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为这本再版的诗歌集子写段自序文字时,突然想起张养浩的一句词:“山河表里潼关路。”七百年前先辈的词句,令人无尽唏嘘。时光如梭,潼关早已不是那个潼关,而故道依然黄尘落日。
从2000年正式进入矿山打工生活,从喀喇昆仑山到祁连山,从华北平原到漠北边地,从云贵到湘广,关山万里,秋雁长风;从意气风发到花发斑驳,从不信有命到灵肉言和,至今,整整二十二年。这本诗集所有的文字都成就于这样的路途,它们是一个人的履历,也是一群人的,它们无关远方,甚至无关诗歌。
我出生在陕西丹凤县一个叫峡河的山村,这里是秦岭、莽岭和伏牛山的夹角地,至今依然是中国最穷苦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大部分时光,而后是矿山颠沛,再之后是城市漂泊,但总之,大半生都与峡河相关。这片土地上,祖辈们口口相传的柳琴戏、孝歌、山调,深入我的骨髓,那些地理与生存,共同构成了我的命运和文字底色。
写作是艰难的事情,从开始到现在,我并没有多少准备,更没有野心。我写,是因为有话要说。生命孤独,写作就是点一盏灯把孤独推开。2006年在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戈壁茫茫,我们每天的工作是深入地下数百米,而我的宿舍是一个小小的地窨子,终日黑暗。我常常掀开被子,在当作床用的炸药箱上写作,每写下一段文字,都会稍稍有一种透气般的解脱感。半年后离开时,满满一床铺诗稿。它们像我写下的许许多多文字一样,永远留在了大漠风尘里。为生活,我拼尽了所有的力气。光亮与黑暗、生和死,互为永恒,我在它们中间走过,挣脱过。
2019年《炸裂志》出版,到今天,加印十五次,共计销售四万册余。从我手里签出的五千册的收件地址判断,阅读群体为高校青年和知识分子居多,这让我异常困惑:无论是内容本身还是我,与他们都隔着深深代际、知识、命运沟壑。最后恍惚的结论是:人类悲欢大多相通。人们在文字中寻找别人,也寻找自己,这也是文学永存的密码。
2018年太白文艺出版社约稿时,我正在贵州一家旅游企业做文案。在此之前,从没有过作品结集出版的奢望,我深知出版作品的难度和复杂,所以一直抱着怀疑之心。那时候所有的诗稿都存放在博客里,在编辑催促下,匆匆复制下来就交了出去,疏于润色打磨,深以为憾。这次,在原集内容的基础上做了一点文字的调校。另外,既然再版,就再充实了十几首诗,在原本的线条上延伸一段。它们是我今年写下的诗歌的一部分。
时间如风一样吹过去了,如今回头再看这些文字,我看见了自己的青春、挣扎、梦想与苟且,看见了一个人站在黄尘古道中,四野的春风和霜雪把他吹彻。
谢谢命运,谢谢相遇的每一个人!
2022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