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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建立在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之上。健康传播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有传播学、医学和教育学。健康传播研究肇始于美国，在学界还没有正式承认它之前，一直被称作“治疗性传播”。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界才给予了“治疗性传播”一个更确切、内涵更丰富的名字——“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研究缘起于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1972年，科斯其（Korsch）和尼格利特（Negrete）发表在期刊《科学美国人》（
Scientific American
）上的论文《医患沟通》（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也被许多学者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起点。同年，国际传播学会（ICA）成立了“治疗性传播兴趣小组”，1975年正式更名为“健康传播学会”，这也是学术界第一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概念。1977年，《传播学年鉴Ⅰ》发表了健康传播领域的第一篇论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预防艾滋病运动”使得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界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学者加入和研究资金的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1984年，由美国传播学者格雷·克利普斯和索思坦合著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这是全世界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专业论著，这意味着健康传播研究在学术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89年，全美第一份健康传播专业期刊《健康传播》（
Health Communication
）问世，标志着健康传播学正式有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阵地。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进一步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形成了高校科研带动的研究链条。1996年，《健康传播杂志》（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问世，这是一本前沿性的学术期刊，侧重国际性、应用性研究，它包含了健康传播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世界各地的管理学、心理学研究以及健康教育研究，影响力较《健康传播》更大。与此同时，美国高校健康传播专业也逐渐设立，健康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逐步推行。据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统计，截至2003年，全美各高校中有20多个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多个硕士项目，专业传播学研究人员的不断加入促使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不断走向完善。
有学者对《健康传播》和《健康传播杂志》两大期刊近年刊登的文章进行梳理与分析，发现近年来国外健康传播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两大趋势。第一，研究主题向多元化、深度化发展，其中，经典研究领域呈现细分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对医患关系和热点话题的健康宣导运动的精准化、深度化讨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以新技术应用于医疗健康场景的新兴研究出现了，如对“互联网＋健康传播”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的健康素养的讨论。第二，研究范式跨文化、跨学科演变。其中，跨文化视野下的健康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大量的研究考察了健康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海外健康传播研究视野中也开始出现中国的身影。随着健康传播与各学科的交叉发展，人文与艺术视野下的健康传播跨学科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发展相对滞后，而且从一开始引入健康传播的不是传播学者，而是健康教育学者，所以传播学者在健康传播研究中长期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虽然过去卫生界、新闻界一直利用报刊等大众媒体介绍卫生及健康知识，但都局限于“卫生宣传”或“健康教育”的范畴。有学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健康传播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卫生宣传时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时期、健康传播时期。从卫生宣传到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传播目的和效果上实现了从单纯普及健康知识到“普及健康知识、塑造健康观念、改变健康行为”三位一体的转变，这是健康传播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从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到健康传播，在信息流向上实现了从单向到互动、从自上而下到平等交流的转变，这是健康传播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确立了“传播观”在健康传播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学术论文多发表在由中国卫生宣传教育协会创办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1987年，全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随后198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与中国政府第四期卫生合作项目中，增加了健康教育项目，目的是广泛传播妇幼保健知识，并强调了健康信息的内容传播及传播技巧的培训问题。1993年，第一本健康传播方面的专业书籍《健康传播学》出版。这本书被很多学者视作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编写团队主要由公共卫生学者组成。也就是说，我国健康传播学并非诞生于传播学。正因如此，很多专家学者在综述我国健康传播学科发展时，都曾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传播学者缺位”“公卫学者主导”的命题。1996年，由米光明、王官人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的出版，被视为我国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健康传播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教材编写、研究团队、专业机构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2001年，张自力博士发表的论文《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得到了学界对于健康传播研究的广泛关注。此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新闻大学》等专业性的新闻传播类期刊相继刊载了许多关于健康传播议题的学术文章。而2003年的“非典”事件则使健康传播真正进入了主流的话语空间和研究视野。可以说“非典”是以一种突然的方式把健康传播推到了历史的前台。“非典”之后，传播学者才开始逐步介入健康传播领域，但仍呈现出明显的传播中心视角，相当一部分文章是以大众媒体如何呈现某个具体的健康议题为研究对象，议题关注范围较窄，多集中在艾滋病防控、大众媒体传播效果、媒体报道框架分析上。2006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系列丛书，首次推出国外健康传播学译著《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2006年10月，首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此次论坛旨在拓展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实践，唤起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关注，增强大众的健康意识。2008年，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正式挂牌成立。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自力博士编著的《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一书，该书对我国的健康传播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见表1-1）。2010年，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推出《中国健康传播研究（2009—2010）：从媒体舆论到医患沟通》，这是国内首次采用实证方式，对健康传播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量化分析的著作。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验总结，国内学术界在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学术框架初见端倪，但尚处于学科建制探索阶段，且遗憾的是，目前国内高校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专业中并没有单独的“健康传播学”专业，基础平台的缺乏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整体研究尚处于描述现象、个案讨论和概括此领域宏观特征的初级阶段。因此，有学者对中国是否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健康传播学研究体系仍然存疑。
表1-1 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
可喜的是，健康传播研究已经在国内传播学界、医学界获得高度关注。2021年4月17日，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六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的决议，这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立足健康中国战略、服务国计民生、引领健康传播前沿学术研究和优质人才培养的必要举措。2021年8月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在复旦大学成立。
当下，健康传播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议题的研究，健康传播史的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
相关议题涉及健康传播的方方面面，显示健康传播研究视角的多维度、多层次以及多学科交叉的特性。综合目前研究成果，健康传播研究未来将呈现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从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其二，从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层面的融合角度出发。
健康传播是融合传播学、公共健康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涵盖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开展相关研究，并借助健康传播和健康教育的实践活动来推动。要增强规范化与理论跨学科运用的多元化发展，其中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是健康传播发展的基础，临床医学是健康传播的知识核心。要加强跨学科合作，通过传播学者与医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的合作，实现知识的流动与互补，强化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和多样性。
健康传播研究的学科性日渐明显，学者们逐渐重视运用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从事与健康促进相关的应用性研究，运用传播学的研究框架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
未来的健康传播研究者，应该了解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新视角与方法，丰富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并结合本土实际发展新的研究方向；关注国外学者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充实我国健康传播理论建设，推动学科对话产生更多共性空间；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展相关健康传播活动和项目，有针对性地运用相对成熟的框架和模型，指导本土健康传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