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

在我国封建社会，惩治贪污态度最为坚决、手段最为严厉、效果最为显著的，恐怕要数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登基之后，继承的是元朝腐败的吏治遗产。元朝末年，“仕进者多赂遗权要，邀买名爵。下至州县簿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进。及至临事，彻蠹政鬻狱，大为民害”（《明太祖实录》卷六九）。当时的官吏，大都不知廉耻为何物，想出各种名目捞钱，下属初次拜见要“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礼物），逢年过节要“追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办件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告个状要“公事钱”。就连负责监察、纠劾百官的台宪官，也大都是花钱买的官职，他们上任之后便大肆搜刮，设法捞回本钱，再赚上一大笔。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的扫荡，这种腐败风气并未完全清除。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就察觉到，“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御制大诰·胡元制治第三》），“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御制大诰·谕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天下诸司，尽皆赃罪”（《御制大诰·朝臣优劣第二十六》）。当时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刚刚结束，全国呈现一派人口锐减、田畴荒芜、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颓败景象。官吏的贪污腐化，不仅加重朝廷的财政负担，而且使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不少平民百姓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形成小股的农民起义。司法部门讯问一些被俘的起义者为何造反时，他们都说是“有司贪墨，守御官军扰害，以故逃窜山林，群聚为盗”（《明太祖实录》卷一九〇）。因此，朱元璋痛下决心严惩官吏的贪贿之风。

登基不久，朱元璋就明确指出：“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宣布要“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明太祖实录》卷三〇）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确实是这样做的。整个洪武年间，他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展开大规模惩治贪污的斗争。

第一，建立严格的官员考核和监察制度。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主要考核官员的政绩，“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明史》卷七一，《选举志》）。考察侧重考核官员的素质品行，“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阘茸者（驽弱者）免为民”（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朝觐考察》）。凡在考察中受到处分的，不复叙用。

对官吏的监督，主要依靠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及给事中六科等中央监察机构和提刑按察司的地方监察机构。此外，朱元璋有时派官巡视各地，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监察官员的品秩一般都不高，但对他们的要求特别严格。《大明律》规定：“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大明律》卷二三，《刑律·受赃》）

朱元璋还注意动员百姓对官吏进行监督，特地规定：“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重惩贪吏》）还立下一条法令，规定自布政司至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市井士君子等，联名赴京奏状。并规定，凡耆民人等赴京面奏官吏品行政绩的，虽无官府发给的路条，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清缘由后，即应放行；阻挡者，予以斩首。

第二，制定律令，健全法制。朱元璋除下令制定《大明律》及《诸司职掌》等，对文武官员的职权、责任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做出明确规定，还先后颁布《祖训录》、《臣诫录》、《御制大诰》四编、《皇明祖训》等敕令文告和申戒公侯铁榜、府州县条例八事、到任须知三十一条等条规章程，对诸王和各级官吏所应遵守的事项加以详细说明，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他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条规，对官吏的贪污受贿行为，规定了极重的处罚：“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明史》卷九三，《刑法志》）；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重惩贪吏》）；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在右小臂上刺“盗官钱（粮、物）”三字，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首。至于官吏私借官府钱、粮、物，挪移出纳，冒支官粮，多收税粮斛面，隐瞒入官家产，等等，也都规定了很重的刑罚。就连因公乘坐官畜车船附载私物超过重量的，也要处罚。如乘坐官畜者，除随身衣杖外，私载物不得超过十斤，违者五斤笞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此外，刑部还规定：“官吏受赃遇赦免，受赃并追纳；其在赦前赃事发惧罪外避及革后发露，依律追究。”（《明太祖实录》卷七六）

第三，随时惩办与集中打击相结合。制定法令、健全法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认真执行。朱元璋是有令必行的，一旦发现官吏有贪污行为，立即严加惩处。罪行较轻的，通常在笞、杖之外，还处以谪戍、屯田、工役之刑。如徐州丰县县丞姜礼，借口替犯人交纳赃款，挨家挨户敛民宝钞，全部装入自己腰包，被发付修城。洪武九年（1376年），“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明史》卷一三九，《韩宜可传》），其中绝大多数是犯赃官吏。罪行严重的，则处以墨面文身、挑筋、剁指刖足、阉割为奴、枷项游历、免死发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迫令自杀、枭首、凌迟、族诛等各种非刑。户部尚书赵勉夫妻俩贪污，案发后被杀。工部侍郎韩铎上任不到半年，伙同其他官员，先后卖放工匠、克扣工匠伙食钱、盗卖芦柴木炭，私分入己，被杀身处死。凤阳府临淮知县张泰及县丞、主簿、典史与河南府嵩县知县及县丞、主簿、典史等人，接受逃军钱钞，逼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员全被处死。尚书郎某依仗李善长的权势，“放肆奸贪”，朱元璋下令诛之，籍没其家。

除了平时的随时惩办，朱元璋还对贪官污吏进行了几次集中的打击。如洪武四年的录（甄别）天下官吏、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声势都很浩大。空印案被杀的各衙门掌印官多达数百人，佐贰官倍之，受杖戍边者又数千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九四，《刑法志》）。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惩治贪污，能做到不避亲属与勋贵。在封建社会，皇亲国戚和一帮勋臣权贵带头违法犯禁、贪污受贿，往往不受制裁，结果上行下效，法纪荡然。但朱元璋对皇亲国戚和勋臣权贵的违法行为，则不稍宽假，照样处刑。华云龙、朱亮祖都是开国功臣，位列公侯。华云龙私据元丞相脱脱宅第，役使军士大加修缮，奢丽特甚，并“僭用元宫中物”，即被撤职，死于从北平调京之途中。朱亮祖出镇广东，收受贿赂，强行释放被番禺知县道同逮捕的犯法土豪和亲戚，并诬陷道同致死。朱元璋下令召回朱亮祖，连同其子一并鞭死。驸马都尉欧阳伦，洪武末年几次派家奴周保到陕西布政司，令当地衙门派车为之贩运私茶。朱元璋不以至亲曲宥，下令赐欧阳伦死，周保等皆伏诛。

第四，表彰清官循吏，扶正压邪。朱元璋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大力表彰清官循吏，奖惩结合，不专任法。陶垕仲以国子监生出任监察御史，纠弹不避权贵，劾酷吏刑部尚书开济至死，直声动天下。后擢任福建按察使，诛杀赃吏数十人，兴学劝士，抚恤军民，朱元璋下诏褒异。南雄府同知吉原会同镇抚陈艺审理县民陈、曾二人互讼军役之案，陈艺接受陈的贿赂，欲独坐曾罪，吉原不肯署案，陈艺竟诬陷并绑缚吉原赴京。朱元璋查明原委，认为吉原“执法无私”，提拔他做南雄知府，并赐钞百锭，命礼部赐宴遣还。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与书吏高源按临属县孟津、宜阳，当地官员敛民财以贿，王平械其人并所赂上奏，朱元璋嘉其“得宪臣体”，命赏赐他文绮袭衣及钞百锭，赐书吏钞减半。后来，王平秩满入觐，朱元璋因其“廉介明敏，为政有声”，又擢其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由于旌表与惩治相辅而行，收到奖廉惩贪的效果，“由是长吏竟劝，一时多循吏之绩焉”（《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

经过二三十年的斗争，贪风受到抑制，吏治渐趋清明。《明史·循吏传》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随着吏治的澄清，社会渐趋安定，休养生息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和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