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树儒学的独尊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虽然“附会汉法”，但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仍坚持采用“回回法”和“蒙古法”，形成蒙汉杂糅、“蒙古本位”的政治文化体制，儒学被边缘化，丧失汉唐以来的独尊地位。

朱元璋创建明朝之后，决心接续汉唐的政治文化传统，重树儒学的独尊地位，以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登基伊始，他明确宣布：“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以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明太祖实录》卷三〇）汉代以来，被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再次被朱元璋确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

为确保儒学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朱元璋积极提倡尊孔崇儒。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即下诏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备）祀孔子于国子学，并遣使至曲阜阙里致祭。四月，又召见元代最后一位衍圣公、国子祭酒、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孔克坚，说：“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明太祖实录》卷三一）并赐田二千大顷，又赐宅一区、马一匹、月米二十石。十一月，诏以孔子第五十六世孙孔希学袭封衍圣公，由元朝的三品升为二品，赐银印，置衍圣公官居，以其族人孔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并免除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的徭役。洪武十五年四月，诏全国通祀孔子。五月，京师国子监落成，又释奠于先师孔子。到第二年二月，据谏官关贤的报告：“国家崇尚儒术，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巨万。”（《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二）尊儒之风盛极一时。

在儒家学说之中，宋代的程朱理学将封建纲常化为主宰万物的精神实体——“天理”，它比先秦的孔孟学说、汉代的经学、唐代的佛学更加精密，更具哲理性，因而更加适应在战乱的废墟上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因此，朱元璋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登基之后，朱元璋继续任用元末朱学在金华（婺州）的传承人物与学者，进一步树立程朱理学的主导地位。如金华朱学的正宗传人柳贯、黄溍的弟子宋濂，自应召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教太子读经，寻改起居注，恒侍朱元璋左右，备顾问。明开国后历任翰林院学士、赞善大夫、知制诰、《元史》修撰总裁官等，除为朱元璋谋划建国方略外，还参与礼乐制度的制定，“一代礼乐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承“儒先理学之统”（《诚意伯文集》卷首序）的刘基，奉召至应天后，备顾问，除不时“敷陈王道”外，还为朱元璋平定天下献计献策。明开国后历任御史中丞、资善大夫、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参与制定律令、完善科举制度、编定《戊申大统历》及《大明集礼》的工作。柳贯、黄溍的另一弟子王祎，洪武初年受命参与礼乐制度的制定，并一起与宋濂担任《元史》总裁官，与之一起将金华朱学“文道合一”的主张写进《元史》的《儒学传》。《元史》修成，擢为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又“奉诏预教大本堂”，教太子和诸王读经。元代金华著名理学家许谦之子许存仁（许元，字存仁），奉命出任国子学第一任祭酒长达十年之久（包括吴元年），对树立程朱理学在教育部门的主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元璋还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提倡读经。他反复告谕群臣：“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明太祖宝训》卷二，《尊儒术》）他除经常命儒士为太子、诸王和文臣武将讲授儒家经书外，还规定学校生员必修《四书》《五经》。他特命国子学祭酒许存仁教授生徒要“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在国子学和各府州县学均立有一块卧碑，上刻几行大字：“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强调“不遵者以违制论”（《松下杂抄》卷下）。全国的科举考试一概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以程朱注疏为准，《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颐《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沉《传》及古注疏，《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这样，举国上下所有思想言论，都被纳入程朱理学的轨道。

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内容非常庞杂。从维护君主专制、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朱元璋特别强调其中的“敬天”“忠君”“孝亲”思想。儒家的“敬天”思想宣扬君主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三纲五常是“天理”的具体体现，“天理自然而常者，三纲五常也”（《明太祖集》卷一二，《大祀文并歌九章》）。因此，敬天就必须听从君主的旨意，按照君主的意志行事。所谓敬天，其实就是为了敬君。儒家的“忠君”思想，要求臣民不仅要忠于君主，而且要忠于他所代表的国家社稷。儒家的“孝亲”思想是与“忠君”思想相辅相成的，“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家齐而后国治”，只有家庭和睦，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才能安定。因此，朱元璋特命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从儒家典籍中辑录有关内容，编辑成书，以便观览传播。他交代吴沉等人说：“圣贤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散在经卷，未易会其要领，尔等以三事编辑。”（《明史》卷一三七，《吴沉传》）洪武十六年（1683年）二月书编成后，赐名《精诚录》，命吴沉撰序，付梓刊刻，广为散发。

正是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出发，朱元璋才会有下令删节《孟子》之举。孟子是儒学的“亚圣”，他的著作历来被当作儒家经典之一。朱元璋读《孟子》，见《离娄篇》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几句话，“怪其对君不逊”，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下令撤去孟子在国子学孔庙中配享的牌位，规定“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刑部尚书钱唐抗疏入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后来，才又恢复孟子的配享牌位。但是朱元璋对《孟子》中那些有悖君权神圣的语句，还是极为不满。洪武二十七年，他又命老儒刘三吾编辑《孟子节文》。刘三吾按照他的旨意，删去书中有悖君权神圣的言论八十五条，只留下一百七十多条。然后刻版颁到全国学校，规定删除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君主，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使元代一度中断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为清代所继承，这对明清两代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