值感已经盖过了梦者性格中每一个积极的方面，那么告诉梦者是多么幼稚、可笑甚至乖张而进一步压抑梦者，将是大错特错的，那将残酷地强化他的自卑感，并且引起一种不好且相当不必要的对治疗的抗拒。

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治疗技术或学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接受治疗的个案都是处于特定情境中的个体。我记得有一位病人跟我做了9年的分析，由于他在国外，我每年只能见他几周。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的麻烦是什么，但我也看到，我所做的试图接近真相的最细微的努力都会遭到激烈的自卫反应，而这有可能导致我们之间的彻底决裂。不管我喜欢与否，我都要尽最大努力去维持我们的关系，去追随他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由他的梦支撑的，于是我们的讨论偏离了他神经症的根源。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以至于我常常怪自己把病人引入了歧途。后来，他的状况有了一些缓慢但明确的改善，这让我始终没有残酷地逼他面对真相。

但是，到了第10个年头，他说自己已经被治愈了，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我很惊讶，因为理论上他的疾病是无法被治愈的。他注意到了我的惊讶，微笑着对我说：“我首先感谢你稳健的智慧和耐心，帮助我克服了神经症的根源。我现在准备告诉你关于它的一切。要是我以前能坦率地谈它，那我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就告诉你它是什么了，但那会破坏你和我的和谐关系。要是那样的话，我会怎么样呢？我可能就成了一个道德上极糟糕的人。在这10年治疗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信任你，随着我的信心的增长，我的情况也有所改善。我进步了，因为这个缓慢的过程使我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现在我有足够的力量来讨论这个曾经折磨我的问题了。”

然后，他极为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问题，这让我明白了我们的治疗不得不遵循这种古怪过程的原因。最初体验到的震惊使他无法独自面对，他需要别人的帮助，而治疗的任务是缓慢帮他建立信心，而不是证明一个临床理论。

从这样的案例中，我学会了使我的方法适应个别病人的需要，而不是把自己投入追求普遍性的理论思考中，因为它可能无法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都适用。在60年的实践经验中，我积累的与人性有关的知识，教会我把每一个个案都当作新的来思考，我首先必须寻找适用于个体的方法。有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扎进对婴儿时期事件和幻想的细致研究中去；而在另一些时候，我是从顶层开始的，即使这意味着直接进入最遥远的形而上学的探索。这一切都取决于了解特定病人个体的语言，并跟随他的无意识一起向着光明摸索。有些情况需要某种方法，而有些情况需要的是另一种。

当人们试图解释象征的时候，尤其如此。两个不同的人可能做几乎完全相同的梦。（在临床经验中，你会很快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像外行人想象的那么罕见。）然而，如果一个梦者是年轻人，另一个梦者比较年长，那么困扰他们的问题相应也会不同，用同样的方法解释两个梦显然就是荒谬的。

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这样一个梦。梦里，一群年轻人骑着马穿过一片广阔的田野。梦者处于领先位置，面对一条满是水的沟渠，他成功地跳了过去，而其他人都掉沟里了。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梦的年轻人是一个谨慎、内向的人，但我从一位性格勇敢的老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梦，而他一直过着积极进取的生活。当他做这个梦的时候，他生着病，给他的医生和护士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他不服从医嘱，实际上却伤了自己。

很明显，这个梦在告诉这个年轻人应该做什么，而它告诉这位老人他居然还在这么做。它在鼓励这个犹豫不决的年轻人，但这位老人却不需要这样的鼓励，他内心中仍然闪烁着的进取精神的确成了他的最大烦恼。这个例子说明了，梦和象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梦者的个人环境和其精神状态。 jSfJEEn7dNkA+2OcfzHVWt1JUU8Em8Q7ITUIcdjjOuL0Aw62iXESne/6d6vHpl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