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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的眼里，朱元璋是个凶狠残暴的专制君主，容不得不同意见，臣民对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噤若寒蝉，根本不存在谏诤之事。其实，朱元璋还是重视并鼓励谏诤的。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一月，他在奉天殿视朝完毕，就对身旁的翰林待制吴沉说：“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七）他认为进贤与纳谏，是关系治国成败的两个重要因素。
早在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就任命俞中、郭士信、栾秉德为参谋，并问他们：“魏征可复见乎？”俞中答道：“若有唐太宗，魏征见矣。”朱元璋连连点头称“善”（《明兴野记》卷上）。龙凤十二年，他对左右群臣强调：“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明太祖实录》卷一五）要求群臣如有谏言，务必向他详细陈述。登基就位后，朱元璋进一步总结历代王朝兴亡的教训，看到商汤以改过不吝而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从谏而致贞观之治，商纣王饰非拒谏而亡，唐玄宗为奸臣所蔽酿成安史之乱，从中悟出“兴亡之道在从谏咈谏”的道理，一再诏求直言，要求大臣访察民间利病，何事当兴，何事当革，“具为朕言”（《明太祖实录》卷九二），就是专事纠察的台宪官，见到朝廷政事有何缺失，也“皆得言之”（《明太祖实录》卷六三）。
但是，尽管求言之诏屡下，却应者寥寥。洪武九年，朱元璋曾无限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乐闻嘉谟，屡敕廷臣直言无讳，至今少有启沃朕心者！”侍臣搪塞说：“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治，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明太祖实录》卷一〇六）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朱元璋反复向群臣说明谏诤的意义，指出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或缄默不言，或畏威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最后必将导致国家社稷的倾覆。他再三鼓励群臣直言进谏：“若君有过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明太祖实录》卷三〇）“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为了鼓励与推动臣民的谏诤，朱元璋特地采取许多措施。一是规定臣民皆许直言政事得失。朱元璋宣布：“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尽言无讳。”（《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皇明祖训》还规定：“今后大小官员并百工技艺之人，应有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奏闻。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违者即同奸论。”二是为言事者保密。洪武十年，朱元璋专门发布一道命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三）并成立一个“掌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的机构通政司，负责递送臣民密封的奏章，以防泄密。据载，“洪武、永乐年间，实封皆自御前开拆，故奸臣有事即露，无幸免者”（陆容：《菽园杂记》卷九）。三是言而有实则奖，言而无实不罪。朱元璋宣布：“臣民凡有谏诤，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而谀者，决不可容也。”（《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洪武年间，特别是洪武早期和晚期，不少臣民响应朱元璋的号召上书言事，可行的即付之施行，有的官吏还因此受到奖赏或提拔。如谏院右司谏石时中、判禄司左司副夏守中“公直敢言”，朱元璋赐给他们每人钞十锭。工部奏差张致中上言三事，朱元璋从之，擢为宛平知县。江西南丰典史冯坚上言九事，朱元璋读了奏章，认为除调易边将一事不妥外，其余八事都可付之施行，命擢为左佥都御史。秦州儒学训导门克新，秩满入觐。朱元璋向入觐的学官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其他官员应对皆不称旨，只有门克新敢于指陈时弊，“直言无隐”，被擢为左春坊左赞善，后又升为礼部尚书。
在朱元璋的倡导和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有不少臣民上书言事，指陈时弊，倡议革新，为朱元璋所采纳。如洪武三年，靖海侯吴祯奉命前往浙东收集方国珍台、温、明三郡旧部，以抵御倭寇。三郡的一些无赖恶少，随意诬指平民、富家为方国珍旧部，搞得人心惶惶。宁海知县王士弘向朝廷上了一个实封奏章反映情况，朱元璋阅后“即日诏罢之”，使三郡的人心迅速稳定下来。洪武十三年，太原、大同二府上奏，反映官府自宋金以来向当地煮碱为盐的民户征收盐课，洪武五年朝廷因二郡地瘠民贫，下令免征。现今户部又打算恢复盐课，恐民力不堪。朱元璋“是其言”，命户部悉蠲免之。洪武十八年，国子祭酒宋讷献守边策，建议效法汉代赵充国屯田戍边之法，择将于北部边疆实行屯田，训练士卒，督令耕作，防敌入犯，朱元璋“嘉纳之”，将前已施行的军屯更大规模地推广于缘边各地。洪武二十四年，嘉兴府通判庞安破获一个贩卖私盐的案件，将私盐贩子解送京师，并根据《大明律》“应捕人给赏”的规定，把缴获的私盐赏给捉到罪犯的人。但户部认为庞安的处理违反根据皇帝敕令所形成的“例”，下令把赏给捉拿罪犯者的私盐没收入官，并责取罪状。庞安不服，给皇帝上书，说律是万世之常法，例为陛下一时之旨意，以一时之例破坏万世之法，是失信于天下。朱元璋“诏论如律”，否定户部意见，维持原判。洪武二十九年，苏州崇明县宝庆观道童孙守常上书，反映当地十年前改建城池，侵用官民田地，却照旧征收被占田地的租税，要求尽行免除，朱元璋下诏悉蠲免之。类似事例，多不胜举。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不少耿直之士，记取朱元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的谕旨，敢于对朱元璋犯颜直谏，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有一次，监察御史欧阳韶侍班，碰上朱元璋大发脾气要杀人，他快步走上殿廷，下跪劝阻，高呼：“陛下不可！”朱元璋果然“从之”。还有一次，监察御史周观政监守奉天门，“以防邪僻”。此时，宦官领着一班女乐要进宫，他即予阻拦，宦官说是奉皇上之命而来，他还是不让进。宦官非常恼火，大步冲入宫门，过一会儿又走出宫门，对周观政说：“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他仍气鼓鼓地说：“必奉面诏！”这话传进宫里，朱元璋竟然走出宫门，对周观政说：“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矣。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洪武中期，青文胜出任龙阳（今湖南汉寿）典史。龙阳连年遭受洞庭湖水泛滥的灾害，每年却要承担三万七千石的租赋，百姓交纳不起，累计欠赋达数十万石，官府严加催逼，“毙于敲朴者相踵”。青文胜两次诣阙上书，请求朝廷蠲恤，皆未获准。于是，他决计以死相谏，又起草一封谏书，掖在袖子里，诣阙敲响登闻鼓，然后在鼓下自杀。朱元璋闻讯大惊，终于“诏宽龙阳租二万四千余石，定以为额”（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三上，《青文胜》）。
有的官员因进谏忤旨获罪，但被重新起用后仍直言谏诤。韩宜可在洪武初年被荐举为山阴（今浙江绍兴）教谕，后累官至监察御史。当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深得朱元璋宠信。韩宜可认为这三个人都是佞臣，不宜重用，竟当着三人的面交给朱元璋一份弹劾他们的奏章，结果以“排陷大臣”的罪名被关进大牢。不久获释，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他听说有万余名受到笞刑以上处分的官吏，被贬谪凤阳屯田，又上书谏诤，说刑罚是为了“禁淫慝，一民轨”，应该甄别情节轻重、因公还是因私，“以协众心”。这次，朱元璋“可之”，采纳了他的谏言。后来，韩宜可入京朝觐，碰上朝廷把一批籍没入官的罪犯家眷赐给诸司官员，他拒不接受，并上书极论：“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朱元璋又“是其言”，接受了他的意见。
臣民的谏诤，一定程度上减少或缩小了朱元璋一些决策的失误，匡正了某些时弊。更重要的是，一些耿介之士，还把谏诤看作自己应尽的职责，是忠于社稷、忠于君主的义举，即使以言触祸，也视为分内之事。他们这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敢于直言谏诤的精神，还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在朱元璋之后，每当昏庸之君在位，常常有人冒着杀身之祸犯颜直谏，要求革新朝政，改弦易辙，而且往往是这个人刚刚受刑或被杀，另一个人又站出来继续谏诤。近代明清史学家孟森，对此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
清代即使是在“康雍乾盛世”，也是万马齐喑，根本不允许也没有人敢于犯颜直谏，哪有因此而遭受极惨之祸的忠臣义士呢？
不过，朱元璋尽管重视并提倡谏诤，亟盼魏征的再现，但洪武年间的谏诤之风比起唐代贞观年间却差得甚远。魏征之类的诤臣未能再现，这是朱元璋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为了使自己能“躬览庶政”，实现专制统治，对国家机构实行一系列改革，集军、政、司法大权于一身。他对监察制度的改革，也是以扩张皇权为旨归的。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原本具有监上与控下两种职能。唐代的监察机构分为三个系统，御史为监察官，主掌风宪，行纠弹官邪之责；谏官为言事官，主掌规谏讽喻，司谏正君失之任；给事中为封驳官，主掌封还皇帝失宜的诏令和驳正百官有违误的奏章。三个系统组成一个严密的监察网，上至最高君主，下至百官臣僚，都在监控范围之内。到宋代，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台谏的职权趋于合一，御史台与谏院合称“台谏”，但其监控的对象仍包括君主在内，给事中也是如此。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年）设立御史台，基本上继承宋代的“台谏”合一体制。洪武十三年罢撤御史台，因臣僚久无谏诤，又置谏院，不久复废。洪武十五年设立都察院，又设谏院，旋又废除，重新恢复“台谏”合一体制，由监察御史一身兼掌言事与察事两权。由于职权混一，没有专职的谏官，实际上导致台权吞并谏权，使都察院变成只控下而不监上的机构。所以在洪武年间，尚有韩宜可、周观政等监察御史直言谏诤，后来便很少有御史谏诤的事了。朱元璋还设置六科给事中，但规定其职权是专门封驳六部的章奏，剥夺其封驳皇帝诏令之权。经过这番改革，明代的监察机构完全变成皇帝钳制、监控臣僚的工具，谏诤之风大大削弱。
不仅如此，朱元璋对臣民谏言是否采纳，以是否有利于强化封建专制统治作为取舍标准。他认为有益于此的就加以采纳，并给予奖赏；不利于此的则拒绝采纳，甚至严厉打击。他说臣民的谏诤，“有善者则奖而行之”，“惟谗佞而谀者，决不可容也”，所谓“善者”与“谗佞者”就是以是否有利于封建专制的强化来区分的。具体事例，多不胜举。
洪武九年，朱元璋因星变诏求群臣言事。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分封制度是与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背道而驰的，但朱元璋偏偏认为分封诸子为王可以起到“藩屏王室”的作用。他看到万言书中说分封诸子为王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导致严重的后果——“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明经世文编》卷八，叶居升：《万言书》），认为叶伯巨挑拨他和子孙的骨肉关系，便大发脾气，厉声喝令左右：“速逮来，吾手射之！”叶伯巨被捕后，中书丞相乘朱元璋高兴的时候，奏请将他关进刑部大狱。叶伯巨后来死于狱中。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应僧人金碧峰之请，设置僧、道录司的机构，任命僧侣、道士充任官职。大理寺卿李仕鲁认为这是弃圣学而骛外道，上书劝朱元璋崇儒辟佛。连续上书三十次，朱元璋均未采纳。他痛哭流涕地对朱元璋说：“臣言不入，何以臣为？愿还陛下笏，放归田里！”遭到拒绝后，他一气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下不了台，当场令武士把他摔死在台阶之下。礼科给事中陈汶辉也对设置僧、道录司提出谏诤，朱元璋“目以为迂”，也不采纳。后来，陈汶辉改任大理寺丞、大理寺少卿，又多次为几起冤案申辩，并为李善长之狱喊冤。此后，有个内戚犯法，山东布政司副布政使张甲未报请皇帝审批就诛杀之。朱元璋大怒，下旨命陈汶辉处决张甲。陈汶辉认为处分过重，封还御旨，拒不执行。朱元璋一时性起，派御前指挥逮捕陈汶辉，押赴刑部问罪。行至金水桥边，陈汶辉投水自杀。
此外，朱元璋在强化封建专制的过程中滥用严刑酷法，迭兴大狱，也极大挫伤了臣僚谏诤的积极性。在严刑酷法之前，臣僚朝不保夕，人心惶惶。人们为免触犯禁忌，罹罪惹祸，便大都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议朝政。许多官吏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关心民间疾苦和朝政得失。这样，全躯保禄之臣日多，切中时弊的谏诤也就日少。朱元璋召见群臣，征询民事得失，他们往往沉默不语，或支吾了事。有一次，他召见各地儒学训导，询以民间疾苦，一个答说：“臣为学正，以教导为业，民事无闻。”另一个答以：“臣守职常在学，未尝出外，于民事无所知。”朱元璋气得大骂：“诈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九）下令把他们流放到极边之地。朱元璋也因此常常埋怨臣僚的庸鄙，哀叹道：“海内贤哲之士”，“虽求之日切，而至者恒寡”，“求贤之意未称”（《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但这又怪得了谁呢？只能怪朱元璋自己。
总之，朱元璋大力加强封建专制，使他对谏诤的倡导和谏言的采纳大打折扣。他在位期间的一些决策失误，也就因此未能及时得到纠正，为后世留下不少遗患。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在此已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