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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做了个梦，又回到了山阴路。梦里，走在黄昏时分的弄堂里，路灯的暖光淡淡晕染，照不了太远。
路上没有人，我打着伞悠闲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1975年，因为父母是知青，我出生在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城区二十多公里外的阿城畜牧场。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知青返城，爸爸一个人把我从阿城带回了上海，妈妈则因为没有返城名额留在了黑龙江。我在山阴路开始了和爸爸、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
山阴路在我的记忆中，是酷热的夏天铺在地上的凉席、半夜奶奶不停扇动的蒲扇；是冬夜重得让我无法翻身的厚被子和一层又一层的衣服；是被窝里要躲着滚烫的汤婆子的小脚；是后窗每天清晨三四点就开始吵闹的菜市场；是傍晚变幻莫测的火烧云；是万寿斋五分钱的小馄饨、一毛二的小笼包；是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整点的上课铃声；是校门口卖琼糖（麦芽糖）和香烟画片的小贩……
记忆中，小时候没什么玩具，跳跳橡皮筋，踢踢毽子，玩玩游戏棒，就已经开心得不得了。现在的父母可能会认为那样的童年是匮乏的，但其实那时候，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玩具。每每玩到天黑，听到奶奶从远到近地唤我回家吃饭，我才不情不愿地“拖着屁股”，一路闻着各家的红烧肉、干煎带鱼的香味晃回家。
上海的冬天最是阴冷。奶奶会早早地给我灌好一个满满的、烫烫的热水袋，提前放在被窝里。等我洗完脚，抖抖索索跳进被窝的时候，那一刻是最幸福的。奶奶不让我睡前看书，她说怕我把眼睛看坏了，可我觉得她就是为了节约电，所以，就缠着她给我讲故事。奶奶拍着我，没说几句我就睡着了，从来记不得她讲过的故事。
秋天，我会到处捡落叶，小心地洗干净夹在书里。还有捡树杈，和小朋友比谁的更有韧性，我会挑不是很粗带点绿的树枝，每次都可以赢几张香烟牌子。
春天，养蚕宝宝的时候到了，就爬树去摘桑叶。看着米粒大的蚕宝宝吃叶子，慢慢长大，作茧成蝶。
夏天最开心。晚上吃完饭，和奶奶拿着小板凳去鲁迅公园看露天电影，回来路上会偷偷摘几朵栀子花，一路嗅着花香，牵着奶奶的手，蹦蹦跳跳地回家。奶奶会说：“公园的花不好摘的，摘花要被抓走的……”但她从来都不会吼我，大概在她看来，小孩子开心是顶顶要紧的。
后来，爸爸开始在家里养花，阁楼房顶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爸爸负责细心照顾，我负责静待花开。养花是个精细活儿，我还和爸爸一起沤有机肥浇花——我俩定期向养鸽子的邻居讨要鸽子粪，和黄豆一起沤。那段时间，一开窗户就飘来有机肥的味道，那个销魂的味儿啊！到现在我还记得。
忘了爸爸是为了攒鸽子粪，还是真喜欢，后来他也养起了鸽子，还参加过上海往返广州的信鸽比赛。那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天天在阁楼阳台盼着信鸽归巢。
童年生活丰富多彩，我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在安安稳稳、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我自由而快乐地长大了。
山阴路的童年记忆始终非常清晰，到现在回忆都是彩色的。
成长的时光是美好的，记忆也就温暖了——成年后我搬了好几次家，也在别的城市工作过，却还是会常常梦见山阴路，梦中的童年景象明亮而温暖，滋养着我每一个在异乡的夜晚。
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建立的。
归属感是一种与人相处的方式，一种我们和自己、他人以及周围世界联结的方式。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归属感和价值感。”
人是需要归属感的，归属感从孩提时期开始建立。成人和儿童都会有归属感缺失的表现——缺乏归属感的儿童，常常会有不良行为表现，如哭闹，没有边界感，内在秩序紊乱，打扰他人，不听从指令等，要改善儿童的不良行为就要提高他们的归属感，当满足了归属感的需要，不良行为也就会得到纠正；缺乏归属感的成人在职场中缺乏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不能自觉接受和遵守群体规则。所以，归属感往往对成人拥有稳定的内驱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到，满足归属感是在保障基本的生理和安全后的重要需求。
“我属于这里，我被爱着，我很安全，我足够好，我充满力量……”
相反，被排斥、被孤立、长时间被否定、缺乏爱和认同、得不到关注等，就会造成归属感缺乏。
“我总是感觉不安；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快乐；我不属于这里；没有人认可我；没有人需要我……”
所以，归属感是一种源于被爱的感觉。归属感直接影响幸福指数。
我是一个对环境归属感要求很高的人。曾经，我有过一段很煎熬的异地工作经历。在那个陌生的环境，我没有感受到认同、肯定和支持，最后我放弃了那个工作机会，离开了那座城市。当时的感受和山阴路给我留下的印象正好相反——前者是动荡的、疑惑的、不被认可、缺乏包容的环境；后者则是温暖的、有爱的、被认可、被支持的环境。无论我经历怎样的低谷，山阴路总能在瞬间安慰我，给我再次出发的底气。
看到这里，你一定觉得：山阴路的环境，对于我建立环境归属感而言太容易了。这样的童年过于完美，不真实——你说对了，这只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方面。
我也有一些灰色的记忆，它们对我的影响更深远：上小学前，照顾我生活的是奶奶和爸爸。家里少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妈妈。
我两岁时，就和妈妈分开生活了。童年记忆里，我对妈妈的印象并不清晰，记得爸爸有时候会去邮局取从哈尔滨寄来的包裹，里面有我妈给我织的毛衣毛裤、做的棉袄，还有姥姥攒的卷子面、大米、黄豆……那时候粮食紧缺，什么都要凭票，这些都是姥姥、我妈和姨妈舅舅们从嘴里省出来的金贵东西。虽然生活里有妈妈的影子，但这些都不能弥补缺失的母爱。
那个特殊年代，知青返城十分艰难，最后是爷爷放弃了离休干部名额，才给妈妈争取到调回上海的机会。所以，直到小学后，我妈才几经周折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和我妈远隔千里的那几年，正是我们母女彼此建立依恋关系的重要时期。虽然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回哈尔滨和妈妈团聚，但每次见面都很生分，刚刚熟络了又要分开。聚聚散散都是折磨，我和妈妈的情感连接无法建立，更不用说相互依恋。
妈妈调回上海后晚上要和我一起睡，我都是熬到半夜偷偷又溜回奶奶的房间。爸爸说，当时我妈很伤心，哭了好一阵。这种无奈的母女关系，长年的分离，并不是我妈妈自己的选择。她怎么会不想和自己孩子一起生活？
在时代的洪流里，人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这是很多有同样经历的家庭共同的痛！
长大后，我和我妈再也没有长时间分开过。但我们也无法特别亲近，好像彼此之间隔了一层纱。这是我俩的遗憾，所以当时初为人母，我便竭尽全力地避免和孩子分开，甚至有些执念。出差的时候，只要当天能结束工作，再晚我也要赶回家，海陆空交通工具哪个快选哪个；出去旅行，我一定带上孩子；不是万不得已晚饭一定回家吃；夜里先哄孩子们入睡后，再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没赶上和孩子们说晚安，心里就会愧疚。
从事心理学工作后，我反思自己，这种行事风格与我童年缺失母爱有很大关系——有了孩子后，我的潜意识开始做自我内在修复，通过对照顾孩子的执着行为来补偿自己的缺失。因为没有得到，就要百分之百甚至更多地给到孩子，只能多不能少。
但是，由于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缺失相关体验，所以对育儿行为掌握不好分寸，有时候是过激的。我先生了解我小时候的经历，他能理解我某些行为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爱孩子，也是为了弥补自己童年的缺失。每当我在这些事上钻牛角尖时，他便提醒我放轻松，并鼓励我尝试享受自己独处的时间，不要为了孩子丢了自己。要感谢他当年给我的安慰和建议，让我今天依然可以活出自己。
近些年，我接触了一些有类似亲子关系问题的家庭——有些妈妈刚生完宝宝就要背井离乡，无奈地选择母子分离去异地工作；有的妈妈之前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0—6岁亲子关系建立的最佳时期，现在遇到了孩子产生严重的青春期问题的情况，家庭动力系统混乱……
妈妈们找不到出路，接受不了现实，也不知如何改变。无论她们的身份地位如何，没有了孩子的陪伴，母亲就像飘零的蒲公英，飞得再高也是离开了根。面对推开她们的孩子，妈妈们的情绪会崩溃，瞬间便跌入谷底。
我知道她们来找我咨询，都想要一剂良药，期待药到病除。可惜，我没有。如果谁说有，那他一定是个骗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积月累的问题如何能一招摆平？成人和孩子都没有经历反思，没有重新建立正确的认知体系，行为没有任何改变，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改变是个痛苦的过程，从有勇气面对现实开始，从放弃对那剂良药的幻想开始。自我反省，提高认知，改变以往的习惯性思维，这是父母成长的必经之路。
先试着问自己几个问题，并用纸笔记录下答案：
你能原谅自己曾经错过良好亲子关系建立的最佳时机吗？
你能正视你和孩子现在的关系吗？
你能匹配得上你孩子的思想吗？
你能接受孩子是个独立的人，并尊重他吗？
你能有耐心面对并接受暂时解决不了的亲子问题吗？
你能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的认知吗？
你愿意学习吗？
……
当年我妈是别无选择，今天的妈妈们，你们可以鼓起勇气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吗？
如果你和孩子错过了0—6岁这个建立亲子关系的最佳时期，现在又想改善和孩子的关系，那就从当下开始，从自己着手。父母改变了，孩子就会改变，彼此的关系也会改善。
如果你的孩子正好处在0—6岁——越小越好——恭喜你，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建立让人一生受益的良好亲子关系。千万别错失良机，亲子关系绝不该在你创造完人生辉煌后才去建立。
亲子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亲密关系，需要感官、感受、感觉的满足。0—6岁是建立依恋关系的敏感期。孩子需要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在一个桌上吃饭，在妈妈怀里撒娇，感受妈妈和爸爸的温暖、呵护。
良好的依恋关系不仅让儿童有归属感，同时会产生“镜像效应”，使儿童通过模仿成人的行为，进行自我修正。这需要时间的积累，加上真实的感受和日常生活的打磨。其中，0—3岁是儿童和母亲建立依恋关系格外重要的时期，与儿童之后建立自信、认同自我、形成独立健康的人格等有直接关系。
“在敏感期间，儿童受到一些不可抗拒的内在力量推动，刺激他对周围环境的不同物体产生兴趣。实际上，这种内在的力量就是对环境的爱。它并不是一种情绪上的刺激，而是一种知性的欲望或爱，促使儿童去看、去听、去发展。”教育家、蒙特梭利教育法创始人玛利亚·蒙特梭利女士如此认为。
亲子关系是双向的。良好的亲子关系，也会让父母成为受益者。亲子关系良好的孩子，自信、勇于挑战、有边界意识、情绪稳定；亲子关系良好的成人，也能从关系中获得支持，儿童能激励成人更好地履行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妈妈更温柔，爸爸更强大。
因果不虚，只要你付出，就会有回报。
1999年，我大学毕业离开上海，在北京开始工作和生活，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日积月累。我经常周五买红眼航班飞回上海，周一买最早的航班飞回北京，可怜的一点点工资全都交给了航空公司。回到上海，除了疗愈乡愁外，我偶尔会回到山阴路，走走看看。奶奶当时因为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和阿尔兹海默病住进了老年公寓，山阴路没了我牵挂和牵挂我的人。
我去老年公寓看奶奶，她时常意识模糊，反复问我是谁。旁边的护工会大声地说：“这就是你每天都在说的最有出息的孙女呀！”奶奶认不得我了，我没有伤心，反而很愿意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奶奶聊天。这让我很轻松，总是暂时忘记了回程的时间越来越近。
2000年，正值世纪之交。我在央视忙得昏天黑地，出差、节目录制紧密衔接。我没有时间回上海。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传呼机响了，一看是我爸妈让我尽快回电。当时，我没有手机，办公室只有一部电话可以打长途，打长途需要向组长申请。我拿起电话，组长没有阻止，给我一个眼神，意思是让我长话短说，我心领神会。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绝大多数的父母都一样，没有大事一定不会打扰孩子的工作和生活。电话打回上海，噩耗传来。家里人告诉我，奶奶凌晨过世了。
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奶奶最疼我，现在奶奶走了，我是一定要回去的。我那股子执拗劲儿又上来了。挂了电话，我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订了回上海的机票。从我的角度而言，这是必须做的决定，但是就工作来说，我的决定是冲动且不负责任的。庆幸的是，台里准了我几天假，允许我回上海为奶奶奔丧。
踏上回家的路，我有了回忆的时间。脑海里一幕一幕呈现奶奶和我相处的场景。
当年，爸爸带着我一个人从黑龙江回到上海，顶替我奶奶进了工厂当货运司机，周末开旅游车在上海周边旅游景点赚外快。爸爸早出晚归，上下班没有准点儿，非常辛苦。在山阴路的日子，我每天围在奶奶身边，从那时起，奶奶就是我心里的依靠。
记忆中，奶奶个子不高。因为我抬头和奶奶说话再久也不觉得累，也可能是因为奶奶总是弯下腰看着我吧。出门前她总是把齐耳短发梳得一丝不乱，有时会往手心里滴一两滴四季牌头油。奶奶没什么好衣服，我也不记得她穿过皮鞋，一双黑色横搭襻布鞋穿了很多年。她口袋里总会放一块干净的手绢，叠得整整齐齐，穿着也清清爽爽。只要看奶奶的背影就知道这是一个利索的人。这点我深受她的影响。
奶奶对我的爱，毫无保留。她每天上午都会送我去幼儿园，等下午接我的时候总会带一个茶缸，里面装上一两个小笼包，打开盖子时仍然热气腾腾，我边走边吃。
冬天，她会在被窝里把我冰凉的小脚放在她的怀里。夏天，在闷热的阁楼里，她会整晚帮我扇扇子、赶蚊子。我生病了，爸爸不在家，奶奶会背着我去第六人民医院。周末天气好，奶奶会带我去四川路逛逛马路，吃吃虹口糕团店的条头糕。
上小学前，我天天就是玩，在弄堂里到处跑。上海人不习惯随便串门，没有受到邀请就上门，是很唐突的行为。我们小孩子不管，不敲门撩起帘子就冲进去又冲出来，身后是阿姨妈妈们的尖叫。奶奶和我说过很多次，我是知道规矩的，只是不愿意守规矩。奶奶说教是一直有的，我时常嫌奶奶啰唆，她话说了一半，我又冲出门了。但是，奶奶的话我都记在心里，知道什么是底线，决不越雷池半步。
我的奶奶非常爱我，脾气又好。别家的孩子要是闯了祸，回家就等着“竹笋炒肉”，少不了被大人一顿胖揍。奶奶却从来没有打骂过我。
有奶奶的日子，就是幸福。
一天早上，我在后窗旁端着一大碗豆浆喝，探头看楼下菜市场的热闹。一不小心，一碗豆浆从三楼翻了下去，正好溅在一个年轻女人身上。我害怕极了，缩头就跑。结果人家还是找上门来，吵嚷着让我奶奶给她擦干净。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躲在屋里，从门缝里偷偷看着奶奶蹲在地上，给她擦裤子、擦鞋，一个劲儿赔不是。我知道自己闯祸了，心中忐忑，同时也生出对那个女人的愤怒，很想自己冲出去承担这一切，但又不敢，因为确实理亏。
那个女人走后，奶奶爬上三楼，有一点责怪地对我说：“你看把别人衣服弄的……以后喝豆浆要放在桌上喝……”我钻进奶奶的怀里哭了很久，不是为自己，是为奶奶替我承担了这一切而愧疚。
这段记忆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小小的我看到奶奶受委屈，内心愤怒不已又无能为力的感受。这就是情绪记忆。正如阿德勒所认为的，情感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经验都无法比拟的。情绪的力量很大，像水一样，可载舟亦可覆舟，左右着我们的行动。
回想起来，奶奶当时养育我的方式，真的很有智慧。她没有把我推出去面对那个女人的责怪，让小小的我承受不堪；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警告我、惩罚我；没有告诉下班回来的爸爸，也没有反复唠叨指责我的错误。她只是告诉我如何做正确的事。奶奶能够理解，我不是故意打翻豆浆的，那是个意外，错就错在我不应该在窗口喝豆浆。所以，她教我学会正确处理生活中的意外并承担后果，她和善而坚定的态度，让我更愿意听从她的教导。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现在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记得奶奶说的话——“喝豆浆要放在桌上喝”。
类似“豆浆事件”的例子还有很多，零零碎碎地留在记忆里。奶奶对我的教育并不是娇纵，她给我宽松的成长环境和足够的机会去挑战，同时也明确边界，温柔而坚定。
奶奶走后很多年，遇到类似的场景时，这些碎片记忆又会浮上来，触发我对奶奶的思念，同时也让我对照自己进行反思。
爸爸和奶奶不同。
上小学时，我贪玩没好好做作业，放学也不及时回家。有一次他气急动手打我，把爷爷练太极的木剑都打断了，我的书包也被他从三楼的窗户扔了出去。我哭着跑下楼，去抢救我的作业本和铅笔盒。奶奶也追下楼，和我一起捡地上的铅笔，默默陪我上楼。我不停抽泣，她啥也没说，没有数落爸爸的过激行为，没有火上浇油地帮腔，只是坐在我身边陪着我，让我觉得还有人可以依靠。
奶奶事后会和我讲道理，有理有据，有原则，有边界，让我心生敬畏。孩子情绪平稳的时候，才是说教的正确时机。
现在我自己做了妈妈，有几次也气急了，把儿子的书包扔到门外，任由他在走廊里声嘶力竭哭到求饶也不宽恕。事后，我很自责，也很遗憾那时候儿子身边没有一个我奶奶那样的长辈，安慰他，默默地陪伴他，给他希望，告诉他我们爱他。
那次被爸爸打过以后，深深的恐惧感留在了记忆之中。这也是情感记忆。阿德勒说，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历，完全有可能被赋予相反的意义。一件事情的发生，对儿童成年后的影响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逻辑上，我不认可父亲打骂的教育方式，我在教育孩子上应该模仿奶奶的包容方式并积极进行引导。但事实是，当我儿子不听话时，我和当年的父亲一样被激怒，甚至连扔书包的行为都一样。儿时的场景深深进入了我的潜意识，在我情绪失控的时候，完全无意识地模仿了他。
我用我的行为解释了童年的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虽然我完全抵触这种惩罚式教育，却又不知不觉复制了这种伤害。那么我的儿子也有同样的经历，这种循环是否无法阻断？想到这里，我很惶恐。
奶奶平时很少有负面情绪，即使她受了委屈，也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她有时会和爷爷发生争吵，通常奶奶说几句就默默走开了。我一直觉得，奶奶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她不会用语言和气势压制别人。她的“默默”更强大。
对比之下，这样的情绪管理我做不到。面对孩子的错误行为，我容易急躁，一有情绪就无法正确解读孩子错误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面对别人的误解，我会有负面情绪，这让我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冲突的“真相”。
情绪是我最大的敌人。
爸爸和奶奶对我的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奶奶是管教，爸爸是惩罚。惩罚不能达到管教的目的，如果成人能够尊重孩子，并且坚守原则，孩子是愿意追随的。
事实上，对我和我孩子的成长而言，打骂教育的后果都是一样的，惩罚只能由于孩子害怕而带来短时的效果。
很多父母育儿，就是在娇纵和惩罚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娇纵没有边界，或者标准一直在变，孩子就会陷入混乱，同时，利用模糊的边界挑战父母。经常被惩罚的孩子，要么变得极其叛逆，要么变得因恐惧而顺从。
挑战边界不是这个时代儿童才有的行为，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孩子的天性，这是人成长的阶段性表现。如果你的孩子出现这样的“叛逆”行为，你应该高兴。你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压制孩子，而是怎样匹配孩子的成长。
很多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在童年时都不是乖宝宝。他们充满了创新的能量，加以正确引导就会非同凡响，一鸣惊人。
比如乔布斯的童年，大家都会用不幸与幸运来描述：不幸的是他刚出生父母就遗弃了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对很好的养父母。小时候的乔布斯属于特别好动，特别调皮淘气的孩子。上课时他有各种奇思异想，不服从老师的管理，不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曾几次被学校勒令退学。
小学课本里“铁杵磨成针”描写的是诗人李白小时候逃学在象耳山下闲逛，被老妇人铁杵磨针的精神打动，回去完成学业的故事。
人类是为了自由发挥自己的潜能，才去挑战边界。既然是自由发挥，那就无法避免和现有边界发生冲突，结果也许是被边界征服而顺应，也许是成功打破旧边界，建立新秩序。
那么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能力挑战边界的呢？答案是两岁。
当他们可以独立行走，有语言能力表达内心，有自己的喜好，不再完全依赖成人，探索世界、挑战边界就开始了——他们不再是成人的“牵线木偶”，在与外界秩序的冲突当中建立了内心的秩序感。内在秩序建立好的儿童，更专注、更独立，懂得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重心。
孩子在挑战边界的时候，会有三个过程：不知道什么是规则，了解规则，遵循规则。
观察力日渐增强的儿童，当他们开始变得特别“固执”，原因可能只是穿衣服和裤子的顺序不对，也许是给他的衣服折叠方式改变了，或者是吃早饭时坐在身边的人换了……他们因为一点点你眼中的小事哭闹不停，所有的“不正常”的表现大概率只是他们的秩序敏感期到了。这些打破秩序的细节都会让孩子感到焦虑、不安、痛苦。
建立内在秩序的过程是探索和挑战世界的前提。
孩子突如其来的对抗让我们不知所措，但这恰恰是孩子独立人格建立的开始，对于他在未来拥有更完整丰沛的生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成人，最重要的便是激发孩子的“超能力”。
所以像我奶奶那样，内心平静、温柔而坚定的亲密长者，叫我怎么能不依赖？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几个玩不厌的游戏，我最热衷的就是用凤仙花染指甲，在现在的城市几乎失传了。
要用凤仙花染一次指甲并不容易，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必须团体行动。我在山阴路有几个很好的小伙伴，有男孩有女孩，任何一个人在楼下叫一声，其余几个就以最快的速度哧溜下楼，在弄堂口会合，一起商量今天玩啥：一起跳橡皮筋、打玻璃弹珠，或者拿着零花钱去烟纸店买鱼片干、话梅吃。
我们最喜欢用凤仙花染指甲。大家可以一起翻墙，去别人家的院子。那是个没人住的空院子，长满了凤仙花。每年凤仙花开时，这就是我们共同的首选活动。大孩子先爬，探探路，连拉带拽地把小个子拉上来。每次翻墙都有探险的感觉，紧张而兴奋，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有时候我是探路的，有时候我是被拽的。
凤仙花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同一株凤仙花会开出很多不一样颜色的花，红的、粉的、白的、黄的，最好上色的是粉红色的。用一个小碗，把摘下的凤仙花轻轻捣烂。我们没有碗，就地取材找石头和瓦片，清洗干净就能用。粉红色的液体渗出来，就可以敷在指甲上了。这个工作至少要两个人合作完成，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包。我们用凤仙花的叶子小心翼翼地包好十根手指。
之后，就是等待。慢慢等待指甲上色的过程是最美好的。女孩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阳光铺洒在各自的脸上，听着时强时弱的蝉鸣，跷着包好凤仙花叶子的手指，兴致勃勃地玩扮家家。男孩们就满院子追逐打闹。
玩不够啊，不想回家。童年的玩伴虽然已经散落在岁月中不见踪影，但他们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每一个人都无法替代。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只生一个孩子，大人们忙着抓生产搞建设。每个孩子的脖子上都挂把钥匙，早早地自力更生。我是家中独女，要是没有这些弄堂里的小伙伴，我的童年该有多孤独啊。相比我们儿时的没人管，现在一个孩子被好几双大人的眼睛紧紧盯着，样样都被安排好。
我们当时就因为没有大人管，反而获得了单纯的儿童社交。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相互陪伴，彼此学习，彼此关爱，彼此分享，让原本孤独的我们，感受到朋友的重要性。
其实，这就是蒙特梭利教育所提倡的混龄环境。混龄环境提供了一种类似兄弟姐妹的生活场景，避免了儿童对成人过多依赖、交往能力弱、没有合作能力、任性自私等问题。
玛利亚·蒙特梭利说：“把人根据年龄分隔开来是一件非常冷酷而又不符合人性的事情，对于儿童也是如此。这样会打断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使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学习。绝大多数学校首先根据年龄进行分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混龄的环境满足了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需求、语言发展的需求、主动学习的需求，避免了竞争的伤害。心理学家认为，在幼儿园以年龄划分班级的环境中，孩子间的能力和知识都差不多，特别是在统一的教学模式下，发展比较落后的孩子，会感觉到自己总是处于落后的位置，从而产生自卑感；一些优秀的孩子就会比较容易产生骄傲自大的情绪。
而在混龄环境中，能力差一点的孩子，能够在和年龄更小的孩子玩耍中得到乐趣和自信，而优秀的孩子，能够在年龄大一点的孩子那里学习到更多东西，榜样的力量凸显。年纪大的孩子可以充分展现自我，学会付出，懂得如何照顾别人；年纪小的孩子会天然地去模仿，促进语言和思维的发展。
阿德勒说：“我们不能期待一个没有经历过合作训练的孩子，在面临一项需要合作的工作时，会有良好的表现。”
我常年接触蒙特梭利的教育环境，亲眼见证了蒙氏混龄环境对儿童成长的益处。对于无法接触到蒙氏教育机构的家长，其实同样可以为孩子营造类似的混龄场景。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小区的儿童乐园、公园、运动场，还有每年的冬令营、夏令营等，参加少儿社会活动。只要孩子成群的地方，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很鼓励家长放手，让孩子在没有成人干预的儿童社交环境里，自由自在地成长。
在混龄环境里，你会观察到他们之间互相照顾、互相学习的过程，以及如何学会协作完成任务。你会发现，在混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的孩子，比由父母单独养育的孩子更自信、更自主，他们习得新技能的速度也会更快。
所以，试着放手，静待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