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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义、公平、诚实不是因为其本性，而只是因为其有用才有价值，那就不可能有好人。
——西塞罗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是古罗马的一位堪称伟大的政治家，他捍卫共和制度，深受民众爱戴，曾被尊为国父。共和制度失败后，他被新掌权的三寡头处死。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
西塞罗才华横溢，建树甚多。希腊哲学因他的翻译和阐释得以在罗马传播，他的政治思想对罗马法以及后来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还作为古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名垂史册。但是，在所有头衔之中，他最乐意把自己定位为哲学家。
西塞罗一生撰写了大量作品，包括演说词、书信、修辞学著作和哲学著作，绝大部分都被保存至今。他文风之流畅无人可及，并且再创造了拉丁语，增加其词汇，精确其词义，使拉丁语成为此后一千七百多年里欧洲正宗的学术和文学语言。
西塞罗年轻时当律师，有清晰的法律理念，练出一流的口才，名满天下，成为律师界的领袖。在法庭演讲和辩论时，他勇于揭发贪官，主持正义，在罗马市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公元前63年，一个名叫卡蒂利内的流氓竞选执政官，此人曾经为了讨情妇的欢心，杀死亲生儿子，其恶劣可见一斑。然而，他很受下层民众拥戴，罗马市民感到情势危急，纷纷敦促西塞罗出来竞选，结果是西塞罗大获全胜，当选为执政官。卡蒂利内狗急跳墙，秘密组织一支叛军，企图发动暴乱和谋杀西塞罗。西塞罗挫败了这个阴谋，他的政治生涯到达顶峰，罗马市民大会通过决议，授予他“国父”的称号。
在后来的岁月里，罗马上层政治斗争激烈，民众像墙头草一样两面倒，西塞罗时而被流放，时而回到政坛，先后担任过祭司、西西里财务官、西里西亚总督等职。当时罗马官场贪腐之风盛行，官员往往趁放外任之机大肆敛财，而西塞罗始终廉洁奉公，并且拒收一切礼物。
公元前46年，西塞罗完全退出公职，从政治活动转向哲学著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时局的失望，此时恺撒已经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共和派转入地下；二是个人生活遭遇的不幸。先是结婚三十年的老夫老妻，因为脾气不和，终日争吵，离婚了。不久，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富家女，这个女子和他疼爱的女儿图莉娅关系不睦，很快也离婚了。接着，图莉娅因难产死去，西塞罗伤心欲绝，几乎发疯。
家忧和国难交加，西塞罗决心用哲学拯救自己，也拯救国家。在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年是集中研究哲学的时期。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大多家世高贵或者身居高位，西塞罗用哲学开启他们的心智，希望借此影响国家的前途。
公元前44年，以布鲁图为首的共和派人士刺杀了独裁者恺撒。西塞罗是布鲁图最亲密的朋友，但他并未参加这个阴谋活动。恺撒被刺后，其部将安东尼成为实力最强的将领，自命为恺撒的继承人。西塞罗把挽救共和制度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政客屋大维身上，全力帮助他竞选，助他当上了执政官。哪里想到，屋大维也是一个野心家，得势以后，就与安东尼以及另一个将领雷必达结盟，组成三寡头政权。三寡头公布一份“公敌名单”，要处决共和派人士二百余名，列在第一的就是西塞罗。公元前43年，西塞罗在隐居地被捕杀，终年六十三岁。
西塞罗在老年开始研究哲学，这是他清醒而自觉的选择，在其著作中多有陈述。他说，他突然对哲学产生这么大的热情，在短时间内写了大量哲学著作，人们感到好奇，有许多议论。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种独裁专制的状态，他无法再从事以前那样的政治活动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他的同胞讲哲学，是他为这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他还说，他最想影响的是年轻人，在国家整体腐败的情况下，许多年轻人也堕落了。他期望至少有一些年轻人在哲学的指导下走上正道，他们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将会对国家的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
希腊政治家梭伦有一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西塞罗说，他也是这样，他是到了老年才开始学习希腊语的，如饥似渴地学习，后来已经能够轻松自如地阅读希腊哲学原典了。他说，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他决心把希腊哲学引入罗马，让它在拉丁语中重新诞生。同时作为一个罗马人，他要在哲学领域里做出独立的贡献，再现哲学的光荣。这两点他都做到了，既翻译了许多希腊哲学典籍，也写了大量他自己的哲学著作。一个年过六十的老人，在短短三年里做出这样的成绩，实在是惊人的。
激励西塞罗的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哲学价值的领悟。国家的权力已经落入独裁者和野心家手中，靠直接的行动改变这个局面已无可能，剩下的最好选择就是用哲学的智慧启迪人们的心灵，培育拯救国家的健康力量。
关于哲学的价值，西塞罗用一句话做了概括，便是：“哲学是灵魂的医生。”他说：“一切邪恶的根源在于灵魂患病了，除非治愈灵魂，否则邪恶不会终结，而没有哲学，灵魂的治疗是不可能的。不过，用哲学医治灵魂的疾病，不是像请医生医治身体的疾病那样，我们不能向外寻求，而必须自己掌握这门医治灵魂的技艺，自己成为自己的医生。”
哲学医治灵魂，不是消极地治疗个别的症状，而是从根本上启迪人生的智慧，使得灵魂在整体上健康。哲学是爱智慧，是让你思考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什么是幸福，是为了让你获得真正的幸福。幸福是一个描述整个人生的词，你不能说人生的某一个部分是幸福的，另一个部分是不幸的，你一旦获得幸福，幸福就是恒久的。用哲学的智慧指导自己，明白了人生的根本道理，你就能够获得这样的幸福。
不过，西塞罗认为，哲学不可能对所有人都产生这样的影响，公众对哲学往往抱着冷漠和怀疑的态度，掌握哲学需要有相宜的品性，而哲学对这样的人会有巨大的作用，并且通过他们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在西塞罗的时代，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都很活跃，而且一定吵得很厉害，使得西塞罗觉得有必要对两派的观点进行评议。两派的争论集中在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善的问题上，伊壁鸠鲁派主张快乐是幸福，是终极的善，斯多葛派主张德行是幸福，是唯一的善，西塞罗很有说服力地分析了两派各自的片面性。他主张一种合乎人性的善，其立场与亚里士多德很接近。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两派的观点都是先做陈述，然后进行批评。因为当时两派创始人伊壁鸠鲁和芝诺的原著还在，他的陈述是一份宝贵的资料，所以，接下来讲一讲他的陈述和批评。
西塞罗对伊壁鸠鲁派观点的陈述和批评，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快乐是终极的善。
伊壁鸠鲁派的观点：快乐是终极的善，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目的，其他一切事物是它的手段，而它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手段。自然本身规定快乐和痛苦是人的基本感觉，因此这两种感觉是一切行为取舍的根据。西塞罗的批评：这是与人的尊严根本不相配的一个理论，自然造出我们，给予我们天生的能力，是为了更高的目的。“在精神上拥抱整个天空、大地和海洋——说这样的人的目的是快乐，就如同说他的全部非凡努力只是为了小小的一滴蜜。”
第二，关于如何看待痛苦。
伊壁鸠鲁派的观点：我们所追求的快乐未必是身体的快感，直接的感官快乐，而是在完全摆脱痛苦之后所体验到的那种快乐，身体和灵魂完全没有痛苦才是最大的快乐。西塞罗的批评：感到快乐和没有痛苦并非只是措辞上的不同，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可混为一谈。
伊壁鸠鲁派的观点：大的痛苦时间短，长的痛苦程度轻，因此都是可以忍受的。西塞罗的批评：我实在不明白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看到许多痛苦既是程度深又是时间长的，忍受痛苦靠的不是程度轻或时间短之类的自欺，坚忍、勇敢、自尊等品德才是消减痛苦的安慰剂，可是你们这些不因为道德价值本身而爱它的人是无法使用这个办法的。
第三，关于德行和智慧的价值。
伊壁鸠鲁派的观点：如果德行不能带来快乐，谁会去追求它？智慧同样如此，它是生活的技艺，如果它对生活没有用处，就不会有人想要它。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节制欲望，克服恐惧，消除偏见，不患心理疾病，它是我们获取快乐的工具。西塞罗的批评：道德价值之所以值得赞美，是由于它自身，而不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快乐和好处。即使在动物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动物甚至冲破重重困难表现出仁义，比如生产并养育自己的幼崽，这个行为本身绝不是以快乐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赞颂美德，就必定要与快乐保持一定距离。请你们想象一幅图画，在这幅图画上，快乐装饰得像王后，衣着华丽，坐在王位上，美德是她的侍女，站在旁边伺候，把这当作自己唯一的目的和使命。看到这个画面，你们不感到脸红吗？
事实上，伊壁鸠鲁本人以及他的学派的许多成员都是品德高尚的人，光明磊落，恪尽职守，忠实于朋友，他们这么做难道只是为了快乐吗？西塞罗说，大多数人是说得比做得好，而你们却是做得比说得好，你们正直的品质证明了你们的理论是错的。
总之，把快乐树为终极的善，人的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这个命题不能成立。伊壁鸠鲁事实上把德行看得比身体和物质的快乐更重要，但是，当他试图把这个认识纳入快乐主义的框架中的时候，在逻辑上就十分牵强。他的问题是混淆了快乐和幸福这两个概念，幸福是一个宽泛得多的概念，可以包容不同的善，无须对快乐和德行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西塞罗对斯多葛派观点的陈述和批评，主要是以下两点。
第一，关于道德价值是唯一的善。
斯多葛派的观点：道德价值是唯一的善。芝诺说：“美德不需要向外寻找幸福。”有人问为什么，他回答：“因为除了道德上的善，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是善的。”逍遥学派认为幸福包括物质财富的好处，斯多葛派坚决反对，提出一个富有诗意的论证：灯光在强烈的阳光下黯然失色，蜜汁在广阔浩渺的爱琴海里荡然无存，多六便士对富豪克洛伊苏斯的巨大财富毫无意义，多一步于去印度的遥远旅程可有可无。同样道理，对于一个拥有美德之无比幸福的人来说，物质财富的好处根本不值得一提。有美德就有了一切，没有美德就失去了一切，你有多少财富都是白搭。对于不以德行为唯一的善的人，斯多葛派如此形容：“正如一个即将淹死的人，无论他是离水面不远，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浮上来，还是实际上已经沉到了水底，都同样不能呼吸。”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把德行当作唯一的善，你这个人无论如何都没救了，你的不幸不会有程度上的区别。
西塞罗的批评：斯多葛派提出的善的标准完全是抽象的道德原理，不可能为职责和行为找到源泉和起点。所谓美德是唯一的善，这种话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假设存在一种造物是由纯粹的理智构成的，这种理智不拥有任何与自然本性一致的东西，比如身体的健康之类。但是，这样的一种造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是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在考察人的幸福和至善时，不可以违背人的自然本性，不可以忽视人的理智和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你们把美德树为唯一的善，虚构出完美的人的典范，实际上是试图用美德的光芒来冲昏我们的头脑。
第二，关于如何看待痛苦。
斯多葛派的观点：痛苦不是恶，拥有美德的人即使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也仍然是幸福的。西塞罗的批评：美德诚然能够把一切苦难踩在脚下，但这并不是说它使苦难变轻了——如果这样，它的功劳如何体现呢——而是引导我们认识到，苦难不是决定我们幸福与不幸福的主要因素。即使一个有德之人，如果暴君把他送上刑台，他的表情看上去不可能像是失去了自己的油瓶似的，他也会感到如临大敌，知道将面临严酷的折磨，遭遇极大的痛苦，所以必须收起关于美德的全部原理，以面对眼前深重的苦难。
总之，斯多葛派的问题是把人性抽象为单一的道德性，否定人的自然属性，包括趋乐避苦的本能。在什么是善和幸福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十分极端，比伊壁鸠鲁派更加严重地缩小了善和幸福的内涵。
西塞罗谈到，当时在斯多葛派和信奉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逍遥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前者宣称道德价值是唯一的善，后者承认道德价值是最大的善，但认为还存在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它们也是幸福的组成部分。人由心灵和身体构成，智慧的作用是同时守护这两个方面，使人的心灵和身体都有好的状态。西塞罗赞同逍遥学派的观点，他的结论是：终极的善就是遵循自然生活，按照人的本性获得全面发展。
总之，幸福是合乎人性的善。伊壁鸠鲁派把德行归结为以快乐为目的，是贬低了人性；斯多葛派否认德行之外的一切价值，是抽空了人性。两派的主张都不合乎人性。
西塞罗的一生，大部分岁月在从事法律、政治和社会公共活动。他是一个实践家，更是一个思想家，这些实践活动促使他深入思考道德和法律的问题。对于他这方面的见解，现略作介绍。
西塞罗认为，道德在人的本性中是有基础的，后天的教育因此有了可能，但也仅仅是基础，后天的教育因此又有了必要。这和孟子的四端说相近，孟子说道德在人性中有萌芽，但仅仅是萌芽。道德在人性中的基础，一个是爱，另一个是理性。关于爱和理性的来源，西塞罗的观点主要来自斯多葛派。斯多葛派把德行当作唯一的善，他对此做了尖锐的批评，但是，他接受并且发展了斯多葛派关于道德和法律的一些重要思想。
人性中的爱，一开始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自然赋予人的本能，人们因此组成家庭，通过婚姻和亲情联结在一起。然后，这种爱的影响力逐渐扩散到家庭之外，先是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亲属，接着是同乡、朋友和同胞，最后是整个人类，把人类联结成了社会。所以，人的社会性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本能的基础上的。西塞罗说，最早阐明这个道理的是斯多葛派哲学家，他们从这个原理出发追溯一切美德的源头，包括心灵的高贵，对子女的爱使得人类能够承受苦难和不幸，勇于自我牺牲。
然而，爱的本能之所以会提升为社会的道德，理性起了关键的作用。如果只有亲子之爱，人类会停留在动物的水平上——即使在低级动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亲子之爱的生动表现。但是，因为没有理性，动物世界里不可能有仁慈和正义的美德。人类能够以亲子之爱为起点，发展出一个由道德和法律维系的社会，是因为自然还赋予了人类动物所不具备的理性能力。靠着理性以及作为理性的工具的语言，人们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寻求共同遵守的准则。秉承斯多葛派的思想，西塞罗认为，人类的理性来自宇宙的理性，两者是相通的，人因此能够凭借理性领悟宇宙的法则，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而这就是正义。正义是道德和法律的核心，而正义的根据是宇宙的法则，即自然法。
在道德理论上，西塞罗还继承了斯多葛派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强调道德的内在价值。美德之所以值得赞美，是因为它自身，而不是因为它会带来实际的用处、利益或报偿。恶德之所以要受到谴责，也是因为它自身，而不是因为它会遭到惩罚。
西塞罗说：“如果正义、公平、诚实不是因为其本性，而只是因为其有用才有价值，那就不可能有好人。”有一句格言这样形容诚实的人：“一个你可以在黑暗里与他玩输赢的人。”西塞罗认为这句格言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理解，就是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受行为之性质的影响，而不是受某个证人之在场或不在场的影响。如果人们不在乎行为本身性质的好坏，只顾忌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后果，那么，只要能够避免受到惩罚，人们就会失去控制，为所欲为。西塞罗感叹说：“可悲的是，确信干了坏事绝对不会被人发现，没有受到惩罚的危险，而仍旧能够克制自己不做坏事，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对道德的内在价值普遍无感，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整体腐败。”
一个人唯有真切地感受到道德的内在价值，才能真正做到自律。设想这样一种情境，你看到了一个事实，对某人是有利或者有害的，如果不告诉他，你就能够获得利益，你是否告诉他呢？西塞罗说：“尽管沉默不直接构成隐瞒，但沉默就是隐瞒。”他引用卡尔耐德举的一个例子：“设想你知道有一条毒蛇潜伏在某处，而某人不知道，正准备在那个地方坐下，他如果死了你能获益，因此你就不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恶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谁能证明你知道呢？可是，正因为如此，你的恶更严重。”
一个不能体悟道德内在价值的人，会偷偷做坏事，还会高调地做好事，以炫示自己的崇高。他的慷慨不是出自内心的仁慈，而是假慷慨，是一种伪善。西塞罗说：“人世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戴着智慧面具的狡诈。”我们可以补充一句：以及戴着道德面具的伪善。
由于社会的不义，或者由于自己隐蔽得好，恶人在现实生活中未必受到惩罚。但是，他逃脱不了良心的惩罚。“有罪之人受折磨并非像悲剧中那样被举着火把的复仇女神追踪，而是罪人在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之后心中产生的悔恨和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如果他始终不能良心发现呢？西塞罗说：“罪的本性就是对犯罪本身最严厉的惩罚。”他一辈子做坏人，他的恶无可救赎，这本身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正义和仁慈，是道德的两个主要方面。西塞罗认为，没有比仁慈更能体现人性的美好了，但是，在具体的场合，要把握好仁慈的尺度，仁慈应该服从正义，以公正为标准来衡量。他谈到三个尺度。第一，仁慈既不能对仁慈的对象也不能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按我的理解，意思是仁慈既不能使仁慈的对象感到屈辱，也不能使其他人感到不公平。第二，实施仁慈不能超出自己的财力。按我的理解，意思是超出了能力的仁慈，是对自己不公平，而且有伪善的嫌疑。第三，施惠的程度应当与受惠者的情况相配。西塞罗对这一条讲得比较具体，所谓相配，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应当考虑受惠者的道德品质，让好人更多地受惠。但是，人们好像更倾向于帮助能够比较快地给自己以回报的人，更愿意帮助富裕而有权势的人，而不是贫穷而有品德的人。西塞罗说：“事实上，富裕而有权势的人往往目空一切，你给了他帮助，甚至是重大的帮助，他也不认为是接受了恩惠，反而认为是他施了恩惠，接受你的帮助是看得起你呢。”
其二，所提供的帮助要与受惠者的需要相称，应该帮助最需要的人。但是，人们的行为也是相反，往往热心地帮助想要得到最大恩惠的人，即使他并非真正需要。
其三，应当考虑受惠者对我们的态度，和我们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西塞罗坦率地宣布：“谁最爱我们，我们就应该为他们做最多的事，这是我们要履行的首要义务。不过，衡量爱的程度，不要像少男少女那样看一时的热恋，而要看情感的牢固和持久。”
其四，应该优先帮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的帮助不是施恩，而是报答，没有什么义务比证明自己的感恩更为紧迫。当然，这也要量力而行，在一定意义上，有感恩之情就意味着恩情得到了回报。
西塞罗说在选择施惠对象的时候，要按照上述尺度综合考虑，把恩惠给予具备较多条件的人。我本人觉得，西塞罗提出的这几个尺度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不唱道德高调，诚恳而平实。
自然法学说是斯多葛派首先提出来的，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做了介绍，这篇著作是现存关于斯多葛派自然法学说的唯一文本。由于西塞罗的阐释，这个学说才产生了广泛而长远的影响，使得一个基本的理念，即人类的法律必须以自然法为依据，成为西方政治哲学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共识。这是西塞罗立下的莫大功劳。
西塞罗说法律是理性对于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的规定，在正义和不正义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法律不是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民众的任何决议，而是统治宇宙的某种永恒规则的体现。这种永恒的规则就是自然法，也可以称作神的意志、神的法律。“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它具有普遍适用性，是永恒不变的。”“在罗马和在雅典不会有不同的法律，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有不同的法律，只存在一个对所有民族、所有时代都统一的法律，神是这个法律的创立者、颁布者和有强制力的法官。”这种最高的法律早于任何国家的建立，早于任何成文法，国家及其法律必须服从它，成文法必须以它为准则。
关于自然法的内涵，后来的政治学家们有各种解释，共同的是两条：一是尊重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例如生命、财产、自由的权利，国家和他人都不得侵犯；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如何解释，自然法学说的伟大意义在于确认人类有某些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任何国家不可以借口“特殊情况”违背这些准则。
西塞罗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政治家，对于统治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品格，统治者的品格对整个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皆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思考。
关于统治者应有的品格，他援引柏拉图的观点，指出担任政府公职的人必须牢记两条戒律：第一，一切行动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利用权力谋取个人的私利是有罪的、可耻的；第二，要谋求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不可以为了某个派别的利益而伤害其他人的利益。他说：“政府的管理就像一个信托机构，必须为委托方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受托方的利益着想。委托方是社会各个阶层，受托方是政府，统治集团利用权力谋取自身的利益，就是毁弃信托协议的行为。”
关于统治者品格对国家的影响，他的见解尤其值得重视。他说：“每个国家都会有它的统治者那样的性格，并且会表现出来。”回顾罗马早期的历史，优秀统治者的品格对整个国家的面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一个政治家拥有智慧和美德，就能够让他个人的德行在国家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任何其他职业不能比的。如果命运允许他把凭借自己的功劳所获得的权威和尊重持续到生命的终结，这样的政治家是无比幸福的。
相反，统治者如果品德恶劣，对于国家就特别危险，会使得整个民族的品德变得恶劣。他们不但放纵自己干下许多邪恶的勾当，而且用他们的邪恶影响整个国家，他们的腐败必然会腐蚀更多的人，他们的坏影响比他们的罪行带来的危害更大。
因此，统治者品格的好坏，所关系的绝非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命运问题。
西塞罗的人生思考，我选讲三个题目，即友谊、老年、死亡。
关于友谊，西塞罗有以下论点。
第一，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友谊和交往是根植于人性中的需要。给你提供最奢侈的物质享受，让你独自一人在沙漠里过一生，你愿意吗？没有人会愿意。即使在人世间，让你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你不爱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爱你，你对任何人都怀着戒心，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也不会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在绝对的孤独中，无论多么富有，人都会失去对一切乐趣的热情。西塞罗引用某位先贤的话：“如果你升到天上，看到宇宙中星辰的壮丽景象，你会感到惊奇，但不会感到快乐，只有当你能够向别人讲述你的所见，你才有最大的快乐。”我曾经写过类似的话：“一个人无论看到怎样的美景奇观，如果没有机会向人讲述，他就绝不会感到快乐。人终究是离不开同类的。一个无人分享的快乐绝非真正的快乐，而一个无人分担的痛苦则是最可怕的痛苦。所谓分享和分担，未必要有人在场，但至少要有人知道。永远没有人知道，绝对的孤独，痛苦便会成为绝望，而快乐——同样也会变成绝望！”
第二，友谊在人生中的价值。西塞罗说：“除了智慧，友谊是神赐予人类的最好的东西。”他嘲笑那种拼命敛财却不去结交朋友的富豪，说他们是最愚蠢的，因为财产终将属于别人，而友谊是稳固地属于爱朋友的人的。他还指出，权势往往会成为获得真诚友谊的障碍，因为命运不仅本身是盲目的，而且通常也使受其恩宠的人盲目，使他们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看不见友谊的价值。
第三，友谊以自爱为基础。在友谊中，不应该要求你的朋友爱你胜过爱他自己，他也不应该要求你爱他胜过爱你自己，这会导致生活及其所有义务的混乱。自爱是最基本的情感，友谊是这种情感的推己及人。你爱自己并不是因为可以从自己身上获利，你把自爱的这种性质推移到朋友身上，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了，因为真正的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那种爱物质利益胜过爱一切的人，其实对自爱的情感并没有真正的体验，因此也就不能领会友谊的实质。
第四，真正的友谊有若干重要特征。一是互相尊重，这是友谊中最明亮的珠宝；二是诚实，朋友中有一方喜欢讲假话，或者不愿意听真话，真正的友谊就不可能存在；三是轻松自在，好朋友相处应该随和一些，彼此无拘无束；四是持久，长久的友谊就像久藏的酒一样愈益甜美；五是经得住境遇变化的考验，友谊最忌势利，势利的人必定会在得意时轻视朋友，在朋友不幸时离弃朋友，暴露出友谊的虚假。
第五，面临友谊破裂怎么办？西塞罗说最好是让友谊自然消亡，不要断然决裂。对昔日的友谊要表现出敬重之情，不要说过头的话，也不要向他人诉说自己的不满。一定要防止昔日的友谊转变为极大的仇恨，没有什么比昔日的亲密朋友互相攻击、谩骂、羞辱更耻辱的事情了。
西塞罗是在老年的时候开始研究哲学的，所以，如何对待老年就成了他思考的一个题目。他的认识主要有三点。
第一，应该把自然看作最好的向导，顺从自然，服从自然的安排。自然恰当地安排了人生戏剧的每一幕，包括最后的一幕，那就把它演好。智慧的人欣然接受人生的每一个季节，包括果实成熟后枯萎、坠落的季节。相反，对于愚蠢的人来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沉重的。人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却又抱怨老年的到来，这是多么自相矛盾，多么不合情理。你抱怨老年来得太快了，可是，如果人的寿命不是八十岁，而是八百岁，到了老年你仍然会抱怨的，因为不管活多久，那已经逝去的岁月都不能慰藉庸碌之人的晚年。
第二，老年人也可以活得生气勃勃。西塞罗说：“正如我赞赏有某种老年特点的年轻人一样，我也赞赏有某种青年特点的老年人。能够把青年和老年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人，在身体上会变老，但在精神上绝不会变老。”他以自己为例，说像他这样始终在努力学习和工作的人，察觉不到老年的到来，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步入老年的，不会有遭到突袭的惊恐和痛苦。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柏拉图，是八十岁在写作的时候死去的。西塞罗引用柏拉图的话：“老年时仍有好运获得智慧和真理，这样的人是幸福的。”
第三，老年人要自重。西塞罗说：“人生中最不幸的事，莫过于年老时感到自己让人讨厌。”人们批评说，老年人性格怪僻，脾气古怪，不好相处，有些老年人还很吝啬甚至贪婪，西塞罗指出，这些都是性格的缺点，不是年纪的缺点。他说他最不理解老年人的吝啬和贪婪，究竟图的是什么，这就好比一名旅行者，越接近旅程的终点，越想筹措更多的旅费，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第四，老年人不应该怕死。年轻人的死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就像是熊熊烈火被大水浇灭，未成熟的果实被棍棒打落，相反，还有什么比老年人的死更加合乎自然呢？这就像烈火燃尽了会熄灭，果实熟透了会坠落一样。西塞罗讽刺说：“一个人活了那么长时间，仍然不知道死亡是应该被蔑视的，这是多么可怜的老人啊！”
西塞罗说，应该从年轻时就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虽然自然的死亡是在老年时，但是，死亡没有固定的时间，在任何年龄都可能发生。要做到无论死亡在什么时候来到，都能够平静地面对。什么叫活得长久？凡是有终点的东西就不可能长久，终点到来时，过去的一切都化为零了。自然给我们的是一个暂居的客寓，不是永居的处所，所以，我离开人生就像是离开旅店而不是离开家。重要的是生命的品质而不是长度，一生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对于善良诚实地过好一生已经足够长了。
死亡是自然的、必然的事，应该坦然地接受，这个道理是容易懂的。死亡提出的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死亡是彻底的灭寂，人生究竟有何意义？从古代的宗教到后来的基督教，都是用灵魂不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试图论证灵魂不朽，西塞罗延续了这个思路。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信念：“我的灵魂不甘寂寞，它的眼睛总是盯着后世，好像确信它只有离开身体之后才能开始过一种真正的生活。如果灵魂并非不朽，一切最优秀的灵魂如何还能够全力追求不朽的荣耀呢？”
西塞罗试图论证这个信念。他说：“天体运行在一个适宜的时机把人类的种子播到了大地上，构成人的成分一部分来自可朽的物质，另一部分来自天上的神，神把不朽的灵魂植入了人的身体。所以，天体是人的故乡，而人和天上的神有亲缘关系。人的形体证明了这一点，其他动物都匍匐在地或肢体着地行走，唯有人的身体是直立行走的，可以仰望天空，仰望灵魂的故乡。”还有一个理由：“灵魂如此敏捷，能够记忆过去和洞察未来，如此有智慧和创造力，具有这些特质的一种东西是不可能死亡的。所以，我们要这么来看人生，人生不过是灵魂在大地上旅居。一方面，我们要努力过一种与天上相仿的生活；另一方面，要随时做好灵魂脱离肉体的准备，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不感到任何犹豫。”
在进行这些思考的时候，西塞罗承认，他是在说服自己。是的，灵魂不朽无法证实，但是，必须有这个信念，才能相信人生具有某种终极意义，才能把死亡不只是当作一件不可避免的坏事来接受，而且当作一件进入更高境界的好事来欢迎。
西塞罗的哲学思想就讲到这里。最后，从他的著作中摘选几则言简意赅的格言作为这一讲的结尾。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幸运的傻瓜更令人难以忍受了。”
“被勇士和高尚者所杀是灾难，被一个做生意的小商贩所杀更加是灾难；被平等者或优越者征服是可耻的，被低劣者征服更加可耻。”
“那些博学者的教导通常最令我吃惊的是：海上风平浪静时，他们说自己没有能力掌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过这门技艺，也不想掌握它，而同时他们又向我们保证，等到海上波涛翻滚时，他们会来掌舵。”
“我相信一个戒条——要提高警惕，但无法接受另一个戒条——不相信他人。”
“如果必须实施惩罚或矫正，也不要进行侮辱。”
“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
“无论我们到达哪里，都是踩在历史的土地上。”
[古罗马]西塞罗：《老年·友谊·义务——西塞罗文集》，高地、张峰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古罗马]西塞罗：《论至善和至恶》，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古罗马]西塞罗：《理性、美德和灵魂的声音》，王晓朝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