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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
希腊哲学的中心是本体论，试图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论断。大多数哲学家相信，人具备认识世界真相的能力，但也有一些哲学家对此提出了怀疑。这有两种情况。其一，认识从感觉开始，感觉是主观的，我们无法知道它与事物的客观面貌是否一致，德谟克利特已经提出这个怀疑。智者学派和早期怀疑论更进了一大步，对是否存在事物的客观面貌也提出了怀疑，甚至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其二，理性能力主要是逻辑推理能力，而在逻辑推理中会出现悖论。最早揭露这种悖论的，是爱利亚学派的芝诺和其他若干哲学家。我本人认为，这些思考是希腊认识论的精华，是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考察的最早的努力。在西方近代，这种批判的考察成了哲学的主流，而本讲所讲述的这些希腊哲学家是这种考察的先驱者。
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在雅典和希腊其他城邦中出现了一批自称智者的职业教师，他们靠传授演讲术和辩论术为生。在古希腊，口才非常重要，口才好的人能够在公民生活中成为红人，担任要职，所以智者的生意非常好，能够赚大把的钱，柏拉图因此很看不起他们，说他们是出售灵魂商品的商人。在这些智者中，我只讲两个人，一个是普罗泰戈拉，他比苏格拉底大二十岁左右，另一个是高尔吉亚，他生卒年代不详，年龄可能和苏格拉底差不多，总之两人都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他们的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别人的著作中看到只言片语，但是，凭这只言片语，就可以看出他们很了不起。
先讲普罗泰戈拉。流传下来的他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他说的人是单数，指个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不同的个人，事物呈现的样子是不同的，不存在一个所谓本来的样子。用哲学的语言说，就是真理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样一种观点叫作相对主义（Relativism)。普罗泰戈拉是西方哲学史上明确提出相对主义原理的第一人。
根据相对主义原理，普罗泰戈拉还提出一个观点：任何一个命题都有一个和它相反的命题，二者无所谓对和错。把这个道理用在辩论术上，他指出，辩论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命题的对和错，因为无所谓对和错，而是取决于论证的强和弱。比如说，这里有两个命题，一个是，人是最聪明的动物；另一个是，人是最愚蠢的动物。你作为辩手抽签，无论抽到哪一个，都可以找出理由来论证，论证的强和弱就看你的本事了。
接着讲高尔吉亚。他是一个演讲天才，之所以在哲学上出名，是因为他建立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即使存在某物，人也无法认识；第三，即使认识了，人也无法向别人表述。这三个命题都很厉害，一般认为，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正确的认识是符合对象的，语言是能够传达认识的，高尔吉亚把这三者都给否定了，也就把认识的可能性给否定了，是彻底的怀疑论。近代哲学家例如贝克莱和休谟对认识提出的各种主要的质疑，都已经包含在这三个命题里了。
皮罗（Pyrrhon，约公元前360—前270）是把怀疑论加以系统化的第一人，创立了古代怀疑论学派，这个学派被命名为皮罗主义。他没有写过任何书，但是，公元二世纪的怀疑论者塞克斯都写了一本《皮罗学说概要》，这本书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皮罗对独断论进行了全面的批驳。皮罗说的独断论，是指一切断言真理是客观的之观点，而他力求证明，在认识的领域、逻辑的领域、道德的领域都不存在客观的真理，一切都是意见。他由此提出了怀疑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同等有效的命题与它对立。这个原则其实只是重复了普罗泰戈拉早已提出的观点，不过，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得出了和普罗泰戈拉不同的结论。普罗泰戈拉立足于辩论术，强调的是相反的命题都可以得到论证，而皮罗则强调，既然相反的命题都可以得到论证，你就不要去论证了，对于相反的意见，你不要做任何判断，这叫作悬搁判断，而一旦你这样做，就可以得到心灵的宁静。
悬搁判断，以求得到心灵的宁静，这是皮罗主义的特点之所在。在皮罗看来，人生的目的是幸福，幸福在于心灵的宁静，而意见之争是破坏心灵宁静的元凶。相反的命题，本来无所谓是非，你偏要执着于其中之一，做是非的判断，这是自寻烦恼。这个思路有点像庄子，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是相对的，所以你不要较真。从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达到一种不动心的超脱境界，这是皮罗主义和庄子哲学的共同之处。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皮罗死后不久，怀疑论也进入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而且占据统治地位达两百年之久。这个现象提醒人们注意到了柏拉图学说中的怀疑论成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和人对话的时候，往往也是提出两个相反的命题，二者都有可以成立的理由，而最后则不了了之，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他的这种谈话方式，一般被看作一种手段，目的是让对话者自知其无知。现在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这种方式不仅仅是手段，很可能是真实地表达了柏拉图的怀疑论立场。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一篇对话叫《美诺篇》，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一种怀疑论观点。其中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美诺：“苏格拉底，听说你经常在一些明显的真理上犯糊涂，而且还使别人产生困惑。”
苏格拉底：“其实是我自己感到困惑，把这种感觉也传染给了别人。今天我们关于美德的讨论就是这样。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你在和我谈话前好像知道，而现在也不知道了。”
美诺：“但是你怎么能探究你不知道的东西呢？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算你碰巧遇到了它，又怎么知道它就是你要探究的那个东西呢？”
苏格拉底承认美诺讲得有道理，他说美诺提出的是一个两难命题：一个人既不能探究他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知道，就没有必要去探究，又不能探究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探究什么。苏格拉底的表态到这里为止，按照他的一贯风格，仍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我要分析一下，说一个人不能探究他不知道的东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要探究什么是美德，在这个问题上有各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是对的，哪种说法是错的，要做一个判断。可是，如果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德，就无法做出判断。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不知道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就无法认识真理，而尚未认识真理，就无法知道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所以，苏格拉底说他是自己感到困惑，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对认识真理的可能性感到了困惑。
柏拉图学说的主体部分是理念论，断然肯定理性具有认识世界本质的能力。现在我们看到，柏拉图的思想是丰富而复杂的，甚至可以把他看作怀疑论的开山鼻祖之一。
上一节，我讲了希腊哲学中的怀疑论。怀疑论提出，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同等有效的命题与它对立。这本身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固然说明，不存在绝对真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哲学思考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让你换着角度想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哲学是思想实验，这种实验不需要仪器和试剂，只需要你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把一个命题放到各种场景中去，检验它能否成立。有一种思想实验叫作悖论，是拿逻辑做实验。这一节，我就讲一下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做的这种实验。
古希腊最有名的悖论是芝诺提出来的，被称为芝诺悖论。古希腊有两个叫芝诺的哲学家，一个是逻辑学家，出生在爱利亚，就叫爱利亚的芝诺（Zeno of Elea），活动年代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另一个比他晚一百多年，是我提到过的斯多葛派的创始人季蒂昂的芝诺（Zeno of Citium）。现在讲的是前一个芝诺。他是巴门尼德的学生，我讲过巴门尼德的哲学，他认为真正的存在是不变化也不运动的。芝诺为了维护老师的学说，提出了四个悖论，都是论证运动是不可能的。这四个悖论是：二分法，阿喀琉斯，飞箭不动，运动场。运动场悖论有点绕，我只讲前三个。
二分法悖论是说，你去某地，要走完全程，必须先走完一半路程，要走完一半路程，又必须先走完一半路程的一半路程，这样的二分是无限的，因此你永远到达不了某地。《庄子·天下篇》中有一句话：“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根一尺长的木棍，你每天截取一半，然后是剩下那一半的一半，依此类推，永远截取不完。这句话说的也是无限可分，不过没有由此推出运动不可能的结论。
阿喀琉斯悖论，意思和二分法悖论差不多。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里的英雄，跑步飞快。芝诺说，阿喀琉斯和乌龟赛跑，起步时让乌龟稍微领先，阿喀琉斯就不可能追上乌龟。为什么呢？因为他到达乌龟出发的那一点时，乌龟已经向前爬了一段路程，依此类推，这样的追赶是无限的，所以永远不可能追上。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悖论的论证都是建立在一条直线无限可分的基础上的。一条直线无限可分，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从这个道理推出的结论显然是错的，因为事实是你能够走完全程，阿喀琉斯能够追上乌龟。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分析是，芝诺故意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道理，一个道理是一条直线无限可分，另一个道理是一条无限可分的直线的长度是有限的。以阿喀琉斯追乌龟为例，假设阿喀琉斯的起点是A，乌龟的起点是B，只要知道二者的速度，就可以计算出阿喀琉斯追上乌龟的那个点，我把它标为C。从A到C这一条直线的长度是有限的，所以阿喀琉斯一定能够追上乌龟，这和从A到C这一条直线是不是无限可分其实毫无关系。所以，芝诺是从一个和结论无关的前提推出了结论。
再看飞箭不动悖论。这个悖论是说，飞箭在它飞行的每一个瞬间都占据着和自己体积相等的空间，而这意味着它在每一个瞬间都是静止的，那么，所有这些静止的总和也仍然是静止，所以，飞箭不动。
芝诺所有悖论的目的都是为了证明运动不存在。关于运动不存在，他有一个总的论证，和飞箭不动的论证相似，是这样说的：物体或者是在它所在的位置运动，或者是在它所不在的位置运动；但是物体如果在它所在的位置，这就是静止，不是运动，如果在它所不在的位置，这是荒谬的，不可能的；所以，运动不存在。
亚里士多德指出，芝诺论证的错误在于割裂了连续性。黑格尔指出，运动的含义是物体同一瞬间在这个位置又不在这个位置，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是使运动可能的条件。芝诺把时间割裂为一个个孤立的瞬间，把空间割裂为一个个孤立的位置，这是问题之所在。
但是，不管芝诺悖论能不能自圆其说，芝诺对逻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亚里士多德把他尊为逻辑学的创立者。他的为人也有值得一说的地方。由我们想象，这个逻辑学尖子会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其实不然。他体格魁伟，性格刚烈，而且是一个政治斗士。他参与一个密谋推翻僭主的行动，因此被捕了，审讯的时候，僭主问他同谋有谁，他告发了僭主所有的亲信。僭主问还有谁，他凑近僭主的耳朵，说：“有，就是你，城邦的祸害！”然后一口咬掉了僭主的耳朵，结果死于乱刀之下。
说到悖论，哲学史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悖论叫作说谎者悖论，是古希腊哲学家欧布里德（Eubulides）提出来的。欧布里德是米利都人，属于苏格拉底的学生欧几里得创立的一个学派。他提出了许多两难论辩，其中最有名的是说谎者悖论。
这个悖论是这样的：有一个人说“我在说谎”，如何判断这句话的真假呢？假设这个人说这句话是说了真话，可是他说了真话却说“我在说谎”，所以这句话是假话，与假设它是真话相矛盾。假设这个人说这句话是说了假话，其实他不在说谎，可是他不在说谎却说“我在说谎”，而这就是说谎，所以这句话是真话，与假设它是假话相矛盾。总之，不论怎么判断，都会陷入自相矛盾。
据说自古至今许多哲学家为了解开这个悖论绞尽了脑汁，甚至有人为此而过劳死。罗素说自己也在这上面花了许多精力，但是毫不成功。不过他成功地设计了一个相似的悖论，叫作理发师悖论。
罗素的这个悖论是这么说的：有一个理发师声称要给并且只给镇上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要给自己理发吗？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那么，他就属于“不给自己理发的人”，他就要给自己理发；如果他给自己理发，他就属于“给自己理发的人”，他就不可以给自己理发。
这两个悖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集合中的一分子对整个集合下论断，而如果把这个论断用在该一分子自己身上，就会产生悖论。在说谎者悖论中，“我在说谎”是对我在说的每一句话的论断，而如果把这个论断用在“我在说谎”这句话本身上面，就产生了悖论。在理发师悖论中，要给某某理发是对镇上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的论断，而如果把这个论断用在理发师自己身上，就产生了悖论。
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招了一个学生，教他怎样当律师，两人签订协议，规定学生在打赢第一场官司后再付学费。不料这个学生毕业后没有当律师，而是当了音乐家，因此根本不打官司。普罗泰戈拉要他付学费，遭到拒绝，于是把他告上法庭。普罗泰戈拉这么想：在官司中，如果我赢了，当然可以讨回这笔钱；如果我输了，按照协议，他赢了第一场官司，仍然要向我付学费。但是，学生有自己的推理，他这么想：如果我赢了，当然就不必付钱；如果我输了，按照协议，没有打赢第一场官司，我仍然可以不付学费。这两个人的想法不可能都对，那么谁错了呢？据说法庭对这个官司也左右为难，决定休庭一百年。
世界文学名著《唐吉诃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吉诃德的仆人桑乔到一个小岛上做国王，他颁布了一条法律，即凡是来岛上的人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来这里要做什么？”如果答对了，就可以在岛上玩；如果答错了，就要被绞死。有一个人这样回答：“我来这里是要被绞死。”那么，桑乔是让这个人在岛上玩呢，还是把他绞死？这是一个悖论：如果让他在岛上玩，他说的“要被绞死”就是答错了，那么就应该把他绞死；如果把他绞死，他说的“要被绞死”就是答对了，那么就应该让他在岛上玩。最后，桑乔决定废除这条法律。
这两个悖论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两组选项之间有一种反向关联。以桑乔悖论为例，第一组选项是回答对和回答错，第二组选项是在岛上玩和被绞死。在答案是被绞死的情况下，回答对与在岛上玩相关联，在岛上玩与回答错相关联，回答错与被绞死相关联，如此循环，陷入了悖论。
上面讲了一些著名的悖论。其实，芝诺悖论不是严格的悖论，而是诡辩。悖论和诡辩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悖论在逻辑上是没有毛病的，是逻辑本身导致了自相矛盾，而诡辩则包含了不易觉察的逻辑错误，用似是而非的推论得出荒谬的结论。所以，悖论是逻辑本身在拿人开玩笑，而诡辩是诡辩者在拿逻辑和人开玩笑。
事实上，我们会经常遇到悖论，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已。我女儿四岁的时候，听见我说到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就问我“一无所知”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她马上问：“那么他怎么知道他一无所知呢？”这个四岁的小女孩发现了一个悖论。
无论悖论，还是诡辩，我们从中都能感受到思考的乐趣。成功地设计一个悖论，或一个诡辩，都需要高智商，都是不容易的，不信你试试看。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
[古罗马]塞克斯都·恩披里克：《悬搁判断与心灵宁静：希腊怀疑论原典》，包利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