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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开始写这一章的时候，就说明了符号和象征之间的不同。符号总是比它所代表的概念要少，而象征所代表的东西总是比它的直接明显的意义要多。此外，象征是自然和自发的产物。从来没有哪个天才会在手上拿着画笔或刷子坐下来说：“我现在要发明一个象征。”一个或多或少理性的想法是通过逻辑的结论或深思熟虑的意图达成的，没有人能给它赋予“象征”的形式。不管这个人对这个想法有着什么样的幻想，它仍然是一个符号，与它背后的意识层面的想法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一个暗示某种未知事物的象征。在梦中，象征自发产生，而梦的确发生了，不是梦者捏造的，因此，它们是我们所有关于象征的知识的主要来源。
但我必须指出，象征并不只在梦中出现。它们以各种精神表现的形式出现。有象征的想法和感受，象征的行为和情境。即使是无生命物体，似乎也常常与无意识合作，安排出某种象征的模式。有很多可靠的故事讲到时钟在主人去世的那一刻停止摆动，其中一个是腓特烈大帝无忧宫里的钟摆，当皇帝去世时它就停了。其他一些常见的例子是，当死亡发生的时候，镜子碎了，或者一幅画掉了，或者正经历情感危机之人的房子里发生了无法解释的轻微的破裂。即使怀疑论者拒绝相信这些报告，但这样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它们在心理上的重要性。
象征是无意识中自发产生的（尽管它们后来可能会被有意识地阐述）。上图是古埃及十字章（ankh），生命、宇宙和人类的象征。
相比之下，航空标志则是有意识设计的符号，而不是象征，见上图。
同样常见的飞行梦境，见于一幅19世纪的绘画，由英国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创作，画作名为《哦，我梦到了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啊》。
无生命的物体有时似乎会带着某种象征意义“行动”。上图，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大钟，它的主人在1786年去世时，大钟就停了。
然而，还有许多象征（包括最重要的那些）在其性质和起源上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这些主要是宗教意象。信徒认为它们是神圣的起源，它们已经被揭示给人类。怀疑论者直接说它们是被编造出来的。其实两者都是错误的。的确，正如怀疑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数世纪以来，宗教的象征和概念一直是细致且相当意识化的阐述的对象。正如信徒所暗示的那样，它们的起源也深植于过去的神秘之中，并不来自人类。但它们实际上是“集体的表象”，源自原始的梦和创造性想象。因此这些意象是无意识自发的表现，而不是有意的发明。
这个事实对梦的解释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我稍后会做说明。有人会相信，基本的想法或情感是自己已知的，只是被梦“伪装”起来了；很明显，如果你认为梦是象征性的，你将会用不同于这样的方式进行解释。在上面这种情况下，释梦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你只能找到自己已经知道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自己的学生说：“尽可能多地学习象征，然后当你分析一个梦的时候，再把这些象征全都忘掉。”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所以我把它定为一条规则，以提醒自己永远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他人的梦并正确地做出解释。我这样做是为了检视我自己的联想和反应的流动，否则它们会在我的病人不确定和犹豫时占据主导。尽可能准确地获得梦的特定信息（即无意识对意识心理所带来的），对分析师来说有着治疗上的巨大意义，想要彻底探索梦的内容，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在和弗洛伊德合作的时候，我做的一个梦便说明了这一点。我梦到我在“自己的家里”，很明显是在二楼，这是一间舒适宜人的客厅，里面摆放着18世纪风格的家具。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房间，对此感到很惊艳，开始想知道1楼是什么样子。我从楼梯下去，发现这个地方相当黑暗，墙壁上镶着板，笨重的家具旧到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早。我更加感到惊讶和好奇。我想更多地看看这座房子的整体结构，于是我下到地窖，发现有一扇开着的门，里面是一道石阶，通向一间有拱顶的大房间。地板是大块的石板，墙壁似乎很古老。我检查了墙上的泥灰，发现里面混有一些碎砖，显然这些墙体源于罗马时期。我变得越来越兴奋。我在一个角落的石板上看到一个铁环，我拉起石板，又看到一段狭长的台阶，通向一个类似于洞穴的地方，看起来像是史前的墓穴，里面有两颗头骨、一些骨头和陶器碎片。然后我醒了。
1900年，荣格在苏黎世的伯格霍茨利（Burghölzli）医院担任精神科医生。
弗洛伊德在分析这个梦的时候，如果他遵循了我的方法，探索这个梦的具体联系和背景，他会听到一个影响深远的故事。但我担心他会否定这个说法，以逃避一个确实属于他自己的问题。这个梦其实是对我一生的一个简短总结，更具体地说是我的心智发展过程。我在一座有着200年历史的房子里长大，我们家里的家具大多都是300年前的物件，而我迄今为止最大的精神冒险，就是研究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当时重大的新闻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而在之前不久，我一直活在父母的中世纪观念中，对他们来说，世界和人类仍然是由神圣的全能神和天意所统治。那个世界已经过时了，在遇到了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之后，我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变得相对起来。正是因为如此，一楼是那么寂静、黑暗，显然没有人居住。
当我在解剖学研究所做助理的时候，我对历史的兴趣从最初对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兴趣中开始发展了起来。我对化石人的骨头感兴趣，尤其是对被多次讨论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ensis），还有更加具有争议的杜布瓦猿人（Dubois' Pithecanthropus）的头骨。事实上，这些是我对梦的真实联想，但我不敢向弗洛伊德提及头骨、骨架或尸体，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主题。他怀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我预测他会早逝。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对不来梅所谓的铅地窖（Bleikeller）的干尸感兴趣，1909年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在去乘船的路上一起去过那里。
荣格的母亲和父亲。荣格对古代宗教和神话的兴趣使他远离了父母的宗教世界（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正如他在与弗洛伊德共事时所做的梦显示的那样。
所以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通过那之前不久的一些经历，我深刻地感受到，在弗洛伊德的观念和背景与我的之间，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猜想他会觉得我的内心世界很奇怪，担心如果告诉他，可能会失去和他的友谊。我对自己的内心感到不确定，也为了逃避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他理解我非常个人化又完全不同的心理构成，因此我在讲自己的“自由联想”的时候，几乎自动地对他撒了谎。
我必须为这几段相当冗长的叙述道歉，主要是为了告诉大家我将自己的梦境告诉弗洛伊德时陷入的困境。但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在一个人参与真正的梦的分析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的个人差异。
我很快意识到弗洛伊德是在寻找我的某种“不相容的愿望”。因此，我试探性地提出，我梦到的头骨可能是我的某些家庭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我可能希望他们死去。这个说法得到了他的认可，但我对这种“假”的解决方案并不满意。
当我试图为弗洛伊德的问题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时，我突然被一个直觉弄糊涂了，它是关于主观因素在心理理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的直觉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当时只想着如何摆脱这种不可能解决的困境，于是我走了一条捷径，也就是撒谎。这既不优雅，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脚，但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有和弗洛伊德发生致命争吵的风险——出于很多原因我都觉着不能有这样的后果。
我的直觉由对一个事实的突然又最意想不到的领悟构成，这个事实是我的梦所表达的我自己、我的生活和我的世界，我的整个现实，而不是另一个陌生的心灵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和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理论结构。这不是弗洛伊德的梦，这是我的梦，我突然明白了我的梦意味着什么。
这一冲突说明了梦的分析中的一个关键点。与其说它是一种可以按照规则来学习和应用的技巧，不如说它是两个人之间辩证的交流。如果把梦当作一种机械的技术来处理，那么梦者的个体精神人格便会消失，治疗问题将会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工作中的两个人——分析者还是梦者——哪一个会主导另一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放弃了催眠治疗，因为我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我希望疗愈的过程能从病人自己的人格中发展出来，而不是从我的建议中，这些建议只会产生短暂的效果。我的目的是保护病人的尊严和自由，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在与弗洛伊德的交流中，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建构关于人类及其心理的一般理论之前，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我们必须应对的真实人类。
个体是唯一的现实。我们离个体越远，越是靠近关于“智人”（Homo Sapiens）的抽象概念，我们就越有可能犯错误。在这个社会动荡和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应当更多地了解个体的人类，因为个体的心理和道德特质是如此重要。而我们要能够看到他人的视角中的事物，就需要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这就是为什么理解神话和象征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