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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使有的人成为片面或单面的人，使有的知识人堕落成为人格分裂的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萧萐父是全面的人，是保存了古代遗风的刚正不阿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而又有深厚的传统底蕴，是集知识分子、思想家、学者、教师、学科带头人、文人于一身的人物。今天我们研读萧萐父的著述，可以感受到他用思想家的眼光来考察思想史、哲学史，他是有思想的学问家，也是有学问的思想家。
萧萐父治学，首贵博淹，同时重视独立思考、独得之见。萧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从先秦到当今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作出可贵的探索与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印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圆圈。萧先生以不断更化的精神，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努力改变“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者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
萧萐父治学，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通观全史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提出“两个之际”（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的概观，提出并论证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系统学说，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萧先生的原创性智慧表现在其学术专长——明清哲学，尤其是王船山哲学方面。他以对世界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多重透视为背景，提出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影响甚巨。他的启蒙论说实际上早已超越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以及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资源，萧萐父以宽广的胸襟，悉心体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坚持殊途百虑、并育并行的学术史观。他重视一偏之见，宽容相反之论，择善固执而尊敬异己。他肯定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连续性、偶然性及内在张力，异质文化传统的可通约性，古今中外对立的相对性，跨文化交通与比较的可能性。萧萐父还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他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从容地探索逻辑与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使中国哲学既避免宗教的迷狂，也避免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
作为知识分子的萧萐父，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追求民主、自由，积极参与20世纪4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一生坎坷，始终关心国家与人类的命运；在动荡的年代，既被批判又批判别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经目眩神移，迷失自我”；“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己；越到晚年越发坚定地以批判与指导现实的知识分子而自命。他既继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传统，又吸纳了西方现代价值；既正面积极地从文化与教育方面推动现代化，又时刻警醒现代化与时髦文化的负面，与权力保持距离，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觉与能力。晚年，他一再呼唤知识分子独立不苟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导士人风骨，绝不媚俗，并身体力行。他被褐怀玉，以浩然正气杜绝曲学阿世之风，绝不为眼前名利地位而摧眉折腰事权贵。
作为思想家的萧萐父，虽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学术。他致力于发现与发掘中国文化思想内部的现代性的根芽，因此与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论者、食洋不化者划清了界限；他发潜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历代官方或所谓正统文化重视的哲学家、思想家，重在诠释、弘扬在历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价值的人物的思想，因此与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划清了界限。这就是“平等智观儒佛道，偏赏蕾芽新秀”。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发挥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中丰富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尤其是本土文化中蕴含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并尽其可能地贡献给世界。
作为学者的萧萐父，堂庑很宽，学风严谨，所谓“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与同道、学生都尽可能做到“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有人以为萧萐父属侯外庐学派，但他晚年否定了这一点，强调其曾受侯外庐先生的影响，但也受到过汤用彤等先生的影响，甚至受后者的影响更大。他曾检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认为那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萧萐父晚年更重视经学，曾与笔者多次详谈“三礼”，详谈近代以来的经学家，如数家珍。他也重视儒学的草根性，多次讲中华人文价值、做人之道、仁义忠信等是通过“三老五更”，通过说书的、唱戏的等，浸润、植根于民间并代代相传的。
作为教师的萧萐父，一生教书育人，认真敬业，倾注心力；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对学生的教育，把身教与言教结合起来，重在身教。他强调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他认为，年轻人要经得起磨砺、坎坷，对他们不要溺爱，而应适当批评、敲打。他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现代仍要讲义利之辨。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把根扎正。他下功夫培养各领域的学生，除了他的专长明清哲学之外，他还有意识地开拓了《周易》、儒学、道家与道教、佛教、现代中国哲学、出土文献中的哲学等领域，培养了这些领域里的学术专才。他还鼓励学生自愿选择、从事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他一再主张，要甘坐冷板凳。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萧萐父，有着开放、宏阔的学术视野、杰出的组织能力，敏锐地把握海内外学术界的动态，让本学科点的教师与学生拓宽并改善知识结构，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式，实现并扩大对外交流，虚怀若谷地向海内外专家请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团结、整合学科点老中青学者，以德服人，尊重差异，照顾多样，和而不同。他有全局的观念与团队精神，事事考虑周围的人。如上所述，他很有学术眼光，深具前瞻性，开拓了若干特色领域。
作为文人的萧萐父，兼修四部，文采风流，善写古体诗词，精于书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修养与文人气质。他对分科过细的现行教育，也有过批评。
在2008年8月30日的聚会中，我们心知萧先生将不久于人世，大家的神色都很凝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亲口对我说：以萧先生的学问与影响力，本省是对不起他的。我说：萧先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不仅仅属于他生活与服务了半个多世纪的本省。章先生又说：在一定意义上，像萧先生这样全面的知识人，将成绝响。9月23日，萧师仙逝的头七祭日，在告别仪式前，章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慨然叹曰：“萧老师学贯古今中西，诗词歌赋皆通，我很佩服他。他对真理的执着，对人格操守的坚持，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对学者尊严的维护，有士大夫的品格，其风范、气度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一代学人逝去，是为学殇。”我觉得，章先生是萧先生的知音，故引用他的评价作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