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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重视跟踪分析和把握发展形势的新变化。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重下滑以及2009年政策刺激下的“V形”反转之后，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又出现了连续10个季度的下滑趋势。就在人们为此而担心时，从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结束了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部分行业、部分企业还面临经营困难，经济形势可谓是“乍暖还寒”。当前，应巩固和发展已出现的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努力实现稳中求进、扎实开局。为此，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我国经济增速能不能回升
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有很多，这里主要讨论与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有关的问题。要判断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能不能回升，就要搞清楚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是趋势性因素还是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抑或是两种因素都在起作用？如果是两种因素都在起作用，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因素的作用更强、更重要？
趋势性因素，是指决定经济运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基本走向的各种因素，诸如要素投入因素、资源禀赋因素、生态环境因素、体制机制因素等。周期性因素，是指影响经济运行短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经济体系本身的使其向上扩张的因素和使其向下收缩的因素。向上扩张因素和向下收缩因素形成的两种力量此起彼伏、此长彼消，各自积蓄到一定程度而交替起作用，形成经济的短期波动。第二大类是逆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政策因素。由于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直接受到经济短期波动态势的影响，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点。
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是趋势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趋势性因素决定经济波动的中轴线位势，周期性因素影响经济波动的上下幅度。分析经济走势，关键在于把握它们各自不同的作用特点及政策含义，否则，就会产生两种误导：一种是，只看到周期性因素的作用，而忽视趋势性因素的作用，以为像过去那样，简单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使经济增速迅速回升。这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当前国内外大环境下，特别是在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移的大背景下，即使采取强刺激政策，经济增速的大起也不可持续，有可能重回过去的粗放型、速度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另一种是，只看到趋势性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以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速只会一年一年滑下去，把短期波动中低谷期的较低经济增长率误认为是长期趋势线，该回升的时候不敢回升，以至贻误来之不易的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
因此，一方面，应重视趋势性因素的作用，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长效的体制机制建设，把握好经济增速，使之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地偏离中轴线；另一方面，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巩固和发展已出现的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刚刚呈现企稳回升态势，还有一定的回升空间，不需要采取力度过大的刺激政策，而应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中适时微调、预调。今后5年，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应把握好经济增速适度回升的上限：一是不引起经济过热，GDP增长率最高不要超过10%；二是不引起明显的物价上涨，物价上涨率不要超过4%。
我国经济增速要不要回升
要回答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要不要回升的问题，就需要明确，不仅经济增速过高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经济增速偏低同样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因为经济增速偏低会使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趋紧，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经济增速偏低，企业难以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企业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微观主体。转方式、调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创新，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需要投资支持的。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节能减排等，都需要一定的投资。在经济增速偏低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利润增速下降或亏损，市场上悲观预期弥漫，企业就没有信心和能力去转方式、调结构。人们常说，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倒逼机制使企业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实际上，“倒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经济下行阶段凸显出来的，而“倒逼机制”的实现则是在经济上行阶段。因为在宏观经济回升的大环境中，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改善，企业利润增速提高，生产资料价格尚处于低位，信贷条件相对宽松，市场信心恢复，这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和转方式、调结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以上低于8%，工业企业就会出现利润大幅下降或亏损的困难局面，企业就难以推进转方式、调结构。
经济增速偏低，企业效益下滑，必然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2012年，随着经济增速低位运行，全国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如果财政收入增速持续大幅下降，那么，需要财政支持的转方式、调结构，需要财政支持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财政支持的有关改革措施的推进等，都会遇到困难。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而财政支出刚性很强，财政收支矛盾就会突出。
因此，我们必须摆脱经济持续偏低增长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经出现的经济适度回升的态势，为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我国经济增速怎样回升
要回答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怎样适度回升的问题，首先应认识到，在本轮经济回升时，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理念发生过3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1958年提出“多快好省”，第二次是1992年提出“又快又好”，第三次是2006年提出“又好又快”。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背景的变化，但都包含一个“快”字。而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背景下，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和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里没有强调“快”，而是突出了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所以，本轮经济回升不是简单地把经济增速搞上去，而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回升，实现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相结合的回升。
在本轮经济回升中，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还是不完全、不成熟的城镇化。首先，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这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包括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但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如果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其次，我国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还跟不上，城市病却有显现。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进一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为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同时，城镇化是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聚合点。从转方式来说，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从调结构来说，城镇化有利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推进城镇化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
（《人民日报》2013 年 02 月 25 日 07 版）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全面把握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和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体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坚定决心。我们必须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扎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进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新突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三次产业协同性增强，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区域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但是应当看到，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缺乏、发展层次偏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等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今后一个时期，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看，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产业竞争异常激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在新的技术平台上提升制造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继续以核心技术和专业服务牢牢掌控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对我国提升产业层次、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巨大压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加快产业升级，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其低成本优势，加紧与我国在传统国际市场展开竞争，我们面临着发达国家抢占战略制高点和发展中国家抢占传统市场的双重压力。从国内看，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发展模式面临诸多调整。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劳动力、土地、燃料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对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了倒逼机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不到位，不仅影响短期稳增长促转型目标的实现，还将严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改变产品附加值低、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提升产业整体素质。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打造新优势，增强我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创新品种、提升质量、创建品牌、改善服务，努力向消费者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引领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市场。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这是党中央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结构新调整、产业格局新变化和科技进步新趋势，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特征，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导向作用。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必须把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任务，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传统产业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考虑我国新时期工业、农业、服务业都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必须增强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自觉性，特别是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强化需求导向，努力使产业发展更好适应市场变化。坚持利用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深化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集成应用，提高研发设计、生产过程、生产装备、经营管理信息化水平，提高传统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把企业技术改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战略任务，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加大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企业兼并重组、质量品牌建设等工作力度，促进全产业链整体升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先进制造业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我国规划布局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紧密相关。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既是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化产业结构的战略举措，也是构建产业竞争新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加强统筹规划，调动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重大技术突破，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集中力量突破高端装备、系统软件、关键材料等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提升关键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制造装备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面向未来发展和全球竞争，制定产业发展要素指南和技术路线图，建立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基地，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在优化产业结构中的带动作用。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涉及领域广、带动就业多、消耗资源少、拉动增长作用强等特点。优化产业结构，必须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战略重点，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大力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在巩固传统业态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不断培育形成服务业新的增长点。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研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和商务服务，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现代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从促进消费升级出发，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特别是要把基于宽带和无线的信息消费作为新一轮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领域，积极培育发展电子商务、网络文化、数字家庭等新兴消费热点。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营造服务业大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构建充满活力、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服务业发展格局。
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支撑。立足国内保障能源供应，加快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强化节能优先战略，全面提高能源开发转化和利用效率，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统筹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等运输方式发展，统筹区际、城际、城市、农村交通发展，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协调，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便捷、安全、高效的运输服务。
抓住信息产业持续引导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紧跟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步伐，把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战略基点，推动形成继汽车、房地产后的重大投资消费领域。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与软件业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集中突破高性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关键电子元器件、材料以及基础软件、信息安全软件、行业应用软件等核心关键技术，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通信业转型发展，统筹信息网络整体布局，加快“宽带中国”建设，构建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三网融合，重点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等领域发展。积极迎接新的工业革命趋势，推动信息产业和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信息网络技术在经济社会全方位应用，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做好网络空间战略布局，加强互联网基础管理，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机制，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健全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确保国家经济与信息安全。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释放企业发展活力，逐步形成大中小微企业合理分工、各种所有制企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引导企业兼并重组和管理创新，提高大中型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继续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增强创新活力和吸纳就业能力，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专精特新”和集群发展水平。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切实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完善服务体系，增强中小企业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落实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营造环境，完善机制，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既是现实迫切要求，更是长期战略任务。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按照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推动优化产业结构取得突破性进展。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推进“四化同步”发展是新时期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客观规律，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新思路新举措。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动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和全面覆盖，加快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充分发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融合优势，带动产业升级，增强竞争力。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城镇化为工业化创造需求、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供给的作用，加快推进城镇化，促进产业集聚、城市布局、人口分布等相互衔接，以工业化引领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城镇化支撑工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落实以工哺农的方针，充分发挥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加强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城乡统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发挥工业在实体经济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实业兴国、工业强国。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强事关实体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积极完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投资、贸易、土地、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落实，不断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创造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益率大致相当的条件，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投向实体经济。全面贯彻落实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改善实体经济产品和服务消费环境，加快产品和产业升级，重点推动利用技术改造优化投资结构，切实发挥实体经济产品和服务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大力弘扬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致富的思想，努力营造各方面关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科技创新是提升产业层次和素质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位置，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创新在优化产业结构中的关键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力争在高端装备、信息网络、系统软件、关键材料、基础零部件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大力推进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加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组织实施一批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和应用示范工程，加快重大技术成果产业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标准化建设，提高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切实落实支持企业创新的各项政策措施。
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基本要求。以破解能源资源约束和缓解生态环境压力为出发点，树立设计开发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的理念，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加大节能降耗力度，严格能耗物耗准入门槛，推广重点节能技术、设备和产品，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行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逐步削减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促进污染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并重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再制造产业，建立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新机制新模式，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又进入到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机制，实现经济平稳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相统一。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政府从经济主导型向服务型转变，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为产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注重扩大战略性技术、资源进口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更加注重支持产业资本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苗 圩）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