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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萐父于1924年1月24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生经历新旧两个社会、多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萧萐父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萧参（字仲仑，又写为“中仑”）先生是近代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仲仑先生出生于四川井研县，与廖季平先生同乡，曾私淑于季平先生。仲仑先生乃蜀中狷洁独行之士，老同盟会会员，辛亥之后学优不仕，教书为生，有道家风骨，又精于医道。萧萐父的母亲杨励昭女士善诗词、工书画。他们家与蒙文通、唐迪风先生等川中硕学鸿儒，过从甚密。
萧萐父幼年、青年时代，正值近代蜀学空前发达的时代。萧萐父从小耳濡目染，大都是左、孟、庄、骚之类。萧家曾挂着廖平（又名廖季平）左书的横幅，上面的好多字他幼时尚不认识，而这位被父辈敬重的廖经师的不少奇闻逸事和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却在他的童心中引起一阵阵好奇。他自幼涵泳诗词，从父亲友朋论学谈艺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萧萐父时时关注民族命运，在童年时便接触到清末革命宣传品的小册子，其中有《明夷待访录》《黄书》《扬州十日记》等，以及邹容、章太炎的论著。书的内容他当时还看不懂，但书的封面上写着“共和纪元二千×百×十年”或“黄帝纪元四千×百×十年”，他从中感受到中国士人敢为天下先、勇猛精进的精神，也引起他的好奇。好奇心，成为他日后求知的起点。他幼时常去的舅父家在一条窄巷，叫君平街湛冥里。长辈郑重地向他解释，这里原是严君平隐居卖卜的地方，严君平很有学问，精通《易》《老》，每天卖卜挣一百钱后就下帷著书。
1937年，萧萐父考进成都县中。校园后有个大污水塘，老师们郑重介绍，此乃扬雄的洗墨池，扬雄当年勤苦好学，认许多奇字，写了不少奇书。扬雄每天在池里洗笔砚，所以水都变黑了。这些童年的印象，在往后的岁月里时隐时现，乃至变成心中潜存的酵母。
仲仑先生认为新式学堂的教育有极大的局限性，命萐父先生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萐父先生随父及其他蜀中贤士上峨眉，其间观前辈学人论学和诗、摩挲古物、开阔胸臆。仲仑先生还命他在这一年中，以朱笔点读《汉书》与《后汉书》，闲暇即吟诵《昭明文选》。这些严格的国学训练，为萧萐父日后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风雷打破了四川的封闭，各种思潮涌进这一盆地。萧萐父念高中的三年，正当抗日战争最艰苦、青年最苦闷的时节。对青年萧萐父影响最大的还有几位文史老师，尤其是讲授中外史地的罗孟桢老师。他充满爱国激情而又富有历史感的讲课，深深地吸引了班上许多同学。有一次罗先生偶然讲到刘知几、章学诚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等素质，激发萧萐父写了一篇《论史慧》的长文，这是他的第一篇论史习作。
在民族忧患意识和时代思潮的冲击下，萧萐父泛读各类古今中西书籍。当时中学生读课外书的氛围特浓，自由选读，漫无目的，古今中外，囫囵吞枣。萧萐父在泛读中似乎也有点倾向性，一本《希腊哲学小史》使他在一次五题必做的外国史考试中，大胆地只选做有关希腊哲学家的一题，居然得到老师的赞扬。由是可见他的独特个性和老师的不拘一格。在高中二年级时，风闻冯友兰先生来成都讲学，萧萐父与几个同学逃学去旁听，听后还争论不休，并因此而读了冯先生的“贞元三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等，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哲史书刊。这些经历，都为他后来选择哲学系这个“冷门”专业作了铺垫。
1943年，萧萐父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的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哲学系仅十几名学生。几位教授自甘枯淡、严谨治学的精神，使学生深受教育。那时，武汉大学哲学系所开的课程几乎全是西方哲学。万卓恒先生所开的“西方伦理学史”和“数理逻辑”课程，以清晰冷峻著称。张颐（真如）先生主讲“西方哲学史”和“德国哲学”等课，朴厚凝专，言必有据，教材德英对照，一字不苟。张真如先生以“哲学与哲学史”为题的文言论文阐述黑格尔哲学史观，萧萐父终生不忘。当时萧萐父还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选读”、缪朗山先生的“俄国文学”、彭迪先先生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等，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
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动荡时期，在茶馆自学和社团活动中，同学间相互交流知识、思想，更是别有天地。文、史、哲等各种书刊，都在学生中流传。萧萐父在大学期间阅读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大学于1946年夏迁回武昌珞珈山。大学的最后一年，萧萐父在武昌度过。在此期间，渊博嵚崎的金克木先生来到武汉大学，开设“印度哲学史”与“印度文学史”等新课程，令萧萐父倾倒，并多次向金克木先生请教中西印文化思想比较研究的问题。系主任万卓恒先生贫病交加，卧床不起，但仍然热情而严肃地指导他写毕业论文。1947年，在万卓恒先生的指导下，萧萐父完成《康德之道德形而上学》的学士学位论文。
在大学期间，萧萐父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在“反美蒋、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高潮中，萧萐父义无反顾，积极投入，参加并主持抗议沈崇事件的全校座谈会等活动。他参加学生进步组织，发起、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武汉大学发生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时，他任武汉大学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部长，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他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参加反美蒋的活动引人注目，被特务监视。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委托同学代为誊抄的，为逃避追捕，他潜离武汉，返回成都。
1947年大学毕业后，萧萐父回到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并受聘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积极参加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萧萐父于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1956年，萧萐父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1957年春，他在北京初次聆听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关于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设想，受其鼓舞，决心应邀到武汉大学工作；并按办新哲学系的教学需要，到北京大学进修中、外哲学史。院系调整后，全国哲学界精英都汇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一机缘使萧萐父得以涵泳其中，先后听过冯友兰、郑昕、朱谦之、张岱年、吴则虞、杜国庠、吕振羽、侯外庐等著名学者的专题课和学术讲演，又得到导师任继愈教授的具体指点，并常去汤用彤、贺麟先生家中侍座求教。他曾以“未名湖畔花千树，一夜春风次第开”的诗句，来形容当时在北京大学获得前辈道德学术滋润的心情。
这次定向进修，虽仅一年多，然而因缘合和，使萧萐父自觉进入中国哲学研究的殿堂，走向一个探索的新天地。他参加了1957年1月和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两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启发。这一时期，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上，萧萐父发表了《我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几点意见》《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等习作。他后来对这些幼稚习作很不满意，不用说，这些习作不免带有教条主义的印痕。不过，从这些初期习作中，我们亦不难发现萧萐父进入中国哲学史园地开始耕耘时，确乎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相当重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取向和方法学问题。
萧萐父当时形成的主要观点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主要在于揭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根据，即毛泽东哲学思想赖以产生、发展的思想土壤问题。为科学地阐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全面地批判总结中国哲学遗产，分析其精华与糟粕，揭示其规律和特点。为达此目的，在着手研究时，必须刻苦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系统周密地搜集研读历史资料，坚持史论结合、古今通气的总方向。
萧萐父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正面临反右斗争的形势，也写过批判右派的文章；但他作为支部副书记，在自己所在的单位，由于为一些同志辩护和其他“言论问题”而被视为“严重右倾”，与支部书记汤一介一起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
1957年，萧萐父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并从此长期担任哲学系哲学史党支部书记、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一职。他与李德永、唐明邦等一道，提出以研读“两典”（马列经典著作与中国古典文献）为基石，以清理“藤瓜”（哲学发展的线索与重点）、探索“两源”（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与认识论根源）为起点，来规划组织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使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和理论风格。在这个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工作40年，以此为基地逐步建立和形成具有武汉地区特色的中国哲学史学术梯队，在全国文科理论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萧萐父广泛地探究玄学、佛学，尤重明清之际哲学。在《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学报》《江汉学报》等刊物上，他发表了《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冯友兰先生史学思想的商兑之一》《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方法问题》《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唐代禅宗慧能学派》《关于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等论文。这些论文的总体思路，是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来分析哲学史上的个案与哲学史研究方法。比如，重视发掘被以往哲学史家所鄙视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贡献，发掘传统思想家所具有的朴素唯物史观思想萌芽，等等。又如，在哲学史方法论上强调共相，即一般规律，与殊相，即历史人物的个性、偶然事件、思想特点等的统一。
1962年11月，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全国学术界的一次盛会。会议由李达、谢华倡导并主持，由湖南、湖北两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筹办。萧萐父参加筹办工作，他提交的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即《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和《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使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并开始以王夫之研究专家名扬于世。这两篇论文在日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卷本《王船山学术讨论集》（1965年版）中，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萧萐父充分肯定王夫之哲学体系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性质及启蒙因素，又深刻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理论局限和思维教训。这一成果代表了当时国内船山学研究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萧萐父被定为李达“黑帮”，因武汉大学“三家村”案的株连而横遭迫害，长期住“牛棚”，又在襄阳农场（分校）劳动，接受学生批判。他的家被抄查七次，父亲留下的珍贵遗稿，本人的论著、诗文稿和夫人精心绘画的百梅图等，至今不知下落。他的子女也因此受到牵连，一再贻误升学。在此期间，他已开始《王夫之》一书的写作，思索中国从明清之际到现代思想启蒙的坎坷道路。
回首这段往事，萧萐父坦诚地解剖自己：“由于自己在论和史两方面的根底都浅薄，就不可避免地在行程中时陷迷途，特别是受‘左’倾思潮的蛊惑，有时作茧自缚，有时随风飘荡，教训很多。经过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咀嚼苦果，才若有所悟。”
[1]
后来，他又说：“在鼓励青年一代作跨世纪的哲学思考的同时，我常深自反省，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虽然自己也热爱专业，奋力耕耘，有时自得其乐、宠辱俱忘；然而，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思想局限，往往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甚至迷信权威而丧失自我，这就难于作出创造性的学术贡献。”
这是一位敢于直面自己、敢说真话的自省者的可贵品质！
“文化大革命”之后，萧萐父积极投入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斗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真理和民主》《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等文章，为清“左”破旧、转变学风作出一定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的讨论结束了哲学贫困的局面，激发了萧萐父重新学习、重新研究中国哲学的信心。他发表了《略论王夫之的矛盾观中“分一为二”与“合二以一”》《略论杨泉》等学术论文。从此，他以惊人的毅力投身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学术组织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萧萐父参加并主持了教育部组织的九校合编《中国哲学史》新教材的工作。他与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被推为主编，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等参与编撰、修订工作。这部著作，跳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的窠臼，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净化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着力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注意发掘哲学遗产中的启蒙因素，是一部具有哲学智慧的哲学史著作。
《中国哲学史》以其鲜明的理论特色，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教授、石峻教授等肯定“这是一部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较好地揭示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中国哲学史》把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哲学史独立列为一编，这是一大创举，尤其是关于秦汉之际思潮的论述，具有独创性。这本书上下卷自1982年12月、1983年10月分别出版之后，已陆续印行10多次，累计达11万余套，被许多高校选作教材，并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后来，被韩国学者翻译成韩文版。
三年集体编书的理论收获，以及主编此书的指导思想，被浓缩在萧萐父执笔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导言”中。这一“导言”又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为题，单独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这篇文章是萧萐父1957年以来研究方法论问题的集中论述，特别反映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研究专业以来的一些心得，也吸取了哲学史界冯契教授等同行们的看法。在方法学上，萧萐父相当重视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逻辑圆圈论，认为要真正总结先哲们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以启迪后人，就应厘清、纯化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筛掉、剥离附着在哲学史上的一些纷繁杂陈的现象形态和非哲学思想资料，以直透其本质，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妨把哲学思想史抽象、约化为哲学理论思维的发展史、认识史、范畴史，以把握人类或民族哲学思维发展的轨迹和真髓。
关于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和史料筛选问题，萧萐父主张“净化”，主张区别哲学史与宗教、美学、伦理、道德、心理、教育、政治、法律史和一般思想史、学术史。他指出，哲学史，概括地说，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所谓哲学认识，是人们以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对客观世界能否认识和改造、怎样认识和改造的总括性认识。它集中地体现在哲学概念范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萧萐父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的训练。他与陈修斋教授共同主编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主要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中、西哲学史两个教研室诸位师友门生研读、探索哲学史方法论的成果结集，也吸收了校外专家的高论。萧萐父、陈修斋等在破除教条主义束缚，探索学术研究新途径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原则，尤其在深化发展上下了功夫。这本书主张，必须吸收现代科学、现代哲学的方法论成果，丰富与发展我们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刍议》一文，是该书的扛鼎之作。此后，他又发表了《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等文章，与哲学史界其他同行一道，提倡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和逻辑发展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萧萐父倡导并参与组织了1982年深秋在湖南衡阳举行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提供了关于船山哲学的系列论文——《王夫之的认识辩证法》《王夫之的自然史观》《王夫之的人类史观》《王夫之年表》等，这些论文全面考察了王船山辩证思想的理论体系，系统梳理了王船山哲学的诸范畴及范畴间的关系，对船山辩证法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剖视，凸显了船山辩证思维的动态逻辑。至此，他对王夫之哲学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萧萐父还筹划、组织湖北地区十多位哲学史工作者撰写王夫之研究论文，主编《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一书，于1984年5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王夫之”长条及船山哲学若干范畴等10多条的撰稿人，又被罗马尼亚史学家路西安·博亚教授聘为《国际史学家辞典》中“王夫之”词条的撰稿人。《船山学报》《中国史研究动态》《求索》等刊物都发表了专文，对他的以上研究成果给予极高的评价。
1982年，萧萐父撰写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83年第1期，英文版1983年第2期）一文，是他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重要代表作。这篇文章与他主编（与人共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三书有密切关联，属于同一写作背景和同一运思方式。
萧萐父通过对德、俄、中三国走向近代，对沉重封建包袱进行自我批判的思想史过程的比较，表彰了明末清初所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论定这一思潮的政治和学术倾向已显然区别于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具有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性质。他认为，中国确乎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但绝非始于宋代理学，恰好相反，它是在对整个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和心学）的否定性批判中开始的。正因为打破了宋明道学的思想桎梏，才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初步觉醒。明清之际中华民族产生了具有异端性格的启蒙巨人，他们开始了铸造自己“新工具”的事业。他认为，18世纪出现的历史洄流掩埋了17世纪启蒙哲学的思想光芒，强化了封建传统惰力的作用。
萧萐父把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交替中出现新旧纠缠，新的突破旧的、死的又拖住活的这种矛盾状况，称为“难产”现象。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启蒙，也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中国的近代化及其哲学运动，短短数十年，跨过西欧近代发展几百年的历史行程；但就理性的觉醒、理性的自我批判、理性的成熟发展等，即这一历史阶段所需要完成的主要业绩而言，却并未完成，因而需要“补课”。《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对某些高估儒家尤其是理学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宋明理学家留下的精神包袱，即封建蒙昧主义的流毒，特别是人性异化、伦理异化的负面性，至今还在起作用，仍需要清理。
实际上，这是萧萐父的一家之言。从学统、学脉向上追溯，这一思想是对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以及20世纪40年代在国统区奋斗的侯外庐、杜国庠、邓拓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以及嵇文甫、谢国桢等学者的有关论断的创造性发展。重视17世纪中国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发掘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唐甄等人的批判意识，是近世以降我国几代启蒙学者的价值取向和重大贡献，也是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传统。萧萐父之所以特别肯定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是因为其“经世致用”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呼唤启蒙精神，呼唤理性的觉醒，批判历史上封建蒙昧主义的遗毒，张扬个性，尊重思想自由，以迎接中华民族的新的腾飞。在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萧萐父作为一位自觉的启蒙思想家，从中国哲学资源中寻找理性启蒙的思想先驱和源头活水，这无疑是需要充分肯定和发扬的。在关于明清之际思潮之启蒙性质与程度的论证上，以及关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总体评价上，《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容或还可以再商讨，但本文的主旨及其立论的匠心，的确反映了并且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2]
1985年以来，萧萐父的研究重点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关于“泛化”的哲学史观，以及文化史与哲学史。探究萧萐父学术思想发展的诸多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他处处闪耀着活力与智慧，他的开拓精神，嘉惠学苑，启迪后生，带动一片。他常常说：集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在学习诸家方面，他常常向教研室、研究生推荐国内外老中青学者的论著，充分肯定别人的成就，虚心向学术界的师长、朋友甚至青年学习。他的开放心态、博大气象及贯通百家的学力，令人敬仰。20世纪90年代，萧萐父日渐圆融，自首松云，更有新境。
萧萐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追求真善美的合一之境。如前所述，他的忧患意识、参与意识、使命感、责任感、承担感、入世关怀非常强烈，虽然他也有很深沉的历史意识，但是他的时代气息总是超过了他的历史感，驾驭了他的历史感。他是行动中的儒者，是真正的儒者，而不是他厌恶的陋儒、小人儒或乡愿。他是一位有真性情的人。在性情上，他综合了儒之清刚、道之飘逸和禅之机趣。他的文章有震撼人的逻辑力量，也给人以美文学的享受。
萧萐父对自己、对学生的要求是：“德业双修，言行相掩。”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他越来越感到做人与做学问必须一致，甚至做人比做学问更难、更重要。他以自己的生命实感抗拒着、批判着传统儒学的僵化、腐化，专制主义的令人窒息的吃人礼教造成的伦理异化，抗拒着、批判着时俗的浸染、腐蚀。作为知识分子自觉的一员，他为民族、时代、社会贡献的不仅仅是智慧，同时包含着德性的力量、批判的建言。他不仅重言教，尤其重身教。他常说人品比作品重要。他在1992年11月提交湖南纪念王船山逝世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船山人格美浅绎》，正是他对完满人格追求的写照：脱离习气，光风霁月；退伏幽栖，寸心孤往；壁立万仞，只争一线。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遭受一些挫折，却能以平常心对待，宠辱不惊，心地坦然，尤见风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不苟且，不偷惰，有为有守，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儒家先圣先贤所言极是！而超越精神奴役、名教宰制、物欲系缚，又不正是释家、道家情怀吗？儒释道互补，儒释道圆融，岂有他哉？
萧萐父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和诗意的学者。他认为，研究历史不可能不带有感情，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古人。但他又指出，有两种感情：一种是个人主观的非科学的偏爱偏恶，这是科学研究中应该去掉的“私情”；另一种则是“历史感情”，即具有历史感的价值判断或“公情”。这种“公情”，包含着时代的忧患、民族的感奋和历史的深沉。没有这种博大的感情，他的奋力耕耘便不会有强大的动力。他的有声与无声的教育、有言与无言的启迪、论著的逻辑与诗词的意境中，充分反映了对祖国、对事业、对同志、对学生的真挚的爱，也体现了他的高度的艺术修养和深邃的哲学智慧的完美统一。
萧萐父的论著、演讲和诗词，还反映了他追求诗与思、美与善、美与真统一的心路历程。“灵均芳草伯牙琴”，是他少年时纯真的向往；“梅蕊冲寒破雪开，东风指日扫妖霾”，是他青年时如火的情怀；“九畹兰心凝史慧，五湖鸥梦入诗篇”，是他壮年时广阔深沉的思绪；直到老年，“劫后高吟火凤凰”，虽意识到“三年灵艾绒难捣”，仍然自信“一瓣痴葵蕊不枯”。对于“海上琴心”“心中鸣凤”的咏叹，与其论著相映照，表现了他对中国哲人将求真、求善与求美结合起来的文化精神的自觉继承。
萧萐父的生命中，还有着人文与超人文的矛盾，积极的努力、入世的关怀与超越的祈向、终极的关怀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人生向度的拓展、人文价值的高扬、生命之歌的情怀，集中于人无法规避的对存在的终极起源作形而上的反思或冥悟之上。以他的悟性、诗情和学养，这似乎是一必然归依之所。1992年萧先生去五台山出席佛教会议，有诗曰：“隐几维摩原未病，文殊慰语特多情。对谈忽到无言处，花雨纷纷扫劫尘。”癸酉（1993年）夏日，萧老师亲书这首诗赠送给我。他的这一诗作，启示笔者思考：如何解脱人文世界中的诸多矛盾，如“病”与“慰”、“情”与“理”、“道”与“名”的纠缠等，而进入超越的无言之境。一方面，积极建构人文世界，以人文化成天下；另一方面，又要从人文世界中解构，超越出来，返璞归真。智慧的修养、精神的锻炼达到极致的程度，才能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超越之境，于此才能把握宇宙与人生的真相和最高的价值。总之，使人格向上发展，不离开现实世界又要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达到超越之境，仍要向下贯注，仍要回到现实世界中来。正如萧老师新诗所言，“鹤引诗情”之后仍需面对人文世界的“世纪桥头”，去“喘月冲泥”。
萧萐父70大寿时，写有“七十自省”组诗，兹录其二，以见一斑。其中“史慧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一联，颇足以自表其襟怀，故移作本章标题。
梦堕娑婆一片痴，
庄狂屈狷总违时。
碧霄鹤引诗情远，
世纪桥头有所思。
暂纪征程七癸周，
童心独慕草玄楼。
寥天鹤唳情宜远，
空谷足音意转幽。
史慧欲承章氏学，
诗魂难扫璱人愁。
迅翁牛喻平生志，
喘月冲泥未肯休。
晚年萧萐父满怀对中国文化和武汉大学的深情，将自己的诗集、文集及与夫人卢文筠教授合作的书画集，交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精美的《萧氏文心》四卷本，展示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底蕴和优良传统。
萧萐父因病于2008年9月17日在武汉辞世，享年84岁。当时《长江日报》评论：他代表了这个城市的高度。萧萐父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火凤凰吟》，如今先生凤凰涅槃，魂升天国，然先生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和不尽慧命，如珞珈香樟，四季常青；定将庇荫杏坛，嘉惠学林。
[1]
萧萐父.我是怎样学习起中国哲学史来的[J].书林，1983（5）.
本文前述萧师家世与经历，多参照此文。
[2]
戈天. 萧萐父教授[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87（5）：2.
施田.“吹尽狂沙始到金”——记哲学史家萧萐父的学术耕耘[M]//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时代与思潮（3）——中西文化交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