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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在北伐大军业已平定山东的凯歌声中，朱元璋身穿衮服、头戴冠冕，在应天郊坛登基就位，建立明朝。当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的统治。紧接着，朱元璋就面临如何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实现天下大治的艰巨任务。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并说：“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他认为“主荒臣专”，即君主不能“躬览庶政”，大臣“专权自恣”，是导致天下骚乱、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实行天下大治，君主必须“躬览庶政”。
所谓“躬览庶政”，顾名思义，指君主要临朝预政，亲自过问和处理国家大事。朱元璋认为，君主如不“躬览庶政”，大臣就会专权自恣，破坏纪纲法度，蒙蔽君主，使之无法了解下情。否则，“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利便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二）他认为张士诚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不理政事，委任权臣；并说：“我诸事莫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着人瞒，张九四（张士诚之小字）终岁不出门，岂不着人瞒！”（《国初事迹》）所以，朱元璋即位后，一直兢兢业业，亲预朝政，不仅日视三朝，而且时常召大臣于便殿裁决庶政，不敢有丝毫懈怠。
不过，朱元璋“躬览庶政”的命题，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主张进一步扩大皇权，强化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在他看来，君主要“躬览庶政”，除了皇帝本人亲自临朝听断，还必须进一步分散与削减各个政权机构的权力，使“权不专于一司”（《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将权力集中到中央，“事皆朝廷总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再集中到皇帝手里，使皇权得到高度扩张，以保证君主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
明初的政权体制袭自小明王，而小明王的宋政权基本上是按照元朝的体制建立起来的。朱元璋认为这种体制弊病很大，起不到君主“躬览庶政”的作用。他批评元朝的中书省制度说：“胡元之世，政专中书，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他对既对皇帝起着助手作用，又限制皇权高度集中的丞相之职更为不满，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明太祖集》卷一〇，《敕问文学之士》）因此，朱元璋决定对这种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从地方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中央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号称“外政府”，“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元史》卷九一，《职官志》），职权极重。元朝后期，四处兵起，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洪武九年，朱元璋下令废除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简称布政司（俗称为省）、都司和按察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分管地方行政（包括财政）、军政和司法。三个机构既彼此独立又互相牵制，皆直接听从朝廷指挥，便于中央控制。接着，他又进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借胡惟庸党案下令撤销中书省，罢废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以之作为中央最高的行政机构，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之后，最终都集中到皇帝手里。后来，朱元璋设立四辅官以协赞政务，寻又改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并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诸朝逐渐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内阁制度。但终明一代，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仅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而已。
在军事上，原先设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卫所的军队。在撤销中书省的同时，撤销大都督府，改设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属卫所的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的颁发和军官的铨选之权，彼此互相牵制。遇到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均由皇帝做出决定，然后由兵部发出调兵之令，都督府才派出将领，统率所调集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领须交还帅印，回原职办事，军队也立即回到原来的卫所。兵部与五军都督府“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〇，《五军都督府》）。这样，军权便集中到皇帝手里。
中央的监察机构原称御史台，也于洪武十三年撤销。十五年改设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并可与吏部“司贤否黜陟”。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明史》卷七三，《职官志》），并可与都察院的都御史互相纠劾。为了加强对臣僚的监控，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曾派自己的心腹充当检校，监视侦查大小官吏的活动。但这种特务性质的检校，只能察听、告密，没有拘押、审讯、处刑的权力。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仿照前朝的诏狱，把身边的侍卫机构亲军都尉府（前身为拱卫司）改为锦衣卫，设立专门的法庭和监狱，赋予其侦查、缉捕“盗贼奸宄”之大权，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特务机构。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此外，朱元璋还分封诸子为王，以藩屏王室；屠戮功臣宿将，以防功高震主；强化文化专制，以钳制士人思想。
经过一番改革，各个系统的权力机构彼此独立又互相牵制，便于君主操纵和控制。全国最高的行政、军事、司法监察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里，实现了“乾纲独断”的目的。从此，“中外章奏皆上彻御览，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朱元璋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一来，即可确保自己及后继者“躬览庶政”、永坐江山，并特在《皇明祖训》规定：“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皇明祖训》序）
君主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理所当然是应该亲预朝政的。以往的历代王朝，除少数有作为的君主，大多数皇帝都沉湎于宫廷的腐化生活之中，骄奢淫逸，极少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权臣擅专，弄得朝政日非，积弊丛生，导致王朝覆灭。朱元璋力图矫正积习，强调君主必须“躬览庶政”，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身体力行，亲预朝政，勤于听断，因而能够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果断措施。同时，他为确保“躬览庶政”的实现，又对国家机构进行相应的改革，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朝廷对文臣武将的监督，强化了中央集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明廷也得以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举办诸如修筑长城、营建南北两京、编纂《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治理南北大运河等规模浩大的工程，特别是国家牢牢地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因而对外能抵御倭寇的侵扰，对内可迅速平定各地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叛乱，制止元朝残余势力的卷土重来，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但是，朱元璋“躬览庶政”的种种举措，并未能达到使朱家子孙永坐江山的目的。因为“主荒臣专”的现象，是世袭制的封建君主制度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痼疾。不改变这种制度，它是不可能被彻底根除的。明代的君主，除朱元璋及明成祖孜孜求治、具有开拓精神，明仁宗、宣宗也能临朝预政、尚能守成之外，其他那些从小在深宫长大的后继者大多荒嬉怠政，有的甚至一二十年晏处深宫，不问政事。而朱元璋在“躬览庶政”的旗号下，有权必抓，在宋元专制集权的基础上，把它推向新的高峰，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在极端君主专制之下，全国的军政司法大权集于君主一人之手，臣僚唯有束手听命的份，他们的进取性和积极性便消失殆尽。而君主的权力越大，一旦他荒嬉怠政，就越是便于佞臣施展权术，窃取权柄，滥施暴政，造成更严重的危害。明中期以后，时而宦官干政，时而权臣擅专，这一切，不正是朱元璋打着“躬览庶政”旗号强化君主专制所酿成的恶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