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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台上的）高定时装是我们奢侈品业务的精髓所在。看看高定系列能吸引多少关注就知道。高定的秀场就是一个品牌聚集人气的地方。
——贝尔纳·阿尔诺路威酩轩集团首席执行官
一个服装设计师送到T台上的时装如果不能拉动手袋、墨镜和香水的销量，那这些设计就毫无价值。
——马克·敦格 时尚作家
米兰、伦敦、纽约和巴黎的高定时装秀代表着大多数人心中对于奢侈品时尚的印象。模特们身着手工制作的服装，以繁复精细的造型昂首走过T台，而这些服装主打的是“一款设计适合你我他”的概念——奇怪的是，奢侈品的消费者大部分来自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这些不同文化圈层。
时装秀逐季举办这个惯例起源于欧洲。有春季时装周、夏季时装周等，还有为“航行季”专门准备的主题时装秀——的确是针对全球市场的，但举办的时间却根据地中海的季节性来安排，即使欧洲的四季划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不同步。
高定时装秀的未来一直是时尚行业争论的话题。1965年，《纽约时报》报道：“每隔10年，医生们就会到法国高定的床前会诊，并宣布它距死期不远了。”21世纪，关于时装秀的未来之死，罪魁祸首是社交平台照片墙（Instagram），它满足了千禧一代即看即买的喜好；而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千禧一代对可持续性的追求。然而，2020年之前，为期四周的米兰、伦敦、巴黎和纽约大大小小的时装周早已将500个系列的时装秀排得满满当当。手工制作、定制服装进行T台走秀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
瓦妮莎·弗里德曼说，世界上只有“几百”位客户会直接从高定时装秀上买走服装，其中包括中东皇室和美国职业女性。对这个数字，业内的共识是“可能有1000，可能有2000，不会再多了”。我见过的最高客户数量是4000。单看这个数字可能具有一点误导性。卡尔·拉格斐在2017年时表示，过去他的主顾每年可能会买5件高定礼服裙，而那一年他们买了20件。
没有时尚公司能仅凭高定产品的销售来收回一场精心策划的时装秀的成本。举办时装秀的目的是彰显品牌的创造性、获得媒体曝光率。品牌希望借此得到顾客的认可，设计上的创意性也会同样体现在该品牌的成衣、配饰、香水和其他产品线中。一个品牌举办时装秀，就意味着做好了让时装评论家评价自家设计的准备——虽然负面评论是极少的。人们经常用到这么一个比方：时装秀对奢侈品时尚公司的意义，就好比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对法拉利——几十年前，就是对福特——的意义。
由于成本高昂，有些品牌从21世纪初就不再举办T台走秀，而把重点放在预售系列、小型时装秀和限量版发售上。限量版会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兴奋感，从而制造口碑营销。品牌通过在社交平台上为即将发售的限量款发布预告的方式，让消费者产生兴趣。限量发售这种做法始于日本，后被西方街头服饰品牌Supreme沿用。欧洲奢侈品时尚品牌路易·威登、盟可睐（Moncler）、芬迪、古驰和思琳，也已经欣然采用了这种方式，因为限量发售正对千禧一代消费者的胃口。
让我们回到高定上。这个词从字面翻译过来是“高级制衣”或“高级缝纫”，其根源要追溯到19世纪的法国时尚圈，当时富有阶层女性穿的裙子是手工缝制的，要经过多次试穿改版。高定是指采用昂贵面料、制作数量有限、为走秀模特或顾客量身定做的服装。高定时装的价格可高达10万美元。香奈儿的重工婚纱甚至要100万美元。
成衣则是指由工厂生产，出厂即成形，以标准尺寸售卖的服装。随着20世纪早期时尚的民主化，成衣地位日益重要。后来成衣也开始带上设计师的品牌标志。再后来，一些高端品牌不再制作高定时装，而是专注于生产成衣。
高定时装的神秘性来自指导其制作过程的历史性原则（这些原则是鲜为人知的）。截至2020年，被法国高级时装协会（Chambre Syndicale de la Haute Couture）授予“高级女装设计师”称号的巴黎时装公司共有14家。为了保住这个头衔，每家时装公司每年必须举办至少两场时装秀，提供50款为客户订单制作的服装款式，每款都需要至少一次试穿改版；在巴黎至少要有一间工作室，全职工作人员不得低于15名。大多数时装买家只知道14家时装品牌中的个别几家，比如克里斯汀·迪奥和纪梵希。除此之外，还有弗兰克·索比尔（Frank Sorbier）、詹巴迪斯塔·瓦利（Giambattista Valli）、斯蒂芬·罗兰（Stéphane Rolland）等。此外有四家品牌总部不在巴黎：维果罗夫（Viktor & Rolf）、华伦天奴（Valentino）、艾莉·萨博（Elie Saab）和乔治·阿玛尼高定（Giorgio Armani Privé）。
设计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曾称，因为他办成衣时装秀而被高级时装协会除名。协会会长多年后——2020年皮尔·卡丹逝世后——表示这件事是杜撰的，但对于将其除名的原因也不愿多说。同样可能的原因是卡丹给了120个国家相关授权，许可经营该品牌从墨镜到床单的800款产品。
高定时装秀最广为人知的是在上面提到的四个城市举办的时装秀——米兰、巴黎、纽约、伦敦。这些城市成为时装设计和买手的重镇。现在上海也应该纳入这个范围。鉴于时装秀带来的游客和带动的消费，这些城市为高定时装秀提供补贴，并将洛杉矶、罗马等城市排除在这一行列外。这些城市在时装周中争奇斗艳，群雄逐鹿。
奢侈品公司为时装秀投入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欧元。预定场地、雇用模特、设计妆容、搭建舞台，样样费用加起来就会使小一点儿的品牌望而生畏。预算有限的品牌贸然办秀，可能会在专业呈现上露怯。高端品牌和几家平价品牌想显示“我们的秀（几乎）和他们家的一样有排场，所以每季都有一些中档时装秀，造价同样也很高，但秀场观众咖位低一些、媒体报道也少一些”。对于这些品牌而言，最理性的策略可能不是盲目模仿奢侈品时装秀，而是围绕自家顾客的喜好举办活动——即使这样的活动获得的媒体曝光少之又少。
奢侈品时装秀的场景令人叹为观止。路易·威登在卢浮宫办秀，到场的明星、四周的布景、现场的音乐及灯光，都呼应着品牌的地位和“酷”的气质。然而布景往往会抢了时装的风头。2018年10月举办的香奈儿2019年春夏时装秀，选在巴黎大皇宫举办，卡尔·拉格斐在现场搭建了一片室内海滩，地板覆上沙子，用造浪机制造氛围，背景墙上投屏出一条海岸线，还有救生员在海边木屋值守。模特们光脚走秀——穿高跟鞋在沙地行走很成问题。这个场景花了6天时间搭建，又用了5天拆除。这场秀的成本估计有2500万英镑。最终，这个场景获得的媒体报道反而比时装本身还要多。
老佛爷以前的时装秀还用别的构景改造过大皇宫：正在融化的冰山、埃菲尔铁塔（复制品）、航站楼、火箭发射塔，还有摆满香奈儿牌洗衣粉和意面的超市。
2018年春夏时装秀，老佛爷说想简单点儿办，把心思主要放在服装上。那场秀成了亚马逊纪录片《事前七日：香奈儿高定时装秀》（7 Days Out: Chanel Haute Couture Fashion Show）的主题。他所谓的“简单”场景，还是在大皇宫里构建了一个古典法式花园，50米长的环形甬道包围着中心温泉，花园四周设有凉棚，花架上缠满了玫瑰花藤，足有四层楼高。搭建这个花园场景动用了200个人。这场秀展示的高定时装有64套，每一套平均需要花费140个小时的手工才能完成。模特至少需要到场地三次——一次试装、一次老佛爷彩排、一次正式走秀。因为巴黎时装周期间，大多数香奈儿的模特同时也为其他家走秀，所以他们的行程都安排得很紧凑。
四间香奈儿工作室的100名工匠负责制作这些服装，另外还有100名辅助人员，包括摄像、保安等。保安负责检票，防止有人强行闯入，同时还要在没有一眼认出到场嘉宾惹对方怨怼时加以安抚。
T台走秀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巴黎设计师查尔斯·沃斯（Charles Worth）。沃斯坚信时装必须通过四维的方式来欣赏——第四个维度就是动态。沃斯的妻子就是他唯一的模特。
20世纪初的时装秀（以及早期版本的VOGUE杂志）中，服饰的模特是拥有这些服装的社交女性。对走秀模特的要求是有社会地位以及身材苗条。模特们要保持面无表情，不能搔首弄姿，这样才能让观众的注意力一直放在衣服上。一些时尚公司给模特赠送服装，或允许模特消费时享受很大折扣。
1947年2月12日，巴黎春夏时装周的最后一天，克里斯汀·迪奥办了自己的第一场时装秀。时装秀在蒙田大街（Avenue Montaigne）30号举办，这是一家私宅，一楼是时装店。这场秀展示的是一款名为“甜心小姐”的收腰包臀长裙，这是迪奥的新设计。他将“迪奥小姐”香水喷洒在秀场各处，现场嘉宾也陶醉在新款香氛中。20世纪50年代，克里斯托巴尔·巴伦夏加为自己的高定时装举办了一场秀，他在T台两侧摆上一排排直背椅。这场秀时长一个半小时，全程寂静无声：没有音乐、没有主持、没有掌声。模特既有专业模特，也有顾客自己，所有人都按照没有面部表情的传统方式走秀。
看一看后来的一些时装秀有多夸张，就知道T台走秀从出现到现在变化有多大了。1993年，马克·雅可布为派瑞·艾力斯（Perry Ellis）办的春夏时装秀首次关注到文化问题。这场秀的灵感来自西雅图垃圾摇滚。雅可布为模特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凯特·摩丝（Kate Moss）和克里斯蒂·杜灵顿（Christy Turlington）穿上了妈妈式裙装和马丁靴。与这场秀相关的媒体报道几乎全是负面的。时尚评论家凯西·霍伦（Cathy Horyn）评论道：“很少见到不修边幅会显得这么刻意，或者花费如此高昂。”雅可布因此被解雇。
2000年7月，英国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在巴黎办了一场迪奥春夏时装秀，主打“流浪时髦（tramp chic）”风。开场播放的是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杰瑞·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现场观众激动的欢呼声，接着一对模特上台，带着白色妆容，身着吊牌翻在外面的破烂服装和紧身衣。《纽约时报》将这场秀描述为“饿着自己的迪奥模特演绎饿肚子的人”。加利亚诺称，他的灵感来自法国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精神病患者。这场秀还引发巴黎流浪者的街头游行，他们因时尚炒作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气愤。
为什么时装秀有时会选取这么奇怪的主题，秀上的服装和出现在门店里的又没有相似性可言呢？大概是因为曝光度最高的秀往往是那些反映了设计师的社会关切或让观众大为震惊的那类吧。时装周每天有那么多时装秀，在纷扰的背景音中，震惊和冲击是让品牌获得关注的一个办法。
有些时装秀凭借独特的选址获取媒体关注度。汤姆·福特在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办过秀。2019年秋冬时装周，他选择了位于纽约包里街和地兰西街（Bowery and Delancey streets）的一个废弃地铁站，嘉宾得沿着三层楼高的楼梯走到月台——要知道，女嘉宾都是穿着高跟鞋来的。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的工作人员身穿安全背心，担当引导员。福特为嘉宾提供的吃食不是香槟鸡尾酒，而是饺子和玛格丽特酒，用塑料杯盛装。
2020年春夏时装周，福特从纽约转战到洛杉矶，因为纽约时装周和好莱坞举办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时间冲突。福特的明星主顾们将参加奥斯卡典礼前后的相关聚会活动，所以好莱坞才是当季时装周出时尚大片的地方。当时，福特是美国时尚设计师协会（Council of Fashion Designers of America）会长，该协会主办纽约时装周，但这事也要往后靠。
正常点儿的高定时装秀，其中会有两三套离奇夸张的服装，是用来吸引时尚媒体镜头的。还有几套设计面向中东九大城市和地区：阿联酋的阿布扎比、迪拜和沙迦，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和吉达，以及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这些地方构成一个单独的时尚群落。观察家说，主打中东市场的时装颜色鲜亮、带有串珠装饰。中东市场占巴黎官方认可高定时装设计师客户的1/10，对有些设计师来说甚至多达1/3。这些时装买回去也只能在家里穿，常常只是愉悦了其他女性的视线。
高定时装秀上还会有几款服装，是为富人买给情人而设计的——这些服装大概不太适合给妻子或女儿穿。这个“情人市场”占欧美高定销售的15%。几大时装店的店员告诉我，不管进店的是一对男女还是一个男人，他们总能看出衣服是买给妻子还是情人的。中东销售数据中同样也隐藏着一部分情人市场。
高定秀邀请哪些时尚记者，取决于其所在报刊的发行量和业内分量，以及是否对该品牌以往的时装秀批判失当。邀请函可能会直接填好邀请出席的记者姓名，有时则直接送到报刊社手上。服装品牌的时尚总监拥有决定秀场嘉宾名单的最终否决权。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时装评论家在报道这些时装秀时深知，他们报道的不是现实世界。他们对服装系列进行描摹刻画，却明白这些衣服永远不会走进零售店，也明白许多文章读者会认为这些衣服荒诞离奇。时尚作家常常以秀场嘉宾介绍作为一篇时装秀报道的导语。嘉宾穿时装秀品牌自家服装到场看秀，既是对东道主的尊敬，也希望自己的看秀抓拍照片会因此出现在时尚报道上。
有时时装品牌会给明星提供巨额出场费。中国网红营销机构帕克街（ParkLu）的顾问伊利亚·威利（Elijah Whaley）称，邀请一线明星参加上海时装秀的报价或高达“100万美元以上”，费用之高甚至让达·芬奇与昆斯包的卢浮宫发布会都相形见绌。
时装秀的座次安排显示着嘉宾在时尚金字塔的地位。有VIP和明星专区，有VOGUE杂志总编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和其他几位当红时尚作家专区，还有买手专区。另外，粉丝量大的时尚博主也会身穿品牌服装到场。座次越靠前，地位越高，曝光度也越高。许多获得站位入场券的嘉宾往往辞谢邀请。
零售买家出席时装秀，不对时尚评头论足；那样他们大可以在家通过Vogue.com或品牌官网看秀。大多数买家在私人“预售系列”展示会上就已经为成衣需求下好订单了。这些展示会提供部分走秀款的折扣版，可能出自名气不大的设计师之手。
时装秀走秀款服装一般只有1—2个尺码，因此试装模特要特别瘦。女模身高要175厘米以上，越高越好，臀要小，胸围A或B罩杯，体重50公斤左右。如果明星走秀，S码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可能需要对衣服进行改版。一米八以上的明星可以上T台走秀。莉莉-罗丝·德普（Lily-Rose Depp）（身高160厘米，体重47公斤）是演员约翰尼·德普和老佛爷的缪斯女神凡妮莎·帕拉迪斯（Vanessa Paradis）的女儿，她曾走过香奈儿秀。
过去模特年龄通常为16—23岁，少数几个能走到30岁以上。如今T台上活跃的模特30多、40多岁的大有人在。比如吉赛尔·邦辰（Gisele Bündchen）、娜奥米·坎贝尔、辛迪·克劳馥（Cindy Crawford）和海莲娜·克莉丝汀森（Helena Christensen）。转折点发生在2017年，多娜泰拉·范思哲（Donatella Versace）请来4位成熟的超模——卡拉·布吕尼（Carla Bruni）、克劳迪亚·席弗（Claudia Schiffer）、海莲娜·克莉丝汀森和辛迪·克劳馥，时尚界为之一振。同样一款衣服，穿在40岁女性的身上与18岁女孩身上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却依然很美——而且40岁的女性更有可能负担得起奢侈品时装。
走秀模特的选择或许已经克服了种族和年龄的偏见，但至今仍在为身材多样性而苦苦挣扎。2016年起，时装秀中泛起一股对“身体自爱（body positivity）”的象征性认可，这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允许L码及以上尺码的模特走秀，但仅限于几位模特和几家品牌。几家高端品牌为大码女性提供成衣，不过也可能提供定制服装。但即便提供，也不会广而告之。许多明星，包括梅丽莎·麦卡西（Melissa McCarthy）曾公开表示过，奢侈品时尚品牌拒绝为他们提供红毯礼服。香奈儿的老佛爷对那些超过时尚行业惯称的“标准尺码”的女性发表过评论。
如前文所说，一些时装秀的目的几乎全在于发掘线上推广的潜力。2017年9月，一场秋冬时装秀在拉夫·劳伦（Ralph Lauren）品牌位于纽约韦斯特切斯特郊区的仓库上演。说“仓库”其实不够准确，这个场地足足有4460平方米，用来存放26辆稀有跑车藏品。其中最珍贵的有1938年产的出征Mille Miglia 1000英里耐力赛的阿尔法·罗密欧跑车、1930年产的梅赛德斯-奔驰SSK Count Trossi跑车——该车型诞生以来生产的唯一一辆，以及1938年产的Bugatti T-57SC大西洋跑车。
在场地内汽车没有占据的空间，拉夫·劳伦开辟了可容纳275人的秀场。到场的嘉宾有时尚编辑、时尚评论家、时尚博主和时尚摄影师，而零售买家只有几位。现场晚餐是由拉夫·劳伦在纽约的首间餐厅The Polo Bar提供的龙虾和汉堡。
这场仓库秀不是为了立即产生销售，而是为拉夫·劳伦进行线上推广，尤其是面向千禧一代。拉尔夫·劳伦说，这个品牌未来将利用Instagram和其他网站来影响千禧一代等对拉夫·劳伦感兴趣的消费者。大秀前一晚，劳伦开始在Instagram和RalphLau ren.com上直播秀前24小时的幕后花絮。这次精心展示的效果，通过产生的线上点击量和观众在网站停留观看的时长数据可见一斑。
经济复苏后，传统形式的时装秀可能有一部分会被线上时装秀替代，或通过影视行业数字技术，或通过品牌招待会中举办的规模更小、私密感更强的活动。经济低迷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时装秀举办时间的辩论——是应该继续按照秋季时装秀在三月举办、春季时装秀在秋季举办的惯例，还是应该让时装秀按照北半球季节的实际时间举办呢？每年是否应该有两次时装周，而非四次？我们对于时装秀的认知、对于秀场邀请嘉宾的认知，将在2021年年中之后继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