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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为这本再版的诗歌集子写段自序文字时，突然想起张养浩的一句词：“山河表里潼关路。”七百年前先辈的词句，令人无尽唏嘘。时光如梭，潼关早已不是那个潼关，而故道依然黄尘落日。
从2000年正式进入矿山打工生活，从喀喇昆仑山到祁连山，从华北平原到漠北边地，从云贵到湘广，关山万里，秋雁长风；从意气风发到花发斑驳，从不信有命到灵肉言和，至今，整整二十二年。这本诗集所有的文字都成就于这样的路途，它们是一个人的履历，也是一群人的，它们无关远方，甚至无关诗歌。
我出生在陕西丹凤县一个叫峡河的山村，这里是秦岭、莽岭和伏牛山的夹角地，至今依然是中国最穷苦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大部分时光，而后是矿山颠沛，再之后是城市漂泊，但总之，大半生都与峡河相关。这片土地上，祖辈们口口相传的柳琴戏、孝歌、山调，深入我的骨髓，那些地理与生存，共同构成了我的命运和文字底色。
写作是艰难的事情，从开始到现在，我并没有多少准备，更没有野心。我写，是因为有话要说。生命孤独，写作就是点一盏灯把孤独推开。2006年在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戈壁茫茫，我们每天的工作是深入地下数百米，而我的宿舍是一个小小的地窨子，终日黑暗。我常常掀开被子，在当作床用的炸药箱上写作，每写下一段文字，都会稍稍有一种透气般的解脱感。半年后离开时，满满一床铺诗稿。它们像我写下的许许多多文字一样，永远留在了大漠风尘里。为生活，我拼尽了所有的力气。光亮与黑暗、生和死，互为永恒，我在它们中间走过，挣脱过。
2019年《炸裂志》出版，到今天，加印十五次，共计销售四万册余。从我手里签出的五千册的收件地址判断，阅读群体为高校青年和知识分子居多，这让我异常困惑：无论是内容本身还是我，与他们都隔着深深代际、知识、命运沟壑。最后恍惚的结论是：人类悲欢大多相通。人们在文字中寻找别人，也寻找自己，这也是文学永存的密码。
2018年太白文艺出版社约稿时，我正在贵州一家旅游企业做文案。在此之前，从没有过作品结集出版的奢望，我深知出版作品的难度和复杂，所以一直抱着怀疑之心。那时候所有的诗稿都存放在博客里，在编辑催促下，匆匆复制下来就交了出去，疏于润色打磨，深以为憾。这次，在原集内容的基础上做了一点文字的调校。另外，既然再版，就再充实了十几首诗，在原本的线条上延伸一段。它们是我今年写下的诗歌的一部分。
时间如风一样吹过去了，如今回头再看这些文字，我看见了自己的青春、挣扎、梦想与苟且，看见了一个人站在黄尘古道中，四野的春风和霜雪把他吹彻。
谢谢命运，谢谢相遇的每一个人！
2022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