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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们吃煤块之后不久，传出了姑姑即将与那个飞行员结婚的消息。为了陪嫁品的问题，大奶奶过墙来与我母亲商量，最后决定把墙外那棵百年树龄的大楸树砍倒，让乡里手艺最好的范木匠制作成家具。我确实看到父亲陪着范木匠来丈量过那棵树，那棵树因为面临着杀伐被吓得枝条颤抖，叶子哗哗，仿佛哭泣。
但这事儿后来就没了消息，姑姑也好久没有回来了。我跑到大奶奶家去探听消息，大奶奶用拐棒毫不客气地将我打出来。我猛地发现，大奶奶老得像那些传说中的“老娘婆”一样了。
下那年的第一场雪的早晨，太阳非常红。我们穿着草鞋上学时，感觉到了脚冷和手冷。我们在操场上奔跑喊叫，借以取暖。突然，空中传来令人惊惧的轰鸣声。我们仰脸张着嘴巴，看到有一个庞然大物——暗红色的——拖着黑色的浓烟——睁着两只红色的大眼——龇着白森森的巨齿——浑身哆嗦着——对着我们扑过来。飞机，妈呀，飞机！难道它要在我们操场上降落吗？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飞机，飞机翅膀扇起的风把地上的鸡毛和枯叶卷扬起来，如果它能降落在操场上该有多好啊，我们可以近前观看，我们可以伸手摸摸它，我们如果好运气，很可能被允许钻到它的肚子里去玩玩呢，我们没准儿可以请那飞行员给我们讲几个战斗故事。他很可能是我准姑夫的战友，不，我准姑夫的“歼-5”比这个黑家伙漂亮多了，因此我准姑夫不可能与开这种笨家伙的人是战友。但，怎么说呢，能开上这种飞机，也够神气了是不？把这么沉重的一块钢铁开到天上去的人，哪个会不是英雄呢？——我是没看到飞行员的脸的，但事后很多同学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透过飞机头上的玻璃，看到了飞行员的脸——那架我以为肯定要降落在我们身边的飞机似乎很不情愿地抬起了头，猛地往右一拐，肚皮擦着我们村东头那棵大杨树的梢儿，扎到村东辽阔的麦田里去了。我们听到一声巨响。这巨响比上次听到的“音爆”要粗大浑厚许多。我们感到脚下的地皮都抖起来，耳朵里嗡嗡地响着，眼睛里出现许多金星星。紧接着便有一股浓烟夹着暗红的火柱冲天而起，阳光一下子变成了紫红色，随即我们便嗅到了呛得人不能呼吸的怪味儿。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醒过神来。我们往村头跑。跑到村头大路上，我们感到热浪灼人。那飞机已炸得四分五裂，有一只翅膀斜插在地上，好像一个巨大的火把。麦田里烈火熊熊，有烧焦皮革的气味。这时又猛然地一声巨响，有经验的老王师傅高声吼叫：趴下！
我们趴下，在老王师傅带领下往回爬。快爬，飞机翅膀下有炸弹！
事后我们知道，那飞机翅膀下本可以挂四枚炸弹，那天只挂了两枚，如果四枚全挂，我们就全被报销了。
就在飞机失事后第三天，父亲与村里的男人们推着小车去机场送飞机残骸和飞行员遗体，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大哥气喘吁吁跑进家门。这个运动健将是从县一中一口气跑回来的。五十里路，差不多半个马拉松。他一冲进院子，只说了两个字：姑姑……便一头栽到地上，口吐白沫，白眼珠翻上来，昏了。
家里人都围上去救他，有的掐人中，有的捏虎口，有的拍胸膛。
你姑姑怎么啦？
姑姑怎么啦？
终于，他醒了，嘴一瘪，哇地哭起来。
母亲从水缸里舀来半瓢凉水，往他嘴里灌了一些，剩下的泼在他脸上。
快说，你姑姑怎么啦？
我姑姑那个飞行员……驾飞机叛逃了……
母亲手中的水瓢掉在地上，跌成了好几片。
逃到哪里去了？我父亲问。
还能去哪里？我大哥用袖子擦擦脸上的水，咬牙切齿地说：台湾！这个叛徒，这个败类，飞到台湾投靠蒋介石去了！
你姑姑呢？母亲问。
被县公安局带走了。大哥说。
这时，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吩咐我们，千万别让你们大奶奶知道，也别出去胡啰啰。
我大哥说：还用得着我们啰啰吗？全县都知道了。
母亲从屋里搬出一个大南瓜，递给我姐姐，说：走，跟我去看你大奶奶去。
一会儿工夫，姐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一进院就喊：奶奶，俺娘让你快去，俺大奶奶不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