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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作出了新部署，强调实现尊重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目前，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我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中出现了增长粗放、结构不合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突出问题，加之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调整产业结构，必须研究和把握经济规律，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赶超模式与产业结构问题
我国现有产业结构与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目标相适应，是经济赶超模式的产物。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经历不同阶段，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有其特殊性。过去几十年，我国选择经济赶超发展模式，这是在当时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合理选择。我们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推进低成本的工业化，以廉价劳动和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靠持续的货币投放来满足企业投资需求，通过外需来消化巨大的产能。与这样的国民经济循环过程相对应的是经济的高投入、高产出特征，其好处是能实现快速增长、迅速做大总量，缺陷是增长粗放、结构不合理。
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看，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出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起飞阶段）；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存在一个拐点（库兹涅兹拐点），人均产出在越过该点后其增长呈递减趋势，即规模收益递减。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个拐点位于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至10000美元区间。我国经济发展整体上还未达到这个拐点，但正在逼近该区间，部分东部地区已进入该区间。
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改变。我国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拐点很可能在未来5年内出现，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将很快消失。不仅如此，随着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出现，年龄在35至54岁之间的储蓄者规模接近峰值，廉价资本供给时代也将结束。第二，低成本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粗放型增长，导致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增长与环境的失衡，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三，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外需萎缩等国际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程度，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增大。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日益紧迫。
产业结构调整的牵引机制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遵循经济规律，顺势而为。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历史，可以总结出两个经验事实。一是发达国家工业部门持续保持高就业份额。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都经历过一个持续近百年的劳动力集聚时期，这个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维持在30%—40%甚至50%的高位，而第一产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则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扩大。与此相对照，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结构没有出现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向工业部门集聚的现象。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较低，竞争力不高。二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相当于第二产业。这个特征实际是经济逐步服务化的效率基础，表明发达国家第二、三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即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是建立在自身高生产率基础上的。这种效率提高引导的结构演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第二产业。
可见，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存在的问题在于，只是复制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外壳，但缺少效率支持，从而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发达国家服务业的繁荣，遵循了第一、二、三产业的演进顺序，就业的产业间转移也符合由效率提高引导的库兹涅茨规律。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发展明显不足，增长乏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经济严重服务化和低效率路径持续演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持续扩大，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劳动力和资本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倾斜，在提高经济整体效率的基础上发展服务业。事实上，亚洲成功实现赶超的几个经济体走的就是第二条路径。由此，可以总结出牵引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
效率提高是牵引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现代生产方式的表现是分工深化，通过规模化生产获得规模收益，其核心是劳动效率持续提升。库兹涅兹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被称为库兹涅兹定律。如果把这一定律加以拓展，可以认为，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从农业转向工业，而且会进一步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效率提高会同时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直到产业间效率均衡、结构稳定。
需求结构变化决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恩格尔定律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考察各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可以发现，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下降，而非物质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这可以称为广义恩格尔定律。这样，社会需求结构变化也会拉动产业结构调整，使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
需求偏好决定产业结构调整进程。需求偏好相似定律认为，如果两国（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相近，则它们的需求结构也相似。该定律表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是以模仿更高收入者为目标的，进而带动产业升级。近年来，我国整体消费需求逐步与中高收入经济体趋近，消费需求升级、生活质量提高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力。
以效率提高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贯彻落实这一精神，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应注重通过效率提高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政策上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明显不同，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重点也不一样。从政策角度看，东部较发达地区应放弃过去干预产业发展的做法，着力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中西部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可以引导有限的资本流入需要发展的产业，鼓励新企业进入市场，加强有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获取外部人才、技术等。就全局来说，应坚持全国一盘棋，在税收、价格、市场准入等方面形成有利的外部环境，使不同地区和企业按照国家政策导向向前迈进。
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形成反映产业和企业真实效率的价格机制。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指针，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能够反映各个产业的效率高低，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价格体制改革开始的，但目前还有一些重要产品价格没有市场化，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利率等的价格改革还有待深化，相对价格体系还不尽合理，因而难以显示产业和企业真实效率的高低。所以，走效率提高引导结构调整之路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
保持制造业优势，在此基础上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我国制造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也有明显竞争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东部地区转型升级并不意味着放弃制造业，而是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制造业升级。同时，应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结合，通过效率的持续提高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扩大服务业规模，特别是要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准入门槛，并使其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霞辉、张平、袁富华）
（《人民日报》2013 年 02 月 05 日 07 版）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走向世界不能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和智力资本，否则将无法指导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有效投资，也无法保全中国的全球利益。
时下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和第三次工业化革命面临的重大困境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走向世界，但是对全球及各个区域的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基本层面的认知和研究却严重不足，由此导致在全球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如何保全中国的全球利益业已成为不容忽略的重大现实问题。
日渐崛起的中国走向世界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从经济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到近年来对外投资这些硬指标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然而，中国正在经历的大国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大国崛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还没有与崛起相匹配的知识储备与智力资本。中国对外部的了解尚处于十分单薄的程度。这种状况带来的困境必然是：全球投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主要表现为无法全面估量投资对象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一旦遭遇危机，投资的我国资产就会风雨飘摇，甚至难以保全。
今天中国在非洲有巨额投资，但是有多少中国人真懂非洲，对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过实地研究？在利比亚，中国一百几十亿美金的工程项目损失惨重。在缅甸，中国企业的水电建设投资陷入困境。此外，今后中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必须与伊斯兰世界长期打交道，但又有多少人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不对投资对象国进行充分的研究，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如果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局面下，知识准备不足的影响可能还不那么显著，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深刻的大变化时期，即使像美国这种国际研究十分发达的国家尚且在苦苦探索，像中国这种“知识准备”与“智力储备”严重不足的国家必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近现代各大国崛起中海外研究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从历史看，各大国在崛起时都曾花巨资进行知识储备与发展智力资本。早期英国遍及海外领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代美国维基百科的地域研究，就是古今两个例证。尤其需要提及的是1930年代前后日本的调查研究。日本占据中国东北后，建立了“满铁调查部”，负责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及苏俄进行调查。在那个时代，日本人在中国进行了最全面的县志调查，调查内容遍及地方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习俗、民风等，为其长期统治打下基础。1980年代日本岩波书局出版的满铁调查资料达数十册之多。日本人对苏俄的研究当年在世界上也可谓首屈一指，光是在1930年代翻译的俄文出版物就达80多册，居于当时苏俄研究的前列。二战后，美国为了打赢冷战，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普遍建立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地域研究”。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关于世界各地区、各主要国家的研究中心。仅在华盛顿地区的各类智库就有成百上千之多。这些研究机构及其成果为美国奠立全世界的霸主地位提供了知识和智力的支撑。
相形之下，中国在大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和智力储备显然不足。造成此种状况与目前中国体制的弊病有关。从全球化（或曰全球战略）背景来看，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在于责任与问题的错位。我们处理从世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危机，多半依靠常规智力和权变策略来处理问题，欠缺中长期的设计和思路以及重大的、具有长远战略影响的问题研究，甚至有的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该研究的也不去研究；而聚集了大量研究人才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却多在孜孜以求地研究“吊书袋式的学问”，罔顾现实中的重大经济政治问题，或者即便有了研究意向也缺乏研究资源，因此无法开展相关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经常是：有资源的没有能力研究，有能力研究的不去做研究，或者没有资源从事研究。
投资对象国的民族志资料、地域研究是中国崛起所急需的相关知识版块。
根据上述判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所需的知识版块至少包括：
第一，关于投资对象国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包括该国历史、宗教、人文、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这方面研究现存的主要问题是：相当一批专家欠缺现代社会科学背景，少有当代问题意识，外语水平很可能也普遍不高。第二，地域研究，即以一国为单位的政治、经济、外交（双边关系）、军事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在这些层面已经有一些人力资本的储备，存在的问题是过度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倾斜。对中国有重大战略影响的其他众多国家的研究力量十分贫瘠。第三，超出一个民族国家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现象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民族国家联合机构和组织的研究，如联合国、欧盟、东盟、“上合组织”、“金砖5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盟、非盟等等。第四，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有关政策领域。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环境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种族与族群问题、移民问题等。
只有系统地积累和掌握了至少上述四个版块的知识，并形成一支有能力从事高质量知识生产的研究队伍，才能真实帮助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实现大国复兴的战略目标。
当前需要开展的调查研究试点工作
当前需要开展的调查研究试点工作包括：收集和整理已有的海外民族志调查研究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建立数据库；开展若干试点研究课题，以取得相关经验。
课题一：选择投资对象国开展调查研究
近期可以考虑精干队伍，在非洲、拉美、亚洲选择少数投资对象国，选择若干中资企业，开展海外民族志调查，待评估成败得失经验之后，再做推广。之后再考虑逐步向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派遣学生、学者，按照国家经济走向世界的需要来研究对象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达成对中国大国崛起所需的知识储备，并借此形成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
课题二：投资“向西开放”，推进“陆权战略”
在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转型发展与扩大内需重要战略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发展，必由蓝海战略、陆权战略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战略相辅相成，其中，向西部地区开发，利用高铁作为基本交通连接手段，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使国家得以确立与蓝海战略相匹配的对冲态势。我们要顺应新的形势，在继续提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的同时，加快沿边开放、向西开放，拓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空间。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要在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谋划和推动。
课题三：经济投资与社会援助国际新秩序研究
援助与投资可分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两种类别。欧盟、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侧重的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国开行为代表的中国开发性金融正向规划投资亚非拉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是“不可量化非物质性”、“项目性”和“不可规划性”。所以，欧盟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不可能具有“国别”意义的规划；而“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特征是“可量化物质性”、“整体结构性”和“可规划性”。
课题四：中长期投融资与国家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的发展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循，中长期融资体系建设的发展，取决于金融制度的健全程度。我们必须以创新思维和创造性的工作方式加快推进我国中长期融资体系的建设，以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求的政策和方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建设的重要发展阶段，投资项目资本金匮乏，巨额的“储蓄资金”和“社会资金”不能转化为集中、大型、长期建设资金的现状，已经成为我国投融资格局中的基本矛盾。同时，研究经济社会发达国家的发展思路，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与经济治理的一系列问题整体规划提供理论研究基础。
几点建议
根据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需求，建议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联合外交部、教育部紧密合作，建立长期而相对稳定的合作机制。当前亟待开展的工作包括下列五项。
1.尽快建立一个面对全球战略问题的综合研究机构。根据调研，建议与一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进行联合，建立此种机构，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我们选择社科学院的理由是：近十年来，在一流大学聚集了一支素质较高的社科科学研究队伍，并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形成了广泛的人员网络。尤为重要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机构建立时间较短，相比国内其他机构，暮气较少，因此比较容易开展新兴社会科学研究。
2.搜罗顶尖人才，参与研究工作。这既包括那些在海外顶尖大学任教、从事相关研究并已经获得成果的华裔教授，也包括国内大学的相关学者，并邀请社会学顶尖学者进行座谈和项目研究合作。
3.动员和组织高校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博硕士研究生，到投资对象国开展为期至少一年的“海外民族志”调研工作。从当前情况看，教育部每年出全资派出至少7500个博士生，让他们到海外待一年，但是目前这种人员的派出更多地集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文科学生出来研究的题目大部分是关于中国。不是说到国外来研究中国不能学到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是这种花费大量资源到外国研究中国的做法可以说是没有把资源用对地方。中国应该考虑每年向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派遣学生、学者，按照国家经济走向世界的需要来研究对象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达成为中国大国崛起所需的知识储备，并借此形成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
4.培育专业人员队伍。中国应该每年向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派出学生、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研究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样才能为形成合理投资并妥善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奠立知识储备。建议与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合作，每年从国家留学生基金委派出名额中留出200至300名，通过课题公开招标的形式竞争选拔出国之前接受有关机构举办的短期培训，学习和强化民族志调查手段，以便出国后开展田野工作。回国后通过硕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等方式，提供研究成果，资料纳入相关数据库，以作投资咨询准备之用。我们相信，如果在这方面坚持做5年，中国就会建立起一支1500人左右的了解各主要国家情况的年轻的研究队伍。这将对未来的中国走出去的知识与人力资本储备建立坚实的基础。
5.金融机构先行投入研究资本。目前我国的银行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工作组，却没有任何机构投入专门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力量，也没有专门的资金投入。在国家尚未形成明确政策的前提下，建议由国家海外投资主体单位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先行投入资本，尽快推动海外民族志的调查和研究。
（刘卫平）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