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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学术界，社区和社群通常是一组混用的概念，并且我国学者并不刻意区分网络社区和网络社群，他们会根据各自研究对象和目标机动性地调用这两个概念。
社区和社群共同对应一个英文单词community，当该研究领域被引入中文世界时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两个概念在内涵上有一定交集，但也各有侧重，因此本书文献综述中将关于网络社区和网络社群的研究均纳入考量，以期从更全面的视野窥探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关于本书所使用的网络社群概念，将在本章第三节进行详细辨析。
社区研究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形态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产物。1887年，德国学者滕尼斯在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社区”和“社会”两个概念来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表现形式。“社区”在德文中对应单词Gemeinschaft，一般可译作“共同体”，英文世界将其翻译为community。1933年，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青年学生们创造性地将该词翻译为“社区”
，至此社区概念进入中国。
在滕尼斯看来，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都被理解为是在共同体里的生活。
滕尼斯提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共同体形式，并认为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
可以看出，虽然滕尼斯将地理区位看作共同体形成的要素之一，但并未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因素。相反，他认为“共同体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天然的状态”，滕尼斯强调的是亲密关系、精神归属在共同体中的纽带作用。站在当时工业社会快速发展、人的生存状态逐渐“原子化”的社会语境中，滕尼斯对社区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工业社会人们基于工具理性形成的机械结合保有悲观态度。
与滕尼斯注重社区的情感属性不同，后续研究则不断强化社区的空间特征。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引入滕尼斯的社区概念，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展开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其中共同生活的地理位置被认为是社区形成的必要前提。正如帕克和麦坚齐认为的，社区纯粹是人文地理学上的一个单位，即社区就是一群居民与其特殊环境所形成的关系。
在其后研究进程中，社区被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学者对社区的定义也愈加多元和复杂。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George A. Jr. Hillery）已经在当时的文献中梳理出至少94种社区定义。
但总体而言，学者主要强调社区的以下形态特征：
①空间性，相近的地理位置是形成社区的前提，人们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共同生活、交流和生产；
②关系性，社区内部成员间的互动交流必然伴随交际关系的建构；
③归属感，社区成员在一定条件下共同生产和实践，形成对彼此的依赖，进而在精神层面产生对所在社区的归属感；
④共同性，社区成员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遵守约定俗成或明确约束的规则。
正如中文世界有网络社群和网络社区的概念之分，英文世界对于网络社群也有不同的形容：Virtual Community、Online Community、Internet Community等。其中Virtual Community的使用频率最高。网络社群的本体形态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不断变化，人们对网络社群的研究也存在观念的演变和观点的冲突。
网民通过互联网开展群体活动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8年，美国网民沃德·克里斯坦森（Ward Christensen）和兰迪·瑟斯（Randy Suess）使用调制解调器，将他们的个人电脑连接起来，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网络论坛（Bulletin Board System，BBS），BBS成为早期网络社区的重要形式。1993年，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在著作《虚拟社区：电子疆域的家园》中首次提出“虚拟社区”这一概念，认为虚拟社区是相当多的人在网络空间内聚集在一起，他们带着浓浓的人情味进行长时间的公共讨论，从而在网络空间中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交关系。 [1] 瑞恩高德基于自己参加的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WELL）互动提出该定义，WELL在1997年被《连线》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在线社区”。
瑞恩高德的定义中，网络集中性、人情味、社交关系是三个关键词组，能够看出其对空间因素和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精神层面连接的强调。彼时瑞恩高德参加的是初级形态的网络群组，随着互联网发展变迁，瑞恩高德在2000年对虚拟社区的定义进行了补充阐释，认为虚拟社区建立在语言、技术、计算、网络化、多对多交流所构成的层级式的基础之上，既是技术的延续物，又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展现的生活方式的延续物。
[2]
这里瑞恩高德将互联网看作人类生活世界的延伸。也有学者指出，大多研究皆同意，除依赖的媒介环境与交流形式之外，虚拟社区与传统社区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当网络社区与现实世界存在诸多相似时，那么现实世界中关于社区的研究逻辑则会延伸到网络社区当中。不同学者对虚拟社区的不同定义可以被归纳为工具论型和文化论型两种。
工具论类型的定义中，如约翰·哈格尔三世（John Hagel Ⅲ）和阿瑟·阿姆斯特朗（Arthur G. Armstrong）在他们的《网络利益》一书中，把网络社区的虚拟性加以突出，认为虚拟社区是一个供人们围绕某种兴趣或需求集中进行信息交流的地方，它通过网络以在线方式来创造社会和商业价值。
也有学者认为，虚拟社区并不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组织形态，而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人们组成、成员可能散布于各地、以旨趣认同的形式作在线聚合的网络共同体。
在这里，互联网的工具属性得到强调，由具有共同需求的人（兴趣需要、商业需要、组织需要等）聚集于此，在交流与协作中完成特定目的。
文化论类型的定义中，我国学者郑杭生认为，虚拟社区是由网民在电子网络空间进行频繁的社会互动形成的具有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及其活动场所。
翟本瑞也指出，并不是一群人参与再现互动的网络空间就可以构成一个社区，社区成员要有较亲密的关系，在互动时具有一套共享的规范，并建立起彼此可理解的象征符号系统。
其中，虽然虚拟社区的平台属性依然被提出，但学者显然更侧重由参与虚拟社区带来的身份认同、文化生产，强调精神层面的互动和结果。
工具论和文化论并非泾渭分明，二者间有共同之处，这取决于学者从何种角度理解网络社区。作为工具的社群和作为文化的社群，都离不开共同的空间属性和共享行为。南希·拜厄姆（Nancy K. Baym）通过研究不同的网络社区定义，认为网络社区有五种特质：空间感（sense of space）、共享性实践（shared practice）、共享性资源和支持（shared resources and support）、共享性身份（shared identities）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整体而言，无论网络社群的形态如何变化，人们在社群中的探求都是对自我的探求，是对生命本质意义的追问。
相比“社区”一词在字面上具有更强的空间属性，“社群”则更侧重对人的描述，因此在“传播动力”的研究梳理中，采用网络社群一词描述传播动力的发生场域。网络社群被视为现实生活在网络世界的延伸，但社群传播并非对现实交际过程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受到网络技术、社群环境和社会语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本节将传播动力视为引发社群成员进行信息交换和社会交往的催动因素，它们共同形塑了网络社群传播的不同类型和历史演化。总体而言，现有关于社群传播动力的研究可被归纳为社群结构、技术设计和交互关系三个方面。
社会结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各要素相关联的方式。网络社群的匿名性，有力消解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阶层秩序和身份差异，但网络社群并非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无论是用户对自己作为积极互动者或消极互动者的定位，还是社群传播中组织者或管理者的存在，网络社群依然具有成员权力的差异。
网络社群的结构具有扁平性和开放性。当人们不需要在社群中实名发言时，成员关系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社群一定程度上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多数网络社区以碎片化聚合机制展开传播互动，
社区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
与现实中基于权力形成的垂直结构差异巨大。与传统社会群体相比，用户加入和退出社群极少有门槛，人们并无责任和义务长久驻扎，兴趣转移等因素可能促使成员随时离开。甚至有学者指出，这种随意性的联结和分离——流动性——才是虚拟社群区别于传统社群的本质。
网络社群中同样存在话语中心。虞鑫等对网络讨论中的意见领袖、沉默螺旋和群体极化现象进行模拟仿真，证明核心人物的占比高低能够缩小活跃者和非活跃者在讨论周期和发言数量的差距。
另外，网络社群又通常是由多个影响力不同的话语中心组成。这一方面与某些成员在社群传播中成为主导者有关，另一方面与其他成员参与社群传播的主动性大小有关，而后者在形塑网络社群的传播结构中更具有根本性力量。有学者指出，网络社群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传播，由于网络向每个人开放，社群可被看作一个充满信息的信息库（information pool），人们可能会强烈地想从信息库获益，而不为信息库做出自己的贡献。
[3]
实际上，大量现有虚拟社区处于依靠10%以下的参与者创造85%以上社群贡献的状态中。
[4]
在国内的知乎社群，10%左右的活跃用户（多为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贡献了社区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其余九成用户大多为信息浏览者，负责为答案点赞，以此激励意见领袖继续贡献内容、分享知识。
与之相反，若网络社群的成员数量多且拥有互动活跃的子群，便存在跨子群的互动关系。意见领袖参与内容的主题数增多时，跨圈层的传播影响力也有增大趋势，有利于避免“回音室”效应。
为何网络社群中会形成多个话语中心？有学者从两种角度分析此问题，分别是功利性（utilitarian）和规范性（normative）。前者将网络社群的信息参与看作理性个体与集体利益冲突的过程，即个体出于自身需要选择输出信息还是接受信息；后者强调集体价值规范在社会认同中的作用，传播者基于对集体价值的感知产出信息。 [5] 关于网络社群中位于话语中心的人呈现何种特征，Hufaker通过对16个谷歌讨论小组632622条文本的分析，发现虚拟社区领导者通过高活跃度、可信度、网络中心性以及情感的、自信的姿态和多样的语言风格影响其他人。 [6]
长期以来，技术因素对网络社群传播模式的形塑作用未受到充分认识，正如有学者指出，网络社群成员的参与动机受到社区互动形式（媒介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较少被讨论。
技术底层设计决定网络社区的功能设置和使用方式，随之带来社区传播模式的更新。早在2009年，网络传播学者彭兰即指出，以新闻组、BBS为代表的网络社区有明确的社区边界，人们在这种社区的互动是通过一个个明确的话题进行的，是为传统虚拟社区；而以豆瓣、SNS网站为代表的社区通过“标签”“好友”等功能形成成员关系链接，社区不再有明确边界，成员更多通过一对一方式实现交往，结构松散、关系灵活，是为新型虚拟社区。
此后，移动传播技术支持的即时通信交流社群（微信群、QQ群）、地理定位技术催生的位置共享与社交社群（Foursquare应用、跑步轨迹应用）、影音技术支持的视听类网络社群（直播社群、短视频平台社群）等，不断扩展着网络社群的传播样态，赋予社群传播新的动力。
随着不同类型的社群不断出现，学者们开始关注平台技术功能对社群传播模式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聚焦知乎平台，认为“邀请回答”功能与“关注”功能一起，增加了信息交流的社交价值和社区影响力。
Varik和Oostendorp发现通过邮件告知用户新信息、创建新闻板块和在用户界面添加图片的能力，能够有效提高社区活跃度。
[7]
Saker则认为基于地理定位技术的社交网络出现以后，人们将地理位置和附着其上的空间意义作为自我呈现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展开社交并建构身份认同。
[8]
在陌生人社交领域，喻国明等发现平台的算法匹配、用户的兴趣与状态、LBS地理定位等功能疏通了陌生人社交的关系场域，把陌生社群从潜关系渗透到弱关系甚至强关系。
在技术的形塑下，学者展开对网络社区传播模式的总结。罗自文通过分析不同种类社区的传播文本，认为网络趣缘群体的传播模式有“主题演讲”模式、“侃大山”模式、“链式扩散”模式。
蔡骐认为，网络趣缘社区中信息扩散模式通常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话题为核心、以群组为主要形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呈现出相对封闭的圈子化路径；第二种是以人为核心、以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路径的信息传播模式，呈现为相对开放的社会化网络路径。
显然，这些传播差异建立在不同社区相异的组织形式上。有学者展开更为细化的研究，考察网络社区不同注册页面对社区用户传播行为的影响。研究分析了用户在共同结合式社区（common-bond community）和共同认同式社区（common-identity community）中的信息呈现，发现前者用户以私人化的方式呈现自身，后者用户则以社区共享的特征呈现自身，显示出社区功能设计带来的传播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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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区是现实社会交往在网络世界的体现，因此对于社区内部的人际交流、信息流动和情感互动是学界主要关注的话题。在网络社区匿名、无强制性约束的传播环境中，人们的交流活动源自各类不同的需求或态度，由此构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网络社会关系。
李金阳从社会交换理论的精神报偿入手，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信任、互惠、利他三个因素对个人的信息共享意愿和共享行为均有正向影响。
孙康和杜荣的研究则认为，网络平台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和法律保障，使得“信任”被看作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
Hung、Lai和Chou将一个月之内发布一条以上信息者定义为发布者（poster），将一个月之内发布一条及以下信息者定义为潜伏者（lurker），通过对3个专业性虚拟社区中177名发布者和246名潜伏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帮助他人的乐趣积极影响发布者分享知识的态度，然而互惠和技术使用变量（感知易用性和兼容性）积极影响潜伏者的态度。
[10]
其他研究发现，自我效能
、人际关系
、成就感和来自社区其他成员的鼓励
、结果预期
等主观因素均对知识共享有显著影响。其外部影响因素则依具体情境产生差异，专业正式的情境下，知识共享多为了产品或服务创新，因此受周边的环境、专业技术以及资本等因素影响明显；日常生活情境下，知识共享更多为了提升自我，更注重内心真实感受，因此受个体预期、社交关系等影响明显。
以上研究从传播者角度考察了社区成员为何积极进行信息共享，也有学者将社会语境和群体特征进行融合研究，以历时性角度探索网络社群的形成及其演化规律。杨江华等细致梳理了知名网络贴吧“帝吧”的发展历程，认为媒介技术和话题事件是人们进行社群互动的基础，若两者能够建立起与当下社会结构情境的关联耦合，社群便具备稳定性，从而长期持续下去。但与此同时，社群规模的扩大和成员异质性的增加，使得社群内部会出现分化现象，这对社群的原初认同和群体规范形成挑战。
这一研究着眼于信息交流型网络社群，从社会结构情境与社群互动的角度揭示网络社群的生成与演化，这种复合性研究视角对于考察网络社群发展演化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生活”的内涵十分广阔，但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人”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因素。本节从社群与人的关系入手，主要梳理加入网络社群对网民个体生活的影响，具体包括身份认同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
身份认同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现代性议题开展研究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诸多研究的预设在于工业化大生产将人们从传统地缘、血缘等社会中剥离，造成人与人之间原子化的孤立境地，引发现代社会中人对于自我的认同危机。因此，身份认同研究的重要目的是重塑人的认同问题。研究发现，网络社群为人们塑造自我认同提供了新的路径，这些路径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惯习路径。周俊和毛湛文通过对10位豆瓣网用户的访谈，认为用户在长期的社区环境浸染中，逐渐建立起一系列媒介使用习惯，形成对社区的依赖。通常网络社区之间存在差异和对比，建立在精神交往基础上的豆瓣用户，在感知到差异时通常主动维护自身所处社区，更能意识到所在社区的独特价值，在这种差异性的比较和同一性的确认中，社区成员的共同心理得到强化。
仪式路径。吴欢通过观察老年群体对社区网站“老小孩”的线上线下使用行为，认为老年网民通过主办和参与具有庆典仪式特征的线下活动，凝聚了与虚拟社区相关的集体记忆，对这种记忆的表达与分享，强化了用户对虚拟社区和其他成员的认可。
文化路径。社群内共享文化符号的生成、识别与文化意义的共享，能够帮助成员建构身份认同，这在二次元社群更为突出。马中红等认为，Cosplay爱好者利用网络社群进行作品展示与交流，不遗余力地积累文化资本，促进爱好者们建立身份认同和社群认同。诸葛达维研究仙剑游戏玩家社群时发现，玩家在社群活动中积累了游戏相关的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有益于维护他们的社群认同与情感团结。
当然，加入网络社群并不必然带来身份认同，有学者从人口变量因素和用户使用习惯对身份认同的生成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网络社区的差异对网民身份认同并不存在显著影响，一般居住在中小城市或农村和具有本科学历的人具有较高的网络社区身份认同，而居住在大城市和具有研究生或专科以下学历者，网络社区身份认同度低。不过，这种认同感会随网络使用行为的增加而增强，如网民使用网络“获取信息”“进行娱乐”和“从事商业”等活动的频率越高，网民对自身所在网络社区的身份认同意识就越强。
另有研究发现，对于沿海发达城市网民而言，网络社群的规模与成员的社群归属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人们通常为了增加获取信息和服务的渠道而进入网络社群，对于那些在现实中没有这些渠道的人更是如此，这让互联网络成为人们发展社会资本的平台。 [11]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 Making Democracy Work ）一书中，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对社会资本做了如下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12] 这里，社会资本不仅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与合作有关的态度和价值观，也与个体的朋友、家庭、社区等公私生活联系在一起，并体现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特征。
现有研究多数认为，人们加入网络社群能够获取社会支持，从获取的结果来看，能够分为获取目的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两个方面。
目的性支持即利用网络社群达到相关目的，这与个人发展、社会参与、社区治理等方面紧密相关。如同Phang等指出的，虚拟社区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信息分享，在不同的社区使用中推动用户的学习和职业发展。 [13] 学者Oh通过对韩国女性向美国移民的社区“MissyUSA”中关于提问和回答内容的文本分析，认为该社区为成员提供了如何获取合法移民身份、韩国烹饪方法和移民计划等信息，在知识层面为提问者提供支持。 [14] 谢静在观察了3个城市社区的网络论坛后，认为论坛为社区共同问题的讨论创造条件，社区居民利用社区网络论坛发布消息、报告问题、发起讨论、展开动员等，展示了社区网络论坛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在现实的社区治理领域的影响和作用。
情感性支持即在网络社群成员的身份相似性和传播内容的情感认同中获得支持感，强化个体的特定信念和精神力量。卡斯特也认为，用户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加入网络线上团体，随着时间推移，会为个人提供实质上的情感支持。
通过对6个网络趣缘群体的实证分析，罗自文发现网络趣缘群体更倾向于提供非物质的精神性社会支持。
邱鸿峰等在对某乳腺癌病友社群进行研究后，发现患者通过讲述自身经历和阅读他人故事，相互之间提供并获得了多重同伴支持，重建身份认同，并在医患关系上实现自我赋权。
目的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并非彼此区分，一定情境下二者能够共存。也有学者进一步拓展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维度，认为网络社区能够为成员带来更多社会资本。例如Kobayashi把社会忍耐（social tolerance）看作社会资本的一种，通过调查日本游戏社群用户，认为网络社区的异质化人员构成能增强成员对游戏的社会忍耐度，并且这些增强的忍耐度可以被延伸至对线下事物的忍耐，因此作者认为虚拟社区能够通过在共同语境中聚集异质个体而增强个体的社会资本。 [15]
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网络社区和网络社群的研究可谓丰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网络社区传播形态的发展演化，学界能够及时梳理新型社区的传播特征和传播模式，使学术研究保持一定的前沿性。第二，学界关注的社区类型十分多样，从信息交流型社区、休闲娱乐型社区到各式各样的趣缘社区等，学者从不同研究对象中构筑网络社区研究的学术版图。第三，研究方法不断丰富，从早期基于观察的阐释型研究，到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等实证型研究的融入，再到基于数据抓取的社群传播分析，学界用多重工具探索社群传播的本质规律。但现有研究也具有一定局限性，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单纯考察网络世界中的社区传播，对社区成员在线上、线下两种世界中的互动及其影响关注不足。以往研究通常着眼于某一个或某一类网络社区，以社区成员之间的传播文本为研究对象，虽然部分学者会通过深度访谈考察社区成员的传播动机和传播影响，但较少涉及针对传播者线上、线下的行为互动分析。也有部分研究关注网络社群的线下活动，但将之作为一种辅助性行为进行对待。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发展，网络社群的建构逻辑和传播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移动互联网使人们的线上传播和线下生活愈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网络社群成员逐渐常态化地进行着线上与线下的传播，这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影响，也是网络社群研究需要关注的新话题。
第二，研究多从社群本体角度进行探讨，对影响社群生成与传播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关注不足。既有研究主要分析网络社群的本体形态、群体氛围、成员交往、传播结构、社群意志等与社群本体特征密切相关的各类要素，但对于影响社群发展演变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系统性力量考虑不足。网络社群通常被认为是人们出于共同兴趣或行为目的组建的虚拟共同体，人的需要是网络社群形成的直接因素，然而在人的需要背后，是由传播技术所驱动的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与重新配比，各类力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间接驱动人们对于群落化生存的需求。如果把网络社群视为一种微观的媒介场域，资本力量、文化力量、公共力量日益通过网络社群发挥自身影响，从而达到力量因素的施动目的。移动互联网为这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技术基础，也促成了移动网络社群与传统网络社群不同的型构特征，关注社会系统性力量对网络社群的影响，是当下社群传播研究需要跟进的方向。
除以上两点之外，既有网络社群研究还存在概念界定模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何定义网络社区和网络社群，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同时，随着今天社交媒体日益多元，有研究者把知乎、小红书、微博等用户信息交流平台均视为网络社区或网络社群，这是否过于泛化网络社区/网络社群的边界？是否将社交媒体同网络社区/网络社群画上了等号？以上问题均需要更严谨的探索。在下节“关键概念厘定”中，本书将对网络社区和网络社群的概念进行辨析，并界定本书所谈网络社群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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