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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生境”可视为生物的生长空间。考察人们缘何在互联网上进行群落化生存，还需从移动互联技术搭建的传播生境说起。
移动互联网由移动网络、移动终端和网络应用三个部分组成，移动终端上搭载的智能操作系统，可供用户自由装卸网络应用。网络应用旨在为用户提供服务，在移动网络覆盖的物理范围内，用户能够保持不间断在线连接。因此，移动互联网首先摆脱了上网与物理空间的绑定，人们不必再去提供电脑和网线的地方联网，而能够在无线网络覆盖的任何地点上网。其次，移动终端大大提升了人们联网的便利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等设备均可随身携带，随着技术发展，可穿戴设备进一步丰富人们对于移动终端的选择。再次，网络应用使得基于互联网的服务空前类型化和垂直化，网络不再只是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的平台，而成为汇聚多种多样在线服务的集成中介，这进一步推动传播媒介渗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网络、终端和应用等互联网架构革新之下，移动传播生境显示出与有线网络时代显然不同的特征，这既体现在液态连接场景的建立，又体现在网络嵌套结构的形成，以上两点共同作用于人类连接方式的拓展，催生着社群化生存时代的到来。
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man）的拟剧理论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媒介情境理论。
梅罗维茨认为，媒介技术使个人生活面临的情境发生改变，人们随着情境变化调整自身行为。这里的情境包括物理场景和信息场景两个部分，传播技术正是改变了人们面临的信息场景从而改变人的行为。如果说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因为单向传播而为观众呈现了千篇一律的信息场景，那么移动互联网的人机交互特点则为用户提供了千人千面的信息场景。当然，信息场景并非与物理场景完全分离，因为媒介使用行为发生在物理空间中，媒介中的人和信息连同物理空间中的人和信息共同构成媒介使用者面临的场景，二者均能对媒介使用者行为带来影响。由此，移动互联网用户在传播实践中也面临着两种场景，只不过两种场景的作用机制与传统媒体时代有所不同，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方式也发生变化。以下对移动网络用户面临的物理场景和信息场景特征分别进行分析。
在没有电子媒介介入时，物理场景对人的影响，主要通过场景中的参与者和场景氛围两个方面进行。参与者指场景中的人，哪些人在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例如公共场合人员众多，人们通常举止适宜、谈吐得体，而在家庭、卧室等私人场合，人们会有更多私密行为。场景氛围是场景所传递的气氛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例如节庆场合的特定装饰和热烈气氛能够给人带来轻松愉悦的体验。参与者和氛围使得人们所处的物理场景与能够获得的信息直接关联，也就是说物理场景与信息场景存在同构关系，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见到什么样的人，决定着人们的信息接触与传播行为。
电子媒介对场景的改变，在于它切断了物理场景与信息场景的直接关联，在物理场景中加入了与该物理地点毫无关系的其他信息，使得人们面临的信息场景发生改变。电视等媒体无远弗届的传播能力，将远方发生的、来自任意物理场景中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得人们此刻所处的物理场景并不能决定人们接触怎样的人和氛围。这时，物理场景和电子媒介共同构成了人们所处的信息场景，但物理场景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比如一家人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内容成为一家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客厅这一物理场景所发挥的信息场景功能十分有限。进入互联网时代，当人们使用有线网络和固定终端时，这一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在家里上网、在网吧上网还是在其他地点上网，网络带给人的信息场景丰富多样，上网地点对于人的行为和信息获取显得并不重要。由此，梅罗维茨用“消失的地域”形容电子媒介冲击下，物理地点在人类传播交流中的作用式微。
然而，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物理场景以一种不同往常的新型逻辑，重新回归对人们信息接触和行为的影响之中。这里的关键因素是移动网络与地理定位技术的联合使用。通过移动网络与移动终端，人们可以在任何物理空间接入互联网，而地理定位技术能够识别用户所处空间区位，为用户提供当前物理位置的地理信息和相关周边信息。当然，地理定位技术通常不单独为用户提供信息，而是基于网络应用发挥作用。例如，对于社交类应用来说，地理定位技术为用户提供附近其他用户信息，方便用户之间沟通交流；对于服务类应用来说，能够基于用户位置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例如推荐附近餐厅、规划交通路线等；对于新闻信息类应用来说，能够基于地理位置提供附近消息、同城新闻等。
这一过程中，物理场景的回归，并不是回归到电子媒介之前物理场景与信息场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状态，而是物理场景成为信息场景的一种来源。换言之，基于地理定位技术，用户所处的物理场景能够拓展用户基于移动网络媒介所获得的信息内容，在地信息与去领地化的网络信息共同构成用户所面临的信息场景。由此，当人们使用移动网络应用时，物理场景作为一种信息要素，被纳入移动网络所搭建的信息场景当中，人、位置、媒介三者形成彼此嵌套、相互作用的关系逻辑。这一关系打破了移动网络到来之前人们传播场景中的两种隔阂。
第一种隔阂是物理地点与传播媒介之间的隔阂。在梅罗维茨所说的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时代，电视无法与物理地点建立连接，电视和地点分别为人搭建着不同的信息场景。但是，移动网络应用能够基于定位技术锁定用户位置，进而依据用户需要，为其提供与当下位置相关的各类资讯信息，辅助用户行为决策。显然，地点与媒介之间的隔阂被移动定位技术打破，它们共同为用户建构传播场景。
第二种隔阂是物理位置之间的隔阂。在没有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不同物理位置对于人而言是独立的存在，它们各自为人搭建着不同的信息场景。但是在移动网络应用中，电子地图的概念和使用空前多样，它既是为用户提供当前定位信息的基础，也是呈现位置附近社交、美食、购物等社会信息的直接载体。人们能够在网络应用中查看不同位置信息，对信息进行对比，也能够跟随网络导航穿梭在不同物理空间，留下移动轨迹、书写空间见闻等。依托移动网络破除物理空间隔阂，人们面临的场景信息将更加多元。
因此，移动传播环境下，物理场景对于人们生活实践的重要性得以回归。其重要性体现在它成为移动网络为用户搭建信息场景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网络应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重要支撑，这与去媒介化交往情境中物理环境直接为人们搭建信息场景形成显著区分。人与网络、位置与网络、人与位置三者形成密切的互动。
这一场景即是我们日常使用移动互联网时所面对的信息世界。虽然梅罗维茨所属媒介环境学派并不探究媒介内容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考察移动网络中媒介内容的总体特征，来把握移动互联环境给人带来的信息场景的变化。传统媒体为受众构建的信息场景，总体上是单向的、强制的和有序的，移动网络上的信息场景则显示出三个明显不同的特征。
首先是个性化。一方面，用户可以依据自身需求自由搜索信息或服务；另一方面，算法技术依据用户习惯主动推送内容。此外，如同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的“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
，用户能够自主决定是否传播内容、在哪个平台传播内容、向谁传播内容等，传播的自主性也带来了信息场景的个性化。
其次是私密化。智能手机是最为常用的移动终端，相比电视作为家庭公用物品而言，手机是个人物品，手机里的信息如同手机一样，具有强烈的个人私密属性。当然，移动网络为人们呈现的信息场景是公开的，人们也经常在信息场景中进行公开的自我呈现，但这些呈现是人们在网络世界的“前台”进行的“表演”行为，更多时候，人们在网络世界的“后台”进行着私密化的信息浏览、储存和创造，这些行为相比前台的表演行为更加普遍和日常。
最后是浊噪化。“信息爆炸”是互联网到来时即被提出的口号，人们毫无疑问已经生活在信息冗余的时代，但相比过去对信息的目不暇接和难以选择，当前的信息冗余显示出对人们生活的主动打扰。信息流广告、推送广告、贴片广告等各式各样的商业信息呈现在手机屏幕上，诸多按键、链接等待着人们或出于好奇或出于无意的点击，还有被算法呈现的热搜、热评和“猜你喜欢”等信息不断映入用户的眼帘，这些都使得人们在移动终端收发信息时总是面临着浑浊和充满噪音的信息环境。
在以上三点特征的影响下，移动网络用户展开了丰富多样的传播实践和行为实践，其信息接触和传播行为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
总体而言，移动传播技术带来了人与信息高度流动的连接状态。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等著作中所言，现代社会是一个液态的、流动的社会，液态社会可被理解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多变世界中，在一种严重的……不稳定的状况下”
。移动网络使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物质流动和关系流动空前加速，社会的液态化特征愈加明显。一方面，媒介与位置的结合，使移动终端能够跟随用户物理位置改变而呈现不同信息内容，人与信息的组合结果随位移改变而改变。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本身瞬息万变，人们在高度冗余的信息世界中去粗取精，选择的过程意味着人对信息的不断接触、选用和放弃。无论基于用户位置变化而实时更新的信息场景，还是用户本身面临的瞬息万变的信息世界，移动网络之下，人与信息的连接处于不确定的“液态”之中，因此移动互联网为人们带来液态连接的新场景。
移动互联技术驱动着网络接收终端的变革，智能手机在通信手机基础上加入智能操作系统，随之适合在移动化语境、小屏幕终端和用手指点击操作的网络应用迅速出现在大众生活中。当前所说的网络应用通常是移动终端上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用户可在应用市场下载并安装在智能终端上使用，具有方便、快捷、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网络应用的主要功能是为用户提供服务，社交类APP提供社交服务、新闻类APP提供信息服务、视频类APP提供视听服务、电商类APP提供消费服务等。在移动互联网到来之初，手机应用程序通常是电脑应用程序的移动化版本，例如新闻类网站开发APP，将网页版的信息服务置入移动程序当中。但随着移动网络的持续发展，网络应用的功能不断细化，为特定人群提供特殊服务的网络应用不断出现。有的应用背靠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在功能建设和内容维护上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有的应用则采取精细化原则，瞄准特定方向或特定人群进行功能开发。
网络应用市场竞争激烈，开发商采取差异化竞争或市场合作策略，使得当前的网络应用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嵌合特征：功能嵌合与应用嵌合。它们共同催动着移动网络用户的流动与汇集。
功能嵌合是指应用服务与社交服务两种功能的嵌合。网络应用的本质是为用户提供服务，互联网技术公司作为网络应用的开发主体，其根本目的在于盈利。从单纯的服务层面来讲，不断改进服务功能、持续优化用户体验、为用户提供增值服务等，是提升网络应用市场竞争力的直接策略。但在当前的网络应用中，社交功能通常作为服务功能的一种被纳入应用设计中，用户不仅可以使用APP的原生功能，还能够通过其社交通道建立彼此联系。比如网易云音乐以提供乐曲服务为本体功能，开发者设计多样化的社交服务，使用户能够基于共同的音乐偏好或平台活动等建立社交关系。再如知识学习类APP以知识服务为基础，通过开发“我的同桌”“学习排行榜”等功能，使用户能够根据共同的学习需求建立彼此关联。
在盈利需求下，提供社交服务是APP开发者的一种市场策略，旨在充分激活用户潜能，利用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保持用户黏性。每位用户都是网络连接中的一个放射状节点，开发商运用一定手法，能够将用户的传播能量转化为市场推广资源，这为开发者在APP中嵌入社交功能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动机。无论APP提供的原生服务是什么，只要具备社交功能，APP即成为泛社会化媒体，为人们基于共同身份或需求的连接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在网络应用中本就存在大量以社交服务为核心功能的应用，但这些应用也日益不再满足于提供单纯社交功能，而是开发在线商城、网络直播等服务，将平台上的用户资源转化为消费动能。虽然功能嵌合并非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比如传统互联网时代人们即可在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留言、讨论从而建立社交关系，但彼时网络服务的种类有限，并且人们的社交联络受到在固定端口才能上网的时空限制。移动网络语境大大拓展了网络服务的类型，并使APP服务功能与社交功能的嵌合成为常态，一旦人们进入网络应用享受服务，那么人们即可能面对着被纳入相互连接的秩序之中。
应用嵌合是指不同网络应用功能或形态的融合，其结果是一种网络应用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信息载体和功能平台。与上文所提到的一种应用同时开发服务功能和社交功能不同，应用嵌合强调不同应用之间通过特定技术连接方式实现功能的互通互补，各应用之间基于不同服务呈现合作关系，但各个应用保持着独立的存在形态和功能体系。佐佐木俊尚认为当前的社交媒体发展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
，但笔者认为用倒金字塔形容更为合适。
在倒金字塔的最上端，是微博这样的超大型社交平台，用户基础巨大，并承担着用户与好友相互联系的功能。倒金字塔的中部是“中型模块”，是指利用这些超大型平台提供专业性服务的网络应用，例如提供电影购票服务的应用在微博平台开设入口，微博用户可由此进入购票应用购买电影票。倒金字塔的底部是“小型模块”，佐佐木俊尚将其解释为推特（Twitter）或脸书网（Facebook）的转发工具或者代理制作脸书网专页的工具等。由该结构可以看出，汇聚了大量用户及其注意力资源的社交媒体成为其他网络应用的嵌合基底，二者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协作运营。社交媒体借助其他应用增强功能多样性，而不必自行开发新功能，其他应用则借助社交媒体上的巨大用户流量进入市场，提升在网络用户中的可见性和影响力。这种嵌合方式进一步提升了用户在社交媒体和其他应用中的流动可能，为移动互联网的“液态”特征提供更多注脚。
在我国网络应用中，“小程序”日益深入大众生活。微信中的小程序堪称我国移动网络用户使用最为频繁的嵌入型应用，或者称为轻应用（light APP）。用微信创始人张小龙的话说：小程序是一种无须安装、无须卸载、用完即走的应用程序。依托微信平台巨大的用户数量，小程序能够有效解决用户的各类需求与各类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对接，微信平台在其中成为一种开放平台，由各类轻应用嵌入其中。
小程序对于网络服务发展有三个层面意义。第一，小程序在使用方法上趋向简单化，装卸过程的省略以及用户账号的横向打通，大大节省了用户的使用成本。第二，相对于开发独立的网络APP，小程序的开发成本更低，能够吸引多种多样的开发者入局，满足各类垂直用户、小众市场的需求。第三，小程序可检索、可筛选，便于用户依据需求获取相应服务，更好实现需求与服务的对接。
总体而言，嵌入式结构进一步彰显在线网络开放互联的特征，催动网络用户在不同应用之间流动。虽然网络服务的多样化更加精准地满足用户需求，但正如信息的海量化使得人们获取优质信息的需求更加强烈，开发商如何以优质服务建立用户黏性，用户又如何在丰富的应用市场中选出适合自己的服务，成为移动互联时代开发商和用户面临的新问题。
连接，是互联网改变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Web1.0开启人与信息的连接，Web2.0带来人与人的连接，人工智能技术则开启物与物之间的连接。移动互联网诞生在Web2.0时代，许多新技术的接入使得移动传播生境在连接逻辑上也与前序互联网时代显著不同，人与人的连接方式空前拓展。
在移动互联网到来之前，人与人的连接主要有三种逻辑。一是基于信息的连接，即人们通过发布、分享信息相互连接，这里既包括媒体发布的新闻信息，也包含网络用户相互交流的观点性信息。二是基于兴趣的连接，人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交流感兴趣之事，也可以在贴吧、论坛等网络社群中相互聚集。三是基于强关系的连接，即人们将现实社会关系延伸至网络空间中。
在移动互联网到来后，定位技术、细分应用、移动支付等手段渗入人们的日常网络实践，并对人类交往结构产生影响。除上文提及的人与人连接的三种方式外，移动互联网又为人们开拓了三种新型的连接方式。
一是基于服务的连接。如上节所言，网络应用服务功能与社交功能的嵌合已经成为网络常态。应用服务与社交服务的结合，既来自互联网连接逻辑的自然驱动，也是网络应用服务商挖掘用户价值、实现市场增值的必要手段。在新媒体环境下，市场营销的核心法则向关系营销过渡，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不再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去找到一个个单独的消费者，而是凭借消费者基于网络的人际传播扩大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力。移动网络APP的本质功能是为用户提供服务，无论用户间基于强关系的推荐，还是基于弱关系的分享，都使APP的宣传扩散成为可能。由此，人与人以应用服务为起点，最终实现相互之间的连接与聚集。
二是基于位置的连接。移动互联网使人的信息与地理位置产生实时关联，对于人与人的连接而言，当位置信息被纳入提供社交功能的网络应用当中时，位置信息就不只是单纯的物理信息，而是成为附着着网络用户在此地实践内容的信息综合体。比如用户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理定位，点击定位或“附近”，能够看到其他来过此地的用户在此地发布的信息，用户之间可以相互联络开展社交。一些提供跑步轨迹数据服务的运动健身类APP，为用户显示附近“跑场”（跑步者经常光顾的跑步场所，如操场、公园等）信息，点击跑场，能够看到在此地跑过步的诸多用户的数据，包含跑步时长、平均配速、跑步频次等，在此地跑过步的用户可以联络、约跑等，形成典型的基于位置相互连接的路径。
三是基于消费的连接。移动支付、社交与电子商务的结合，使得消费行为不再只是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互动，也成为连接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对于商家而言，找到消费者、留住消费者是其重要商业目的，电商平台为消费者与商品的连接提供通道，同时也成为汇聚消费者的中介。一方面，消费者基于共同的商品或服务消费能够实现彼此连接；另一方面，商业经营主体亦主动寻求通过建立网络社群等方式留住消费者，这在深耕垂直市场的经营者当中更为普遍。消费与社交的结合已然成为移动互联时代的一种商业策略。
当然，这三种连接方式并非对移动互联网之前人们连接方式的取代，而是在保持既有连接方式基础上，对人与人关系逻辑的升维和拓展。人与人的连接以空间为实现方式，有线网络在人们生活的物理空间之外开辟了无疆域的虚拟空间，使得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展至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空间层次。但此时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基本属于两个独立存在的空间，相互之间的串联十分有限。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地理定位、移动连接等技术打破两种空间的樊篱，人们所处的物理场景和信息场景进一步融合，线上与线下两种空间实践随之相互关联，这种混合空间再次为人们带来新的行为方式与连接逻辑。
因此，移动互联网之所以拓展了人们的连接方式，是因为它在以下两个方面改写着人们活动的空间逻辑。
首先，移动互联网中同样存在空间生产，其结果是网络社会关系的重构。在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看来，空间是权力主体发挥作用的工具，通过对空间进行分隔、加工和管理，人们被重新分配到指定地点并服从于各种各样的流动
，同时权力主体通过规定空间的间隔而确定了等级序列。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同空间中的停驻、流动和彼此间隔是构成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显要动因。在虚拟的网络世界，空间生产主要以网络应用或服务的开发为表现形式，网络应用之间存在差别与区隔，每个应用形成一方可视可感的网络空间，人们在不同网络应用之中的停驻和流动表征着人们的身份标签和关系状态。伴随着网络应用的功能融合与相互嵌套，一个个具体的、微观的网络空间共同形成范围更大的、复合性的网络空间，从而加强人们基于不同功能需求而产生的连接状态。
其次，移动互联网将生活中的缝隙空间改造为实践空间，拓展了人们的连接机会与进路。勒菲弗所认为的空间生产主要针对工厂、学校、政府、公园等成体系的、用于生产生活的场所，但对不同空间的连接问题，即在结构化的空间体系之间的缝隙空间关注不足。刘涛认为，社会化媒体使空间生产的意义发生巨大转向，因为它“激活、利用、收编了被遗忘的碎片空间”，表现为人们在上班途中、等待途中、工作间隙等缝隙空间里埋头使用社会化媒体，从而使这些缝隙空间实现了社会化（socialization）。
这一论断在肯定了移动网络串联人们线上、线下双重空间实践的基础上，强调了社会化媒体对人类生活空间的全面渗透。如果说人们在结构化的现实空间中主要进行生产性活动或强关系社交，那么社会化媒体则将缝隙空间改造为人们发展弱关系的重要依托。伴随网络应用服务与社交功能的进一步融合，人们在缝隙空间中的实践更加多元，相互间的连接关系也更为丰富。
当然，网络世界中的空间生产并非随意的、无约束的，空间生产不仅存在竞争，也需遵循国家、政府对网络空间的规划和治理。但无论如何，移动互联网不仅为人类实践提供虚拟空间之维，也使现实中长期被忽视的缝隙空间、碎片空间焕发巨大的社会化价值。人是空间实践的主体，实践产生人的连接，技术重构了人们的空间实践逻辑，由此改变着人与人的连接方式和关系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