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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非常重视网罗人才。明朝建立之后，他进一步提出：“致治之道，在于任贤。”（《明太祖实录》卷六〇）他认为，“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黄溥：《闲中古今录摘抄》），“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士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明太祖实录》卷三一）。因此，“世有贤才”是“国之宝也”（《明太祖实录》卷八一）。
登基就位后，朱元璋大力推行荐举制，多方网罗人才。洪武元年（1368年）的《大赦天下诏》宣布：“怀才抱德之士，久因兵乱，潜避岩穴。所在官司，用心询访，具实申达，以凭礼聘，共图治效”，“各处起到贤良官吏，仰中书省量才录用，老病残疾者听从其便”。旋又下诏求贤，并不时派官往各地访求贤才。洪武六年二月，甚至下令暂停科举，专行荐举人才。十八年八月虽恢复科举，但荐举之法仍并行不废。特别是十三年和十八年相继发生胡惟庸党案和郭桓案，累计诛杀六七万人，官员严重缺额，荐举人才的活动更加频繁，往往前诏刚下，后诏又来，已被荐举者又令转荐，形成一股规模空前的人才荐举的热潮。
在开展大规模的人才荐举的同时，朱元璋还制定出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
以礼敦遣。洪武元年，徐达下山东，明廷命所在州郡访取贤才及曾经仕元的闲居者，当地官吏严加催逼，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愿意与否，都强迫他们赴京应聘，弄得人心惶惶，特别是那些曾在元朝做过官的儒士更是疑惧不安。朱元璋闻讯，即令中书省往山东张贴榜文，宣布“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明太祖实录》卷三一）。后来，他吸取这个教训，一再强调征召人才，一定要以礼相待。洪武十三年特命吏部再谕天下：“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明太祖宝训》卷五，《求贤》）
严于简择。荐举之法大规模推行之后，各类人才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京师，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出现“所荐者多非其人”“至者往往名实不副”的现象。为此，洪武十五年明廷特地规定，所有被荐举者到达京城后，一律进行考试。考试由朝廷选拔有才识的文武大臣主持，分为“经明行修”“工习文词”“通晓四书”“人品俊秀”“言有条理”“晓达治道”六科，“六科备考者为上，三科以上为中，三科以下为下，六科俱无为不堪”，根据成绩量才授职。同时规定，“京官于秀才内各举所知，举中者量加升擢，不当者罚及举主”（《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惟才是与。朱元璋主张用人应该“惟才是与”。为此，他首先强调破除唯资格论，“资格为常流设耳，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明史》卷一三八，《杨思义传附费震传》）。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将李焕文由西安知府、费震由宝钞提举擢升为户部侍郎，另有九十五名低级官吏被提拔做郎中、知府、知州等官，费震随后擢升为户部尚书。其次，朱元璋反对任人唯亲，“国家用人，惟才是与，使苟贤无间于疏远，使不肖何恤于亲昵”（《明太祖实录》卷四八）。他主张用人应不分南北，不问亲疏，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应该加以重用。根据这个原则，朱元璋起用大批投降过来的故元官吏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人的部属，元朝教官阮畯归附后，还累升至吏部尚书。
德行第一。朱元璋强调，荐举和任用人才要坚持德行第一的标准，“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明史》卷七一，《选举志》）。把忠于朱家王朝并具有优异道德品行，作为用人的首要条件。他将人才分为几种：“材德俱优者，上也；材不及德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两者俱无，此不足论矣。若逐势变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六）主张选拔人才首先要选用那些才德俱优的人，特别是像六部这种“总领天下之务”的重要部门，一定要选用“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来掌管（《明太祖实录》卷四九）。其次才是那些才德有缺陷的人，先用德优于才的人，再用才有余而德不足的人，才德俱无的人不能任用。至于那种见风转舵、言是行非、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的小人，则坚决不用。
因才授职。朱元璋认为，“人之才智或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长，则天下之才难矣”（《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一），强调用人“因材而授职”（《明太祖宝训》卷三，《任官》）。他多次宣布：“今令天下求才，其长于一艺者，皆在选列”，“凡军民怀一才一艺者，得以自效”，“在野贤人君子，果能练达治体、敷陈王道，许其赴京面奏”（《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一、卷二五二、卷一四七）。有一年，四明人王桓和两位儒士应召入京。朱元璋问他们在家从事什么职业，一位儒士说在家务农，朱元璋问他禾、麦各有几节，为什么会有不同？他回答说：禾种于春，至秋收获，经历三个季节，因而有三节；麦子要经历四个季节才能收获，故有四节。朱元璋认为此人“能知稼穑之艰难”，即擢任知州。另一位儒士说在家行医，朱元璋问他是否知道苦蜜和甜胆？他回答说：蜜蜂采集黄连花粉，酿出的蜜是苦的；猿猴吃的野果多，胆汁是甜的。朱元璋认为此人“能格物”，擢任太医院使。王桓说在家教儿童读书，朱元璋问他喜好和厌恶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朱元璋认为他“能明理”，擢为国子学助教（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八，《召问命官》）。宁夏人唐肃代父至贵州卫充任戍卒，入京自陈才艺。吏部根据朝廷曾有“凡选举毋录吏卒之徒”（《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三）的规定，认为唐肃是个正军，不能擢用。朱元璋说自己下过“凡军民怀一才一艺者，得以自效”的诏令，“令既下而背之，是不信也；人有才而不用，是弃贤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于是，下令提拔他做给事中。
宥过而用。朱元璋认为，人无完人，谁都难免会有过失，“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他一再告诫吏部大臣：“为国以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疵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朱元璋屡次下令，起用犯过错误而被罢官的人。仅洪武七年十一月，一次就起用在凤阳屯田的犯罪官吏一百四十九人，“各授职有差”。太常寺卿吕本，因罪罚至功臣庙服役，不久被赦，任为北平按察司佥事，洪武十年又擢为礼部尚书。
由于政策措施比较得当，大量有用之才被荐举上来。被荐举的人数，一次少则数人、数十人，多则达到成百上千人。例如，洪武十五年九月，吏部就征召各地推荐的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余人至京。洪武二十三年，总计全年选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一千九百余人。“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统计，洪武年间由荐举直接授官的，多达二千八百余人。其中，有尚书三人，侍郎五人，四辅官六人，大学士四人，通政使二人，副都御史二人，佥都御史四人，东宫官九人，谏院官四人，布政使二十人，参政十五人，参议二十八人，佥事五百三十四人，监察御史五十六人。至于被荐举初授较低职位而后渐次升任显职的，数量就更多了。其中，最后官至尚书的就达六十四人之多。（《明史》卷七一，《选举志》）《明史》说：“明始建国，首以人材为务，征辟四方，宿儒群集阙下，随其所长而用之。自议礼定制外，或参列法从，或预直承明，而成均胄子之任尤多称职，彬彬乎得人焉。”（《明史》卷一三七，《刘三吾传》）所有这些，对于明初澄清吏治、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对人才的网罗和使用，虽然取得显著效果，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朱元璋强调用人以德行为第一标准，这似乎与历代历朝的用人标准一样，但他极力强化封建专制统治，一心想让子孙能长坐江山，他的德首先指的是忠于朱家王朝的德，有利于巩固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便成为他用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地。因此，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断强化，一方面是一批有益于此的人受到提拔和重用，另一方面则是一批有碍于此的人受到摧残和扼杀，所谓“惟才是与”的用人政策也因此大打折扣。
第一，随着封建专制的高度发展，全国文武官员的任用大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官员的晋升和黜陟完全取决于朱元璋的好恶，并不真正取决于他们的德才。只有绝对忠于朱元璋，并为巩固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效力，才能得到提拔和任用，否则便不得进用，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如广信府贵溪县夏伯启叔侄两人，认为朱元璋曾为“红寇”（指红巾军），“知朕代元为君，意有不然”，各“截去左手大指”，拒绝为新朝效力，即被拿赴京师，下令处死（《御制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儒士高炳以通经被荐，任为工部员外郎，后又擢任太常少卿。不久因罪罢官还乡，过了五年又以通经被荐，被任命为江宁知县。未几又因“非公而事觉，罪犯徒年”，遂“妄心谤言，以唐律作流言以示人，获罪而身亡家破”（《御制大诰三编·作诗诽谤第十一》）。苏州人才姚叔闰、王谔，被人荐举于朝，但“二生以禄为薄，以酷取民财为厚”，交结本府官吏张亨等，拒绝赴京应聘。“事觉枭令，籍没其家”。朱元璋为此特地宣布：“‘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才第十三》）
第二，在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朱元璋迭兴大狱，又使不少有用之才遭到牵连诛杀。如“一变元风、首开大雅”的诗人高启，洪武二年被召与修《元史》，复受命教授诸王。翌年秋，受朱元璋召见，擢为户部右侍郎，他力辞还乡，教书自给。因“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后来朱元璋便借他为苏州知府魏观作《郡治上梁文》一事，将其“腰斩于市”（《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同高启一起修撰《元史》的其他文人，包括王彝、陶凯、高逊志、傅恕、张孟兼、张宣等，后来皆获罪被杀或遭遣谪，就连曾当过朱元璋顾问、担任《元史》总裁官的翰林学士宋濂，退休后也因其长孙宋慎涉胡惟庸党案，洪武十三年十一月举家连坐被刑。长孙宋慎及次子宋璲被处死，宋濂缘皇太子与皇后力救，被贬谪茂州，走到夔州忧愤成疾，不出二十日绝食而死（孙锵：《宋文宪公年谱》）。与高启并称为“吴中四杰”的著名诗人杨基、张羽、徐贲也都命运坎坷，未得令终。此外，“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工画山水、兼善人物”的画家王蒙，都因被牵连到蓝玉党案、胡惟庸党案而死。“精通六籍及释、老书”的文人赵介，无意仕进，屡次被荐，皆力辞不就，后亦“坐累逮赴京，卒于南京舟次”（《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供事内府的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徐沁：《明画录》卷二）。类似事例，不胜枚举。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友人的信中，悲愤地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逊志斋集》卷一〇，《与郑叔度》）
第三，朱元璋推行文化专制，士子只能尊孔读经，钻研八股，不得妄议军国重事，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他们“一旦逢年，名利婴请，入则求田问舍，出则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明经世文编》许誉卿序）。加之专制统治的严酷，“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祸，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明经世文编》卷八，叶居升：《万言书》）。因此，为避免罹罪惹祸，士子们便大多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议朝政，结果刚正之气日消，柔媚之风日长，贤明之士日少，庸鄙之士日多。所有这些，无不严重地阻碍着人才的成长。朱元璋不时哀叹：“朕自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夙夜孜孜，而鲜有能副朕望。任风宪者无激扬之风，为民牧者无抚字之实。”（《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卷二二九）但这又怪得了谁呢？！
一方面努力网罗和重用人才，另一方面又无情地摧残和扼杀人才，这就是洪武年间朱元璋用人政策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既互相矛盾又彼此统一的，统一在维护与巩固朱家王朝专制统治这一点上。为强化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朱元璋需要网罗大批人才为其所用，同时就必然要毫不留情地摧残和扼杀有碍于此的大批人才。这不是朱元璋个人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品质问题，而是封建社会晚期君主专制统治必然产生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