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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线问题，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抉择。
2013年的这个10月，APEC峰会时隔19年重回印尼，“活力亚洲”如何当得起“全球引擎”的期待，21个成员的选择，决定成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医改的分歧仍然难以弥合，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被迫关门，债务上限危机阴云压顶。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小组到达叙利亚，反对派与政府军的僵持还在延续……世界的前途，笼罩在“不确定性”的云层下。正在太阳系边缘飞行的“旅行者2号”的留言意味深长：“再见，人类。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在中国，国庆长假刚刚结束，遏止公款消费是它引人注目的亮点。国庆前夜，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会议紧张进行，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程参加活动联系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领导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令人耳目一新。
瞻望前景，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备受瞩目。在劈波斩浪35年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巨轮，发展如何升级，改革如何深化，开放怎样扩大？13亿人翘首以待。仿佛是一个隐喻，10月1日上午的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在风雨中升起，机遇和挑战一起在前方等着这个国家。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党的十八大再次给出了坚定的回答。然而把“五位一体”的布局分解成具体的任务，将“两个百年”的蓝图变为美好的现实，迈向巅峰的每一步背后，都潜伏着风险乃至危机。面对这么大的一盘棋、这么大的一份责任、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我们需要找到得力的抓手，才能完成这艰险的攀爬。
“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十八大报告道出了走向复兴的关键。打铁还需自身硬，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的就职宣示，将党的建设、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置于复兴大业悠悠万事的中心。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这样在全党范围开展起来。
（二）改革开放，将中国推送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百尺竿头的更上层楼举步艰难。
如果说35年前的破冰，是向人性、向常识、向利益的回归，思想解放的刀锋所向，处处都能打开一片新天地，那么今天的纵深推进，则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似乎比之前更尖锐也更复杂。
宏观层面，体制转轨遭遇既有格局的强大惯性，发展转型面临创新能力和人才培育的刚性瓶颈，政府职能转变不仅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也不能没有临渊履冰的精细和严谨。民主的发育，要有法治护航；法治的尊严，离开民主又极易专断。忽视公平共享的“GDP主义”，显然已难以为继；过高的期待过急的操作，又可能制造出牵绊发展的“福利主义”温床……太多的两难，让人顾虑重重、举棋不定。
微观层面，地方债居高不下，房价起伏不定，“看得见的手”进退两难，“看不见的手”难以施展。老龄化浪潮迅速吞噬人口红利，催生“未富先老”的困境。一边是就业难，一边是用工荒；一边是城镇建设热火朝天，一边是城门高耸楼宇空置；一边是素质教育高歌猛进，一边是校外开小灶填鸭式补课；一边是医生加班加点叹收入太低，一边是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还要送红包……太多的纠结，累积不高兴不和谐不稳定的情绪。
继价格并轨、国企改革、政企分开之后，中国的改革发展，再次进入阵痛期。毫无疑问，近几十年来，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有国外媒体由此判断，“中国共产党是迄今最成功的人民政党”。但也毋庸讳言，多元格局的形成，令“万众一心”的改革已成奢求，而腐败之风所及，公众对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的信任大为损耗，过去质朴无邪的老百姓有些成了杯弓蛇影的“老不信”。
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执政者，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多样的利益需求，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重任，要在这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继续取得胜利，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力前行，只有以对自身的高要求不断刷新形象，通过真挚诚恳平等的互动，抚慰群众的情绪，满足群众的诉求，巩固群众的信任，争取群众的支持，凝聚群众的智慧，来闯过眼前的深水险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这便是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现实背景。
（三）遍观当今世界数以千计的政党，若论凝聚力和战斗力，无出中国共产党其右者。
长征路上，衣衫褴褛，缺枪少弹，九死一生，一声“救亡图存”，应者绵延两万五千里，最终涓滴汇海而成大潮流，众志成城而为新中国。为缓解粮食压力、减少工资支出，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精简职工近2000万，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吃商品粮人数2800万，没有补偿，甚至不用动员，当事者竟几无怨言。毛泽东由衷赞叹：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
为什么能办到？
斯诺去陕北寻找答案。“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就是在那里，朱德写下真挚的悼文：“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1973年，得知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没下过透雨，数十万人缺水，数百万人缺粮，病中的周恩来在报告上连续写下9个“不够”和3个感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1958年，在重庆綦江，轻车简从的邓小平临行前从车窗伸出头来，叮嘱年轻的区长：“小王，不要忘记农民，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路线。面对群众，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应有任何特权，为人民谋幸福从来都是党的立身之本和力量源泉。正如学者所分析，其他政党之所以没有完成“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原因正在于“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而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因而才能穿越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行程，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循着群众路线的脉络，我们党所展现出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西方人眼中磁石般的“东方魔力”，是暗夜中照亮征程的“兴国之光”，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接续梦想的动力之源。
（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党的群众路线必将面临严峻考验。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而言，尤其如此。
战争环境下，党的生存直接取决于群众对党的态度。执政之后，政治地位的改变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掌握和支配，使党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群众生活能否改善、生产能否顺利发展，都反过来依赖于党的路线政策，依赖于党的各级机关的工作态度，依赖于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这种依存关系的转变，往往成为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当党政干部执掌了大量公共权力而又缺少相应的制约，“官僚主义”的坏风气便可能冒头甚至蔓延。党注意作风建设时，领导干部会自觉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而当党风不正时，“突出官权、泯灭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以官为本，唯官是从，官民严重对立”的官本位思想就会像病菌一样四处流布，党的生活变得随意化、庸俗化，党内自由主义与好人主义盛行，一些党员甚至挡不住诱惑、守不住底线，掌握大权的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孪生兄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颠倒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对上唯唯诺诺，时时盯着领导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甚至不惜通过弄虚作假、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来换取所谓“政绩”；对基层群众的感受却不敏感、不关注乃至不在乎。对上“看天气”，对下“耍霸气”，办公室里“找灵气”，却唯独不到群众中“接地气”。要让他们为了群众利益去坚持原则得罪人、动自己的奶酪，更是连门都没有。
权力对于执政者的侵蚀是致命的。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公权”与“私利”的界限很容易变得模糊，“打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坐江山”却可能有“家天下”的错觉。面对从手中汩汩流过的财富和资源，主观的自觉与客观的监督只要有丝毫松动，要抵御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诱惑，就变得难上加难。
不是没有前车之鉴。最令人震撼的蜕变，发生在曾令帝国主义闻风丧胆的社会主义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粮食危机时期，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却因吃不饱饭，昏倒在会场。列宁不得不倡议设立“疗养食堂”，强迫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为人民吃饭”。到赫鲁晓夫时期，这些疗养食堂已变身为遍布各加盟共和国的“小白桦”商店，为近百万特权阶层专供各种稀缺和进口产品。“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叶利钦回忆，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名清洁女工，还有1名花匠，“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到今天，有着74年历史的苏联，已经解体22年。20多年来，对于苏共亡党亡国的反思，在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停止。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住了经得起，我们就能涉险过关，实现长治久安。防不住经不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所带来的不仅是“载舟覆舟”的千古警思，更有亡党亡国的灭顶之灾。
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
（五）理想信念的动摇，是脱离群众的根源。横亘在党和群众之间的障碍，比任何经典著作的描述更为复杂。
“打江山”、“闹革命”的老一辈，许多来自备受压迫的社会底层，还有不少则是大户人家的“叛逆”。他们对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挚，对群众的疾苦了如指掌，与平民大众“天生就是一家人”。
周恩来到河北农村做调研，一屁股就坐在农民家的门槛上。这一坐，坐来的是农民张二廷掏心窝的话。那之后，愿听真话的周恩来信守承诺，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代他看望那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彭德怀回乡搞调查，晚上座谈，干部说粮食产量多高多高他拎起手电就往稻田里跑，掐穗搓粒，要的就是个眼见为实。
如今，老一代的风范已成记忆。不少在相对优越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干部，对党与群众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缺乏切身感受，一些人片面强调“精英治国”、“专家治国”，忘记了群众这个根本。更有众多“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对基层情况不甚了了。一些领导干部，或者把百姓视为管理学上的对象，对群众感情不深、关切不够；或者缺少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不想下基层去”的畏惧与“想下基层下不去”的尴尬并存；更有甚者，将“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钱权，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把“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干群之间的距离被愈拉愈远。
“脱离群众”，有主观努力的不足，也有环境变化带来的实际困难。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竞争、流动、分化的趋势。打破单位、地域、城乡、所有制的界限，“流动中国”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增添了社会活力，也让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更加广泛。
同样是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农村孩子希望进城分享名师名校优质教育，城里家长担心稀释教育资源加剧升学竞争。同样是小商小贩沿街叫卖，有人认为便利了生活，有人认为搅扰了秩序，有人觉得有碍市容应该惩处，有人觉得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同样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骑车者为自行车争路权，开车者为车位鼓与呼，家境宽裕者反对限行摇号低收入者认为征收拥堵费是以钱划线歧视穷人……
这些态度截然不同、意见南辕北辙的人，都是群众的一分子，都是党和政府的服务对象。面对如此多样、多元、多变的利益格局，群众工作的困难与日俱增，挑战前所未有。近年来，规模可观的上访人群，时有耳闻的群体事件，一方面说明，群众对自身权利的焦虑和利益敏感不断上升，我们党统筹协调群众工作的难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党员干部在群众工作中“失语”，在群众方法上“失效”，在群众路线中“失位”，联系群众的能力在下降。二者相互叠加，使得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时代考验。
（六）我们常说，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个发展，是广义的发展，其中也包括群众工作的创新、执政能力的提升。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员数量上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截至2012年底，党员总数突破8500万，年增幅超过3%。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中共党员数量几年后就将突破1亿，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
与过去相比，我们的党员队伍力量大大提升了，我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我们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但全党同志务必谨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不代表人民利益，不秉持群众观点，再雄厚的实力、再庞大的队伍，也只能是无基之台、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全党同志务必谨记，在执政64年之后，我们所拥有的更多财富、更多资源、更多渠道，只能说明我们在把握群众所思上，在解决群众所忧上，在满足群众所盼上，应有更大决心、更多智慧、更多方法。
史可为鉴。1990年，苏联《西伯利亚报》曾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在部分群众中进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等的却占85%。一个被人民群众认为并不代表他们利益的党，不管它的历史多么辉煌，其最终垮台也势在必然。
有外国观察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概念中，“群众路线”是最复杂和最带普遍性的概念，“包含着中共全部的秘密”，是“最为重要的软实力”。确实，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紧密联系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这个政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巩固执政地位、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如何呵护好这一党的生命线，保证党的干部不愿、不能、不敢脱离人民群众，以维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需要继续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张我们党交出的时代答卷上，这一代共产党人都应严肃自问：我们该有怎样的书写？
（七）“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开展至今，已经催生一些变化、取得明显成效。
但从活动开展以来所反映出的问题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依然认为“四风”问题与己无关，对待群众正如邓小平当年批评过的，“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因而学习教育流于形式、浅尝辄止，把学习当成额外的负担；听取意见怕丢面子怕损权威，缺少闻过则喜、闻过即改的胸怀和魄力；查摆问题“怕”字当头，“批评上级怕打击报复，批评同级怕引火烧身，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自毁形象”；整改落实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唯恐限权控权的措施一旦制度化，会让自己受制约不自在。
这些表现再次提醒我们，群众路线所体现的党群关系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规范化。正因此，中央强调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活动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存在的“四风”问题，解决党群关系存在的问题，而且“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
实际上，改进作风、清扫“四风”，不仅仅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更是一次“制度上的探索”。“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作风建设的小切口，打开的是一个大的工作面。
一方面，作风问题切实关系人心向背，从突出问题改起，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才能积累起更多政治信任；另一方面，无论是重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还是提出“开门办活动”、“开好民主生活会”，都是我们党的民主建设的原则体现。正如政治学者的观察，群众路线是“一种逆向公众参与模式”，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人民大众，传递的是执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决心。
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也是各个领域改革的推动力。在经济领域，作风建设挤压公款消费的泡沫，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行为，形成可持续、有效率的消费规则，为发展凝聚起更强大的正能量。在政治领域，改作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通过权力的规范运行、机制的调整优化、制度的创新完善，堵住政治运行中的漏洞。在文化、社会领域，改作风无疑能在全社会倡导一种质朴、清新的社会风尚，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改进作风为目标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确可谓“蝴蝶的翅膀”，掀动起一场影响深远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中心，关涉一对至关重要的关系——权利与权力。
还记得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军事考察组结束延安之行，曾经向宋美龄盛赞中共治下的延安新风。宋美龄听后不屑地说，那是中共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儿。这不屑的质疑，如同一面镜子，警醒着走向全国执政的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人民服务”的金色大字镌刻在新华门的影壁上，更镌刻在数千万党员的心里，西柏坡“两个务必”的告诫如大吕黄钟，余音不绝。
我们党做什么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时刻不忘人民嘱托，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努力践行90多年前的那个“最初的诺言”。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抓作风建设一丝都不能放松、一刻都不能停顿”……不断深入的教育实践活动，凝聚着执政为民的政治信念，熔铸了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居安思危的历史自觉。
（八）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一位诗人写下这样的感触：
“不要忘山乡水村的那些母亲，不要忘一同睡过破炕席的兄弟，也不要忘缝缝补补的姐妹情谊，他们的烦恼和困难要多多深思。这是我们的本色也是我们的来历，把它像石碑一样刻在心里！”
过去的90多年里，我们党在拥有50多名党员时，能将无数人吸引到共同的旗帜之下；在拥有120万名党员时，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拥有近450万党员时，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拥有3500万党员的时候，以改革开放催动追赶世界的脚步；在拥有8000万党员的时候，领导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8500多万党员，正带领13亿人民，向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浩荡前行。
新中国50周年大庆时，天安门城楼上，一位老一辈革命家看着连绵不绝的国庆游行队伍，曾意味深长地说道：“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有的一切，都源于这样的承诺——
“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4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