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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思考的人生没有价值。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被公认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西方哲学的精神传统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希腊哲学家主要关注宇宙问题，他扭转了这个方向，把哲学的重点转向关注人的灵魂生活。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
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基本上是在雅典街头与人谈话，揭露人们对灵魂中事情的无知，启迪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由于这种活动，他被告上法庭，以不信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判处了死刑。作为雅典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哲学家，他死于自己的同胞之手，这是哲学史上一个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的重大事件。
苏格拉底不留文字，我们对他的思想的了解，主要来自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柏拉图的著作，大多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往往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专家们对此进行了甄别，我尽量采用能够代表苏格拉底思想的比较可信的资料。
我用五个词来描绘苏格拉底这个人。
第一个词是丑陋。你参观卢浮宫，会看到许多希腊雕刻，古希腊盛产美男子，面孔和体型都美。卢浮宫也收藏了苏格拉底的雕像，你会发现他的长相很奇特：一张扁平脸，一个宽狮鼻，两片肥嘴唇，一个大肚子。他出生在雅典，却完全不像是一个希腊人，当年一个看相的说他是怪物，他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说他是丑八怪。
第二个词是健壮。他非常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都去健身房，当时的人都说他强壮得像一头公牛。当时雅典流行过好几场瘟疫，他是唯一没有被感染的人。他不像希腊别的哲学家喜欢旅行，只走出过雅典三次，都是去打仗。他的后半生在长达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参加了三次战役。在战争环境里，他的强壮体魄显出了优势，有惊人的适应能力。食品匮乏时，他比谁都能忍受饥饿，供应充足时，他又比谁都吃得多。酷寒中，别人都用毛毯裹身，他却光脚走在冰上。一次雅典人溃败，目击者说，只有他一人从容撤退，背着几十公斤重的装备，“昂首阔步，斜目四顾”，一看就不是好惹的，敌军也就没敢惹他。
第三个词是清贫。他出身贫贱，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子承父业，他年轻时也以雕刻为业，据说雅典卫城上那些美惠女神是他雕刻的。不过，他对这个行业颇有微词，嘲笑雕刻匠尽力把石块雕刻得像人，在自己身上却不下功夫，结果使自己看上去像是石块而不是人了。为了维持生计，他仍不免要雕刻石块，但更多的时候干起了雕刻人的灵魂的行当。在相同的意义上，他还继承了母业，乐于做思想的接生婆。他自称“业余哲学研究者”，成天在街上与人谈话，任何人想听就听，从不收费。对于来自显贵的礼物，他一概拒绝。一个有钱有势的崇拜者要送他一大块地盖房，他问道：“假如我需要一双鞋子，你为此送给我一整张兽皮，而我竟然接受，岂不可笑？”其实他连鞋子也不需要，无论冬夏都光着脚丫，穿一件破衣。他的穷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的选择，是为了摆脱物质的束缚保持精神的自由。他有一句名言：“一无所需最像神，所需越少越接近于神。”逛雅典市场，他的感想是：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有这么多啊！他还说，闲暇是最好的财产。
第四个词是随和。不像当时和后来许多哲学家抱定独身主义，他在婚姻问题上倒是随大流的。战争使得男人的人口锐减，雅典立法允许一个男人娶两个老婆，他就娶了两个。大老婆克珊西帕是有名的泼妇，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有一次苏格拉底在挨了一顿臭骂之后，克珊西帕又把一盆脏水扣在他的头上，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自嘲道：“我不是说过，克珊西帕的雷声会在雨中结束？”他还自嘲说：“驯服了烈马，别的马就容易对付了。”其实他心里明白，和他这样一个不顾家计的人过日子，当老婆的很不容易，所以常常在挨骂后承认骂得有理。
第五个词是正直。作为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抱定宗旨，不参与政治。不过，一旦违心地被卷入，他必定站在一个正直公民的立场上坚持正义。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只举一个。六十三岁时，他曾经代表本族人进入元老院，而且在某一天值班当主席。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做“官”。当时，雅典海军打了一个胜仗，撤退时，由于狂风突起，没有能够收回阵亡士兵的尸体，人民为此群情激愤，要求判处为首的十将军死刑。就在他当主席的那一天，这个提案交到法庭，他冒犯众怒否决了。可惜第二天别人当主席，十将军仍不免于死。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苏格拉底一辈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平民。和咱们儒家一样，希腊哲学家也喜欢当帝王师，他之前的泰勒斯、阿那克萨戈拉，他之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做过政治领袖的老师，而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这种企图。和他同时代的智者学派里都是一些到处走穴的讲师，很会赚钱，但苏格拉底却因此鄙视他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办学园，当教授，而苏格拉底始终是一个“业余哲学研究者”。可是，没有人能与它相比，他把一生奉献给哲学，真正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了。
现在我来讲苏格拉底在哲学上实现的转折。最早明确指出这一点的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把哲学从天上召唤到地上来的第一人，他使哲学立足于城邦，进入家庭，研究人生和道德问题。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关心的是宇宙，是一些自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苏格拉底曾经是阿那克萨戈拉的信徒，据他自述，他年轻时也喜欢研究自然界，后来发现自己天生不是这块料。所谓不是这块料，不是指能力，而是指志趣。他责问那些眼睛盯着天上的人，他们是对人类的事情已经知道得足够多了呢，还是完全忽略了。他主张，研究自然界应该限于对人类事务有用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既没有价值，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苏格拉底在哲学上实现的转折，与他本人在精神上的转折有密切关系。大约在四十岁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中年危机，这次危机导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折。这次中年危机是这样的。有一回，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去德尔斐神庙求神谕，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神谕答复说没有。我们这样的俗人听到这个答复，一定大喜过望，苏格拉底相反，他的反应是大惊失色，心想自己这么笨，怎么可能呢。带着这个疑惑，他访问了雅典城里以智慧著称的人，包括著名的政客、诗人和手工艺人。结果他发现，这些人都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而自以为无所不知，不知道自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其实很无知，而他是知道自己的无知的，所以神谕说他最智慧。
苏格拉底由此得出结论：自知无知是爱智慧的起点。对什么无知？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灵魂中的事情。人们平时总在为伺候肉体而活，自以为拥有的那些知识，说到底也是为肉体的生存服务的。因此，必须向人们大喝一声，让他们知道自己对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一无所知，内心产生不安，处于困境，从而开始关心自己的灵魂。“认识你自己。”——这是铭刻在德尔斐神庙上的一句箴言，苏格拉底用它来解说哲学的使命。“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你的灵魂，因为这个“你自己”不是你的肉体，而是你的灵魂，那才是你身上的神圣的东西，是使你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从此以后，苏格拉底出没于公共场所，到处寻访自以为知的人，盘问他们，出他们洋相，逼他们自知其无知，并以此当作神派给他的“神圣的使命”。他盘问人的方式是很气人的，态度谦和，好像只是一步一步向你请教，结果你的无知自己暴露了出来。这往往使被问的人十分狼狈，经常有人忍无可忍，把他揍一顿，而他从不还手。最气人的一点是，他总是在嘲笑、质问、反驳别人，否定每一个答案，但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拿出一个自己的答案来。有许多人为此责备他，他的辩解是：神迫使我做接生婆，但禁止我生育。这一句话可不是自谦之词，而是准确地表达了他对哲学的功能的看法。哲学不是给你一个现成的真理，而是让你从自以为知其实无知的不思考状态中惊醒过来，从而开始思考，去寻求属于自己的人生真理。
苏格拉底为西方哲学开创的重要传统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上面所说的，在哲学的使命上，他开创了一种精神传统，让哲学关注灵魂，思考人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另一个方面是，在哲学的方法上，他开创了一种思辨传统。他和人谈话，出人的洋相，基本上是揭露对话者在概念上的混乱。比如说，讨论什么是美德，对话者会举出乐于助人、不贪图享受、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等，苏格拉底就说，这些只是慷慨、节制、勇敢，是某一种美德，不是美德本身，于是对话者只好承认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美德。给概念下定义，对内涵进行分析，寻找抽象的共性，这样一种方法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
一个是关注灵魂的使命，一个是概念分析的方法，在柏拉图那里，这两个东西紧密结合，结出了理念论这个果实。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上学，就是用概念思辨的方法构建世界的精神本质，给人的灵魂生活确立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传统，是由苏格拉底开创的，而柏拉图用完备的体系给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一定的意义上，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包括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在内，可以看作这个传统的准备阶段。
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使命确定为关注灵魂。他自己的哲学，核心的内容就是如何照料好灵魂，我把它归纳为下面几个要点。
苏格拉底反复提醒人们，灵魂中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往往对它十分无知，而且不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哲学就是要我们从这种麻木不仁中惊醒过来，去关注灵魂中的事情。灵魂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理性，一个是道德。因为有这两个东西，灵魂才成为灵魂。把这两个东西开发和实现出来，人才是作为人在生活。
灵魂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世上的一切好东西，包括健康和财富，包括自己的身体，它们的使用者是灵魂。形象地说，每一个人无非是一个使用肉体的灵魂。使用者是好的，其他的一切东西才有价值。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照料好自己的灵魂，让它有一个好的品质，一种好的状态。人不仅仅是活着，还必须活得好，而活得好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灵魂。你有一个好的灵魂，才会有一个好的人生。
怎样能够有一个好的灵魂呢？就是要把灵魂中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开发和实现出来。灵魂中的这两个东西，理性和道德，彼此是有密切的联系的。苏格拉底经常对人说：让一个人学习做鞋匠、木匠、铁匠，人们都知道该派他去哪里学，让一个人学习过正当的生活，人们却不知道该把他派往哪里了。这话他一定说过无数遍，以至于在三十僭主掌权时期，政府强令他不许和青年人谈话，理由便是“那些鞋匠、木匠、铁匠什么的早已经被你说烂了”。其实他是在讽刺人们不关心自己的灵魂，因为在他看来，该去哪里学习道德是清清楚楚的，就是去你的灵魂中。好好运用你的理性能力，你就能够认清你的道德本性。人们之所以过着不道德的生活，是因为没有运用这个能力，听任自己处在无知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知识即美德。他说：善只有一种，就是知识，恶也只有一种，就是无知。正确的知识是正确的行为的前提。一个人要掌舵，必须掌握关于船的构造和功能的知识，要治国，必须有关于国家的性质和目的的知识。同样道理，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是道德，他才会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有了关于道德的知识就一定会有美德吗？苏格拉底认为是的，他说：没有人会知道是恶而故意作恶，也没有人会知道是善而无意为善。你一定会提出异议说，事实上，那些坏人之所以作恶多端，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这是恶，而是因为作恶可以让自己获利。苏格拉底会这样回答你：其实他们并不真正知道这是恶，正因为他们对于善和恶没有正确的认识，不懂得道德在人生中的价值，不懂得恶行对人生价值的损害，所以才会作恶多端。
这当然也讲得通。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知识即美德这个命题，它包含三层意思：一、人的天性都是想要好的东西，不想要坏的东西的，换句话说，都是想要善不想要恶的；二、按人的这个天性来推断，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恶，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是坏的东西，还以为那是好的东西，所以实质上是无知；三、只有在总体上认识什么是好的人生，由这个认识出发，才能对善和恶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选择善而不选择恶，这样的人就会是有道德的人。
所以，所谓知识即美德，这里的知识主要不是理论性质的知识，抽象的道理，而是对人生意义有了深刻思考之后形成的一种坚定的世界观，一种实践上的信念。中国哲学史上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实际上，不能笼统地谈论知和行哪个容易哪个难的问题，知道一点抽象的理论和观点总是容易的，难的是真正想明白人生的道理，而如果真正想明白了，行动就会是容易的事情了。
知识即美德这个命题显示了希腊伦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理性思考的重要性，人生的信念和道德的实践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后来的基督教伦理学就完全不同，强调的是信仰和内心的神秘体验。
与知识即美德并列，苏格拉底还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命题：美德即幸福。美德本身就是幸福，不需要另外的报偿。这里当然涉及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好人未必有好报，有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备受艰辛，甚至因为坚持正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坏人也未必有坏报，有一些品德恶劣的人享尽荣华富贵，活着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苏格拉底是怎样看这种情况的呢？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写了苏格拉底和一个叫波卢斯的人的一场辩论。波卢斯的观点是，一个作恶的人，如果受到了惩罚，他就是不幸福的，如果没有受到惩罚，他就是幸福的。他举例说，一个人阴谋夺权，想成为僭主，但败露了，被抓了起来，受各种酷刑，最后甚至被钉死在柱子上，他当然是不幸福的；可是，如果他成功了，掌握了城邦的大权，可以随心所欲，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他当然是幸福的。苏格拉底回答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作恶的人都是不幸福的，作恶而受到惩罚是不幸福，作恶成功而成为僭主也是不幸福，因为在两个可悲的家伙中不会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幸福。他进而说，如果受到惩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那要好一些，没有接受惩罚是更不幸福的。波卢斯听了，大喊荒谬绝伦。
苏格拉底的意思是，如果作恶的人受到惩罚，至少是正义得到了伸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赎罪。如果天下作恶的人都不受惩罚，正义彻底遭到压制，恶人的罪是更大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更不幸福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作恶本身就已经是不幸福，因为作恶者使自己有一个坏的灵魂，把做人的光荣和人生的价值破坏殆尽。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心目中的幸福，其主要含义就是有一个好的灵魂，因此而有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好的人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德就是幸福。
知识即美德，美德即幸福，这两个命题有一种递进的关系，把它们联系起来看，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便是：真正想明白人生的道理，一个人就会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此也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在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幸福有两派对立的主张，分别为快乐主义（Hedonisom）和德性主义（Virtuism）。德性主义主张，幸福在于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即理性和道德的实现，苏格拉底实际上是这一派的创始人。快乐主义主张，幸福就是快乐，其创始人虽然是后来的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2—前270），但是，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持此主张者不乏其人。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还写了苏格拉底和一个叫卡利克勒的人的一场辩论，内容就围绕着快乐和幸福的异同展开。
卡利克勒的论点是，欲望的满足就是快乐，就是幸福。苏格拉底问：“你指的是饿了要吃、渴了要喝这样一类事情吗？”卡利克勒说：“是的，还包括其他任何欲望的满足。”苏格拉底说：“好极了，那么，请告诉我，如果一个人身上发痒，用手去搔痒，搔到自己十分满意为止，他岂不很快乐？如果他一辈子身上发痒，一辈子搔痒，岂不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卡利克勒听了很生气，谴责苏格拉底胡搅蛮缠，但是，在苏格拉底步步追问下，他不得不承认，快乐是有好坏之别的。苏格拉底总结说，所以，快乐应当以善为目的，而不是善以快乐为目的；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严肃的主题，就是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从这个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苏格拉底看来，幸福这个概念所指称的是善的生活，亦即美好的生活。
人生有三大问题。一是幸福问题，即人生的世俗意义。二是道德问题，即人生的精神意义。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把这两个问题视为一个问题，美德即幸福，美德之外别无幸福，人生的意义唯在精神的修炼。第三个问题是生死问题，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对于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哲学是预习死亡。
苏格拉底是在他的临终谈话中提出这个命题的。他说，哲学家一直在预习死，训练自己在活着时就进入死的状态，所以最不怕死。在他看来，死不但是人生最后的一场戏，而且是人生的正剧，全部人生都在排练这场戏。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看来，死无非是灵魂从肉体中脱离出来，而哲学所追求的正是让灵魂超脱肉体，不受肉体包括它的欲望和感觉的纠缠，在平静中生存，只用理性追求真理，灵魂的这种状态就叫智慧。不过，活着时灵魂完全超脱肉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得不到纯粹的智慧，唯有死后才能得到。
可是，这个观点要能够成立，前提是灵魂不随肉体一同死亡，那么，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死吗？似乎是相信的，在这次临终谈话中，他做了种种论证，包括：生死互相转化，灵魂如果死灭了就不能再转化为生；认识即回忆，证明灵魂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灵魂占有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有生命，可知灵魂是生命的根源，与死不相容。很难相信这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很可能是柏拉图安在老师头上的。
苏格拉底谈及死亡，我认为有两段话是比较可信的。其一说：我不拥有关于死后情形的真正的知识，我也意识到我不拥有这种知识。其二说：怕死只是无知而自以为知的另一种形式，虽然无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否真的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害怕死亡，就好像可以断定死亡是最大的不幸似的。总之，他承认自己对死后的情形是无知的。
这就是说，灵魂是否不死，这是一个悬案。但是，他指出，我们必须把立足点放在灵魂不死这一种可能性上面，怀着一种信念，就是灵魂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什么都无法带去，能带去的只有它受到的教育和训练，唯有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在活着时才会好好照料灵魂。他明确地说，相信灵魂不死，这是一种值得冒险的信仰，因为这种冒险是高尚的，我们应当用对灵魂的这种解释来激励自己的信心。
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我本人是很欣赏的，其中包括三个要点：第一，坚持理性的态度，承认对死后情形的无知；第二，把灵魂不死当作指导人生的信念，注重灵魂的修炼；第三，练习让灵魂超脱肉体，这本身是在预习死亡，这样做的人更能够坦然面对死亡。
苏格拉底致力于唤醒人们的灵魂，把这当作神派给他的“神圣的使命”，最后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哲学烈士。现在我来讲苏格拉底之死。
我们首先看一看苏格拉底受审判的情况。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99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当政的民主派组成一个五百零一人的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原告有三人，其中实际主使者是一个皮匠，当时担任民主政权二首领之一。他的儿子是苏格拉底的热心听众，常常因此荒废皮革作业，使这个父亲十分恼火。不过，他恼恨苏格拉底，其实代表了一般市民的情绪。雅典的市民是很保守的，只希望自己的孩子恪守本分，继承父业，过安稳日子。像苏格拉底这样整天招一帮青年谈论哲学，不务正业，在他们眼里就已经是败坏青年了，因此，一旦有人告状，他们就起劲地附和。
平心而论，在审判之初，无论三个原告，还是充当判官的民众，都不一定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他们真正希望的结果是迫使苏格拉底屈服，向大家认错，保证今后不再聚众谈论哲学，让城邦从此清静。可是，苏格拉底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意图，偏不示弱，以他一向的风格从容议论，平淡中带着讥刺，雄辩而又诙谐。这种人格上和智力上的高贵真正激怒了听众，他申辩时，审判席上一阵阵骚动，矛盾越来越激化。
苏格拉底大约一开始就下定了赴死的决心。当起诉的消息传开时，有同情者提醒他应该考虑一下如何辩护，他回答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一生都在做这件事，都在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在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吗？”他的确用不着准备，只需在法庭上坚持他一贯的立场就行了。当然，他完全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他胸有成竹，一步步把审判推向高潮，这高潮就是死刑判决。
按照程序，审判分两段。第一段是原告提出讼词，被告提出辩护，陪审团投票表决是否有罪。在这一段，苏格拉底回顾了自己从事街头哲学活动的起因和经历，断言这是神交给他的使命。人们的愤恨本来集中在这件事上，他如果想过关，至少应该稍微显示一下灵活的态度，但他一点余地不留，宣告说：“神派我一生从事哲学活动，我却因为怕死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超过服从你们。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决不放弃哲学。”
原则不肯放弃，还有一个方法能够影响判决。按雅典的惯例，被告的妻儿可以到庭恳求轻判，这种做法往往有效。苏格拉底有妻子，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还年幼，按理说可以帮助苏格拉底避免重判。但苏格拉底不让他们到庭。他不屑于为此，讽刺说：“我常常看见有声望的人受审时做出这种怪状，演这种可怜的戏剧，他们是邦国之耻。”
投票的结果是以二百八十一票比二百二十票宣告他有罪。票数相当接近，说明在场不少人还是同情他的。审判进入第二段，由原告和被告提议各自认为适当的刑罚，陪审团进行表决，在两者中选择一个。原告提议判处死刑。被告苏格拉底说：“我提议用什么刑罚来代替呢？像我这样对城邦有贡献的人，就判我在专门招待功臣和贵宾的国宾馆用餐吧。”他说这话是存心气人，接下来他有些无奈地说：我每天讨论道德问题，省察自己和别人，本来是对人最有益的事情。可是，一天之内就被判决死刑，时间太短，我已经无法让你们相信一个真理了，这个真理就是“未经思考的人生没有价值”。人们终于发现，最省事的办法不是听他的劝思考自己的人生，而是把这个不饶人的家伙处死。
判决之后，苏格拉底做最后的发言。他说：“逃脱死不难，逃脱罪恶难，罪恶追人比死快。我又老又钝，所以被跑得慢的追上，你们敏捷，所以被跑得快的追上。我们各受各的惩罚，理应如此。”这篇著名辩词用一句无比平静的话结束：“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希腊有个节日叫德利阿节，每年这个节日，雅典政府要派出朝圣团乘船渡海，去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诞生地祭祀，法律规定，朝圣团没有返回，全国不得行刑。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在船出发的第二天进行的，所以他要在监狱里等候一些日子。在这期间，许多富裕的朋友想出资帮他逃亡，都被他拒绝。一个崇拜者哭诉说：“看到你被这样不公正地处死，我受不了。”他反问：“怎么，难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地处死吗？”
监禁第三十天，行刑通知下达，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到狱中诀别。克珊西帕抱着小儿子，正坐在苏格拉底身边，看见来人，哭喊起来：“苏格拉底啊，这是你和朋友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了！”苏格拉底马上让克里托找人把她送走。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谈谈那边的事，现在正是时候，也是现在可做的最合适的事。”于是，围绕着死亡主题，他侃侃而谈，我在上一节已经讲了这次临终谈话的大意。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克里托问：“我们怎么葬你呢？”他回答：“如果你能抓住我，随你怎么葬。”然后对其余人说：“他怎么不明白，喝下了毒药，我就不在这里了，还问怎么葬我。”说完就去洗澡，回来后，遵照狱吏的吩咐喝下毒药。众人一齐哭了起来，他责备道：“你们这些人真没道理。我把女人都打发走，就为了不让她们做出这等荒谬的事来。”
在咽气前，他说了最后一句话：“克里托，别忘了向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一只公鸡。”医药神是掌管肉体治疗的，他的意思是说，他死了，肉体的病就彻底治好了，所以要感谢这个神灵。这个喜欢嘲讽的灵魂，在脱离他蔑视的肉体之际，还忍不住开了一个玩笑。
据说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人后悔了，处死了原告。也有人说，这纯属编造。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我们记住苏格拉底的遗训——“未经思考的人生没有价值”，要关心自己的灵魂，度过有价值的人生。
我曾经指出，雅典既不是哲学的故乡，也不是哲学家的乐园。在苏格拉底之前，把哲学引进雅典的第一人阿那克萨戈拉被缺席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是雅典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哲学家，雅典之所以被视为哲学的圣地，是因为有苏格拉底。但是，苏格拉底的命运比阿那克萨戈拉更悲催，不但也被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死刑，并且执行了。出生在雅典本邦的哲学家只有两个，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苏格拉底被处死之后，年轻的柏拉图逃到了国外。除了他们两个，古希腊第三位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雅典受到起诉，罪名同样是不敬神，好在他及时逃跑了，他说他决不让雅典第二次处死哲学家。
令人深思的是，希腊哲学家们受到迫害，往往发生在民主派执政期间，通过投票做出判决，罪名都是不敬神。哲人之为哲人，就在于他们对宇宙和人生的问题有独立思考，而他们思考的结果，却要让从不思考这类问题的民众来表决，其命运可想而知。谈到自己的受审，苏格拉底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这就好像一个医生受一个厨师指控，而法官是一个无知的小孩，医生给小孩吃药，厨师给小孩吃糖，小孩当然喜欢吃糖，不喜欢吃药，判决的结果毫无悬念。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哲学家却总是少数，确切地说，总是天地间独此一人，所需要的恰恰是不服从多数也无须多数来服从他的独立思考的权利，这是一种超越于民主和专制的政治范畴的精神自由。对于哲学家来说，不存在最好的制度，只存在最好的机遇，就是所在国家的权力对他的哲学活动不加干预，至于这权力是王权还是民权好像并不重要。
人类早期四大精神导师，西方的两位，苏格拉底和耶稣，都被同胞处死，东方的两位，释迦牟尼和孔子，都终其天年。东方的柔，西方的刚，可见一斑。
[古希腊]柏拉图：《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1993
[古罗马]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