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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人心目中，温州人是坚韧不拔、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一族。而他恰恰是一个温州人。1965年，16岁的他离乡赴闽，投身军旅，经历了革命大熔炉的锤炼。后来的机遇让他转入福建省广播局（台）工作。1978年在完成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的学业之后，他留校工作，在母校成长，曾任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他1996年调入广电部机关工作，先后担任广电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法规司副司长，部（总局）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广播电视规划院院长，广电总局副总编、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可谓一生与广电结下不解之缘。他就是本书的作者黄勇。
历史有时会惊人地相似。百多年前，英国作家王尔德曾大发感慨：“这个世界上，好看的脸蛋很多，有趣的灵魂太少。”对照而言，在追捧颜值的当下，在这个娱（愚）乐代替思考、浮躁嘲弄理性、肤浅轻蔑深刻的当下，情况不正是如此么？
颜值高固然令人欣怡，但灵魂有趣则更值得钦敬。灵魂有趣的最高境界在于善思考、有思想。因为“人类是靠思想站起来的”，“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在我的朋友之中，黄勇就是喜欢思考的思想者之一。他很正统，但绝不因循；他善思考，但又很务实；他曾是官员，但很具学者之风。多年来，他虽痛风缠身，严重时步履维艰，却一刻不曾停下思想脚步，且笔耕不辍。此前，他已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个人专著6部，另有3部正在出版之中。这部《广播影视散论》即将出版之际，他要我写篇序文。我们既是校友，又是同事，加之我对他一直坚持理论思考心存钦敬，所以欣然从命。
本书是一部广播影视学术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文集，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成文时间跨度大。全书三辑，分别是：广播影视学术理论研究、广播影视规划和研究机构建设与思考、广播电视高等教育探索与思考。撰文时间则是从1978年到201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40年，读者从中可以把脉广播影视行业40年的某些历史轨迹。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可指导和推动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必定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但是，脱离了理论指导的实践，必定是盲目乃至跑偏的实践，或低水平的实践。因此，一个国家或一项事业的变革或突进，总是以理论的突破为先导的。
有趣的是，理论研究工作恰恰就如一条事业线，连起了黄勇在广播学院和广电总局工作的首尾两端。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期间，他曾负责宣传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还一度兼任学报（即《现代传播》）主编；而他在广电总局的最后一个岗位，则是负责组织开展广播影视政策决策研究工作。高等学校的长期熏陶和历练，为他奠定了理论思维的基础，开启了他理论思考研究的始端；而广电总局机关的工作提供了了解国家大局和掌握广电全局的条件，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和思路，增强了他宏观观察思考问题的能力。这都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蓄积了厚实的能量。
2003年，黄勇受命创建广电总局规划院和发展研究中心。作为首任院长和主任，在总局党组的领导下，在各相关司局的支持下，他与同事们艰辛创业，筚路蓝缕，在6年时间里，不仅建立了一院一中心和两支科研队伍，还较好地完成了37个国家和部级重要社科研究项目，组织编写出版了每年一部的《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广电蓝皮书），填补了我国广电领域的一个空白，为广播影视的发展改革和科学决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智力支持与咨询服务。
理论并不玄妙。它是朴素的，甚至是常识性的、底线性的。而理论研究的要义之一，便是坚持底线思维，宣示和坚守事物的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基本常识这个底线、红线，从而规范实践，防止违背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基本常识的低级错误贻害事业的发展。
比如，黄勇在一篇文章中说，新闻的本质特征是真实性，即事实的真实。事实的价值是第一性的，新闻的价值是第二性的。乍一看，这只是关于新闻常识性的基本论述，似无新意。但是，看看当下信息传播的现状，我们就会发现，无良信息的压城之势已经凶猛地冲击着传播底线和新闻伦理，重新认识、理解和强化新闻传播理论教育极具重要性和必要性。
君不见，每每打开手机和电脑，目之所及，各种“标题党”“导语党”的喧嚣，铺天盖地；各种耸人听闻的字眼，诸如“世界哗然”“某某哀号”等，充斥着各种终端，令人烦不胜烦！
正如广电总局副局长朱咏雷所言：“在当前的信息传播中，有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大量新媒体野蛮生长，很多都没有资质、缺乏经验、缺少管理，导致舆论导向偏失，虚假低俗信息泛滥，新闻伦理问题突出；二是一些网站法律意识淡薄，一些网民的文明诚信素养欠缺，网络传播秩序混乱。”
在这种传播生态和传播氛围中，事实已不重要，喧嚣代替了一切，某些人越来越不关注事实真相，只在乎情绪的宣泄和自我的表达。这极大地污染了传播环境，损害了人们的心智乃至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
因此，开展一场有关新闻传播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伦理的底线保卫战，以净化传播环境，回归新闻传播的常识、常规、常态，乃是新闻传播界亟须完成的任务。
理论研究工作的要义之二，是要坚持求实思维。
法国评论家法朗士说：“最难得的勇气，是思想的勇气。”而思想的勇气，对于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无疑是第一素质要求。
黄勇在本书中强调，广电学术理论研究，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既是一个工作原则问题，也是研究工作者的学术品格问题。作为研究者，要有独立的观察、思考和判断能力，要有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提出和坚持正确意见的勇气。特别是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总局的决策研究机构和智库，其研究工作必须坚持“科学、理性、求实、可行”的原则，必须将“中国国情、中央精神、时代要求、广电实际”四者结合起来，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外，只唯实。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比如，对于当年县级广电播出机构的存废、文化体制改革中广电机构的改革、建立广电集团等问题，黄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都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以各种适当方式向上反映和陈述。他在总结广电集团化的经验教训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从成立到撤销的教训在于：其一，集团定性为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缺乏现行法律根据，与现行财政、资产、人事制度相抵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运行。其二，集团没有实行真正的整合，成员单位均为独立法人单位，人、财、物等资源不能整合和统一配置，集团总部仅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与广电总局重叠，这种顶层设计与现代企业集团模式相去甚远。其三，组建集团方案的制定，缺乏调查研究和应有的科学论证，在上级的催促下，决策也很仓促。这就注定了这个集团难以持久的命运。”可见，“秉持理性思维和渐进方略对待体制改革，该有多么重要和必要”。
理论研究工作的要义之三，是必须有创新思维。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无疑，长青之树需要理论的浇灌，而理论的价值也必须在长青之树中去实现。理论研究工作的终极使命，是推动事物的发展，而非为理论而理论，一味搞空对空，做精神体操和概念游戏。
对于广电而言，当前最迫切的重大问题之一，无疑是媒体融合发展问题。天上一朵云，地上一张网，手中一个端。这个虚拟世界给广电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也给广电转型和升级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
黄勇在本书中论及，新媒体的突出优势，是移动、即时、交互、便捷、海量、全覆盖、虚拟化、个性化，人人可以拥有、人人可以使用，传播无所不在、如影随行。因此，推动媒体融合，意义重大，势在必行。他还提出，媒体融合，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网络融合发展，打破各网之间的技术瓶颈和体制障碍；二是业务融合发展，整合资源，跨界传播，发挥优势，各展所长；三是媒体融合发展，既打造新平台，更构建全媒体；四是终端融合发展，实现终端的智能化和一体多屏。
如今，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已经在努力探索中取得了可喜进展，正在继续向前推进。这其中恐怕也得益于像黄勇这样执着于创新思维和事业发展的众多同行持续不断的思考与研究、探索与推动。
人在说话，话在说人。人在写书，书在写人。通读全书，你会深深感受到黄勇对广播电视和新闻传播事业的挚爱、思考和期许。
事业的发展永远在路上，理论的思考也永远在路上。也许我们永远找不到终极的答案，但一刻也不应放弃对问题的思考。
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而思考则不仅是人在寻求意义之路上的拐杖和头灯，还是会享用它的人的另种乐趣与财富。拥有这种乐趣和财富的人，无论物质条件如何，心里总是充实的。
基于此，我匆匆写就这些文字，以表达对黄勇钟情于理论思考和研究的敬意，并对本书的出版表达祝贺之忱。
张振华
（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高级编辑）
2020年5月20日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