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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与“共同生活”：罗伯特·E.帕克新闻思想中两个被忽视的关键词
作为当代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创始人，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在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做出了杰出贡献，包括社会心理学与人格理论、社群研究、城市研究、人类生态学、作为社会机构的报纸、作为社会机构而非技术的社会调查、群体与公众（即集体行为研究）、种族关系与文化冲突，等等。
帕克的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六本专/编著、三卷本论文集和一本博士论文之中。六本专/编著主要聚焦于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移民、报刊以及城市等议题，而三卷本论文集则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研究题目，囊括了他在三十年学术生涯中所发表的69篇论文。
在新闻与传播领域，帕克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移民报刊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1921），这也是他毕生唯一的学术专著。正如胡翼青所言，这虽是一部典型的芝加哥社会学著作，但很少受到社会学思想史研究者的青睐，而在新闻与传播领域却反倒颇受关注。
除此之外，帕克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新闻、报刊、舆论以及传播的论文，其中九篇被收录于三卷本论文集中的最后一部《社会》（Society，1955）中。
《社会》一书收录了帕克的二十一篇独立文章，被归结于三个主题之下，分别是：“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新闻与舆论”（News and Opinion）以及“社会学与现代社会”（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ety）。其中，第二部分“新闻与舆论”收录了他于1918年至1941年间发表的九篇论文，集中呈现了帕克有关新闻、传播、舆论与社会控制的思想与观点，这些正是本书的选译内容。
这一组论文分别题为：（1）《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1940）；（2）《报纸的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1925）；（3）《新闻与人情味故事》（News and the Human Interest Story，1940）；（4）《新闻与报界权力》（News and the Power of the Press，1941）；（5）《士气与新闻》（Morale and the News，1941）；（6）《舆论与社会服务》（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Service，1918）；（7）《移民社群与移民报刊》（Immigrant Community and Immigrant Press，1925）；（8）《外语报刊》（Foreign Language Press，1920）；（9）《美国的报纸文献》（American Newspaper Literature，1927）。最后一篇是有关美国的报纸研究文献，其余篇章则关乎新闻、报刊与舆论等主题。这组论文中所蕴含的思想观点及其启发性并不逊色于其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甚至可以说，它们在思想性方面比这部专著还更为多元和丰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组论文中的某些篇什及其某些观点尽管已受到新闻与传播领域学者的较多关注（例如第1、2、7、8篇），然而其他几篇则鲜有问津。
刘海龙曾评价道：“提起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时，帕克恰好是最尴尬的一位学者。他的名字毫无悬念地被列入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的名单，但他的观点却很少被提及。”
这部分地归因于帕克以及芝加哥社会学派研究者对于传播现象的理论取向，即他们普遍视传播现象为基本的人类过程，将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放入更宏大的社会学框架中进行研究，而没有将传播作为一个专门的经验领域来研究。
就国内的帕克思想研究而言，他有关新闻与传播的学术观点很少被提及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承载这些观点的论文未曾在国内得到完整的译介与系统的研究。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于帕克思想的理解不甚全面。为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系统地梳理帕克有关新闻与舆论的这一组论文，旨学者们对于帕克新闻与传播思想的研究，除了涵盖帕克的生平经历、思想渊源、学术贡献等一般性议题之外，
重点关注了以下几个观点：（1）“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
（2）“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报纸”；
（3）传播的参考与表达功能；
（4）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机制；
（5）移民报刊对移民同化过程的推动作用。
其中，对新闻、报刊与传播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舆论及其社会功能的关注则稍显不足。
在新闻与报刊研究方面，李敬从帕克提出的“人文生态”视角，阐述帕克有关报刊演变历史与移民同化进程之关系的观点。
胡锦山论述帕克有关移民报刊对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强调日常事件和人情味新闻的报道对于移民同化进程的意义。
吴飞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译本序言中，着重讨论帕克“边缘人”的概念以及移民报刊在促进边缘人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此外，他还论及帕克的学术研究对于社会底层一以贯之的关怀意识。
在传播研究方面，陈静静重点梳理了帕克有关传播的参考与表达功能，并以此为基准点，系统论述其有关报纸的起源、发展历程、政治功能以及社会功能等议题。
柯泽从帕克的城市生态学研究框架出发，梳理传播在形成社会互动并由此增进社会调节与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发挥的种种作用。
在此框架下，传播不仅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且也是社会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内生机制之一。可以说，若抽离人与人之间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传播与交流，便无法有效地确立起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以及伦理规范。胡翼青这样来总结帕克以及芝加哥社会学派研究的基本特点：（1）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2）强烈的对策意识和自由主义传统；（2）基于经验材料进行研究，强调具象的观察而非抽象的理念。
既有的帕克研究大体上强调了两个主要观点：其一，新闻与报刊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机构；其二，传播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过程，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机制。在帕克有关新闻与传播的著述中，这两个观点不可谓不重要，它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帕克的思想核心。然而，既有研究对于“新闻”“报刊”“传播”“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等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链条的厘定，却并不太清晰与完整，起码对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舆论”（public opinion）和“共同生活”（common life）———缺乏足够的观照。事实上，在帕克的理论视角中，“新闻”“舆论”“报刊权力”“社会控制”以及“传播”等概念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它们共同作为社群共同体和共同生活这一链条上环环相扣的组成要素而存在。更进一步地说，“新闻”与“传播”正是通过“舆论”来影响社群的“共同生活”，进而实施“社会控制”。因此，“从本质上讲，帕克是在社会学大的理论框架中关注报刊及其影响，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行动中寻找报刊的意义”
。本文尝试以“舆论”和“共同生活”这两个此前被忽视的关键词，来连接起此前常常探讨的“新闻”“传播”与“社会控制”等概念。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首先简短地介绍帕克的生平与思想渊源。虽然这些背景性材料已在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1982/1991）、E.M.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1997/2012）、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1922/2011）中译本序言以及一些研究论文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介绍，但是对于初步接触帕克新闻与传播思想的读者而言，这些背景性材料仍显必要。正如罗杰斯所言：“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
帕克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渊源，正是他的学术观点的源头。
帕克于1864年2月14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维维尔（Harveyville）的一个农庄，长于明尼苏达州的小城雷德温（Red Wing）。当时，雷德温有许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帕克自幼便常常与移民们相处，对他们如何适应美国社会产生了最原初的好奇。
1882年，18岁的帕克进入明尼苏达大学读了一年工程学，之后转入密歇根大学哲学系。
1883—1887年，他在密歇根大学学习哲学时，深受老师约翰·杜威的影响。杜威有关社会有机体的观点及其政治上的进步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帕克之后的学术路径。杜威、帕克以及同时代的查尔斯·库利和乔治·米德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即通过对人性与社会的理解来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他们相信，现代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能够推进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民主地取得一致意见”
。
杜威甚至计划了一场伟大的新闻实验，并邀请帕克加入其中，这便是著名的“《思想新闻》事件”。1890年前后，杜威把帕克介绍给了一位名叫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的记者。福特“是位精干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善于把小群的人们吸引到他宏大的规划中去”
。杜威和帕克都为福特富于改革的热情与乌托邦式的计划所吸引。1892年春天，杜威和福特制订了《思想新闻》的办报计划，旨在“通过提供关于长期的社会趋势的有用信息而将大学学者的专长和报纸的读者连结起来”
。然而，这份报纸尚未出版，就因为来自本地报界的强烈批评和昂贵的订阅费用而流产。尽管如此，帕克从这一事件中生发出了对于新闻与舆论之关系的兴趣，并开始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新闻报道和社会学研究。
从密歇根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帕克选择了新闻业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开端。尽管中间有过短暂的中断，但帕克的新闻从业经历仍旧长达十一年（1887—1898年）。其间，帕克工作过的新闻机构遍及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丹佛、纽约以及芝加哥等地，“他报道过警察打人、流行病调查、酒精中毒、毒品交易、犯罪集团，这一切使他的眼睛投向都市生活丑恶的底层……对社会底层的长年揭露也使帕克开始设想一种不同性质的新闻事业，它可以在实际上改进社会状况”
。帕克逐渐认识到，光靠报道和揭露社会问题，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本质及其出现的根源，因此决定重返校园学习哲学。
1898年，帕克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学习哲学和心理学，期望能够“对在新闻影响下的社会行为用精确和通用的科学语言进行描述”
。1899年，他取得了哲学硕士学位。一年后，他举家迁往德国，在柏林、斯特拉斯堡、海德堡等地的大学继续深造。在柏林时期，帕克在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门下学习了三门社会学课程，这就是他此生接受的唯一的社会学训练。他于1900年前往斯特拉斯堡学习一学期，然后转入海德堡大学，师从威廉·温德尔班德（Wilhelm Windelband）学习哲学。在此期间，他还跟随一位地理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学习，这对帕克之后的社会学研究和种族问题研究有一定启发。1904年，帕克在40岁之际，以《群体与公众：一项方法论的和社会学的研究》（Crowds and Publics: A Method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作为毕业论文，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该论文被誉为有关群体现象与社会变迁的经典研究。
此后，帕克返回哈佛大学，一边完善自己的博士论文，一边担任哲学助教。然而，他开始对自己的研究感到失望，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并开始厌倦书斋生活。
就在此时，两段意外经历彻底改变了帕克此后的人生轨迹。
一是帕克当时在波士顿郊区昆西（Quincy）的住宅附近，发生了一场反对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自由国（Congo Free State）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 of Belgium）在当地的残暴统治的运动。
这场运动的组织者是刚果改革协会（Congo Reform Association），他们找到了帕克做该协会的媒体经纪人与第一秘书，意在通过制造舆论压力，迫使利奥波德二世结束统治。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比利时议会于1908年8月20日通过“无条件接管刚果”法案，刚果自由国从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变为了比利时殖民地。在此期间，帕克为《人人杂志》（Everybody's Magazine）写作了一系列“扒粪”文章，为终结利奥波德二世的残暴统治贡献了一己之力，同时也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有了更为敏锐的理解与思考。
在为刚果改革协会工作期间，帕克结识了当时享有盛名的非裔美国教育家、改革者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了解到华盛顿在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做了相当出色的种族工作。华盛顿邀请帕克前往亚拉巴马州做种族关系研究，帕克欣然赴约。自1905年起，帕克为华盛顿在亚拉巴马州建立的黑人职业培训学院———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工作，先后担任该学院的宣传员和公共关系部主任，同时从事种族问题研究。1910年，帕克和华盛顿共同游历欧洲，比较了美国南部黑人与欧洲劳工和农民的诸种困境，并共同合作出版了《最底层的人》（The Man Farthest Down: A Record of Observation and Study in Europe，1912）一书。帕克与华盛顿共事九年，形如知己，这一段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旨趣和对学生的指导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在种族问题研究方面。
第二段意外经历发生在塔斯基吉学院。1912年，帕克协助华盛顿在塔斯基吉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黑人问题的国际会议。与会者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学者W.I.托马斯（W. I. Thomas）对帕克的印象非常深刻，遂极力邀请他赴该系讲授一学期有关美国黑人的课程。1914年，帕克应约前往芝加哥大学授课。课程结束之后，他并未返回亚拉巴马州，而是留在了芝加哥大学。
50岁的帕克就这样正式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他担任了9年讲师，在社会学系讲授了大量课程，但始终未获晋升，有些课程甚至未获酬劳。1923年，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新任校长终于将59岁的帕克任命为正教授。此后，帕克担任了10年教授，于1933年退休，但随即被延聘两年，71岁时正式结束了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学研究生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帕克于1925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Association）第十五届主席；1931—1933年，帕克担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他广泛游历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国，对底层社会、种族关系、各类社会现象等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自1935年起的8年多时间里，帕克一直在田纳西州费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担任客座教授。1944年2月7日，帕克在八秩寿辰之前一周，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Nashville）辞世。
帕克一生八十年的时间里，自成年之后一直在通过新闻与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进行观察，最后三十年才在象牙塔中正式开启学术生涯，在研究与教学中建立起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稳固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帕克前三十年对新闻与社会之关系的观察与实践奠定了他后三十年的研究旨趣，也影响了他对于社会学的整体构想。
帕克曾自言道：“我的记者从业经历引导我去研究报纸的社会功能，报纸并不是一种意见机构，而是一种对当前事件的记录。事实上，我开始着手与其他同道中人一起，希望将报纸变得更加精确与科学，就像《时代》（Time）和《财富》（Fortune）杂志那样。我花费了六年时间在这一工作上，并且从中生发出我的博士论文《群体与公众》以及对于集体行为的兴趣。我想，我的主要学术兴趣仍然在于报纸作为一种社会机构这个方面……记者的从业经历使我对城市有了相当丰富的了解，担任本地编辑与周末版报纸编辑时，我又系统地研究了城市社群。在与布克·华盛顿共事期间，在塔斯基吉学院，我对黑人也做了许多研究。正是这两段经历以及相关发现，为我在芝加哥大学指导研究生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因此，帕克有关新闻、报刊与舆论的著述与思想不仅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可以说是基础性的一部分。本书选译的九篇论文，即是帕克新闻与传播思想的集中体现。
然而，不论在社会学研究还是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帕克都很少用系统而抽象的理论来表达他的观点。
更为典型的情况是，他的思想与观点大多散见于三十年学术生涯中发表的七十余篇论文当中。
帕克学生的学生H a w l e y曾这样评价：“后辈学人若脱离帕克思想提出的历史语境来加以解读，所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无组织、缺乏逻辑、任意类推、实证研究思路稍显粗糙的头脑。他敏锐的洞察力、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启发激励学生的能力以及对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些其实很难在其学术著述中得以体现。”
严格地说，后辈学人对于任何一种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都处于某种脱离状态，因此与其说我们尝试“还原”这种语境，倒不如说是在进行一种“重构”，而这种重构往往充满着危险。具体到帕克的新闻思想史研究而言，任何试图将其观点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学者都可能会冒过度阐释或曲解原意的危险，本文亦不例外。对此，我们的应对之道是，尝试以“新闻”“舆论”“社会控制”以及“共同生活”这几个关键词，来串联起帕克有关新闻与舆论的这一组论文中闪现的思想之光，并试图对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与困境有所观照。
1979年，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博士生P.珍·弗雷泽（P. Jean Frazier）和塞西莉·加奇诺（Cecilie Gaziano）发表了一篇长达47页的专题论文，系统梳理帕克有关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的相关理论与观点，这应该是第一篇系统论述帕克新闻与传播思想的研究论文。她们开篇即提出，“帕克应该被视为有关大众传播和舆论的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因此也是这一领域的第一位理论家”。
她们同时也指出，帕克关于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的理论散见于其诸多著述当中，迄今尚未被系统概括和明确提出。她们将帕克理论中的六个相关概念总结为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并用一个线性图示来说明。简单地说：“新闻”（news）引起公众的“讨论”（discussion），进而产生“舆论”（public opinion），并经由其集体力量而实施“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结果或带来“社会稳定”（social stability），或引起“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而此两者之间呈动态关联，可相互转化。对于帕克而言，社会控制是“社会的首要事实与主要问题”，
“一切社会问题终归都是社会控制的问题”，
新闻与传播则是社会控制的运行机制之一。倘若一个社会越依赖间接关系进行运作，那么舆论在社会控制中发挥的作用便愈加重要。
下面，我们将分别从“新闻”和“舆论”两个概念出发，来探讨二者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联。
为了进一步阐释帕克关于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的理论，我们首先有必要厘清“新闻”这一概念。在《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一文中，帕克对新闻的本质及其特征给出了丰富的解释。
第一，新闻是介于“日常熟悉知识”（acquaintance with）和“系统理解知识”（knowledge about）之间的一种知识类型。相对而言，新闻更偏向于前者，像历史但非历史，因为它总体上处理的是各种孤立事件，并不试图将事件彼此之间联系起来。第二，“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主要关心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被心理学家描绘为‘似是而非的现在’（the specious present）。可以说，新闻只存在于这样一种现在之中”（p.78）。因此，新闻的特质是转瞬即逝、昙花一现。第三，新闻在告知公众周遭所发生之事的同时，会促使公众开启交谈与讨论，进而引发意见和情感的交锋，“而这种交锋常常止于某种共识或集体意见，即我们所谓的舆论”（p.79）。第四，新闻在一个政治社会中传播的程度决定着其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行动的程度，因为政治行动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而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所提供的社会共识令政治行动成为可能。第五，新闻作为一种世俗现象，不同于谣言和小道消息，“新闻或多或少是经过证实的，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事实，即新闻已被曝光于公众的批判性审视之中，而这些公众正是新闻的传播对象和利益关注对象”（p.81）。第六，新闻之所以被发表与传播，正是由于“新闻兴趣”，这具体表现为新闻事件的重要性、紧迫性、趣味性、人情味等特征。第七，“新闻似乎唯有在一个既有某种程度的和谐，也有某种程度的张力的社会中，才能进行传播”（p.85）。新闻一旦引起公众的注意力与紧张感，就会产生“聚光灯”效应，“公众注意焦点的收窄往往会增强居于支配地位的人士在一个社群中的影响力”（p.85），使得采取某种行动的确定性增加，也使得支配者的权力得以增强。最后，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中，“与其他类型的知识（如历史）相比，新闻所肩负角色的重要性在增强，而非在减弱”（p.87）。
以上观点的呈现顺序遵循了帕克的原文，虽然缺乏严谨的逻辑顺序，但基本涵盖了新闻的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在社会控制所包含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变革”两个维度上，对新闻的社会功能的审视需要一种辩证的视角。帕克认为，新闻是信息与观点的公开交流与传播，旨在提醒人们有关世事与周遭环境的变化，进而促进讨论与舆论。由于新闻使得不同观点被公之于众并引起意见的交锋，甚至会促使人们为此而有所行动，因此它是引起社会变革的力量来源。相比之下，电影则是促进社会整合的力量之一，因为电影的主要功能在于唤起普通人最基本的情感，而情感之间的差异明显小于观点之间的差异。
假如我们在新闻与社会控制之间加上“舆论”的中介，那么新闻可能会间接地成为社会稳定的来源。原因在于，新闻引发公众讨论，进而促进舆论的形成，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的舆论或许会促进社会变革的发生，而“舆论一旦被固定下来，被法规化，那么就变成了一种稳定且保守的力量，而非一种革新的力量”
。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释，需要厘清“舆论”的概念。
在《新闻与报界权力》一文中，帕克开篇即将“报界权力”（the power of the press）界定为“报纸在形塑舆论与动员社群采取政治行动方面所施加的影响力”
。可见，报界权力与舆论及其社会功能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相互化约。更进一步地说，报界权力既体现在动员社群展开讨论从而形成舆论的过程之中，也体现在结束争论并引导社会的过程之中。在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过程中，集体性是一以贯之的一个核心概念，它至少暗含三个理论维度。首先，如帕克所言，公众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很多个，公众这一群体包含了不同的个体、群体、组织和政党。当新闻被公开报道并广泛传播时，它在公众群体中所引起的解释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其次，当新闻被报道之时，公众群体中“各方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理解和一种利益社群（community of interest），足以使讨论成为可能”
。这说明，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谐与共识是舆论产生的必要条件。最后，多元观点的讨论与交锋最终会产生一个或两三个相对一致、较为主导的意见，这便是舆论的成形，也即是集体意志的产生。然而，正如帕克所言，舆论作为多元观点讨论的产物，反而强化了彼此的差异，而非体现出彼此的共识，因为倘若公众群体内部高度一致，也就不会产生讨论，所谓的舆论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舆论实际上是一种多元观点相互妥协的产物，这正是社会控制的初步体现。我们可以将集体性的三个理论维度概括为“多元主体”“社会共识”与“集体意志”。在现代社会中，多元主体常态化地存在，新闻乃社会共识的主要来源之一，而集体意志形成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公众注意力的集中程度。因此，新闻与舆论或多或少地指向权力、支配、集体行动等政治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新闻构成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舆论则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政治权力的来源。
帕克提出，报界权力有四种来源：不满（grievances）、新闻、编辑政策，以及发行。
这些来源虽然相对独立，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而运行。首先，对社会现状或某一现象的不满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产，可供政治家们制造政治权力。不满会打破社会现状的稳定状态，制造出某些可能的变革空间。此时，一旦某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介入并提供不满情绪的发泄渠道以及问题的解决之道，便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政治团结，“二战”时期德国纳粹主义的盛行堪为著例。其次，新闻记者作为社会风向的瞭望者，对于各类社会问题与不满的本质及其来源非常敏感，因此他们得以通过日常新闻报道、调查性报道、揭黑报道等各种新闻实践，将公众注意力聚焦于各类不满之上，由此促进公众对这些不满的持续关注与讨论。再次，倘若报社的编辑政策或者社论作者“能够合理化各种不满并最终为这些不满赋予某种事业性质”
，那么将会动员更多社群成员参与其中，获取公众支持，并为某种可能的集体行动赋予正当性与合理性。最后，关于不满的新闻和社论只有广泛地发行与传播，才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影响与现实的政治权力。
在这一组报界权力的来源中，舆论从一开始便嵌入其中。恰如帕克所言，舆论的组成要素不仅是观点和意见，还有情绪与情感。“舆论绝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它始终是实践性的，始终是政治性的，始终关乎某个特定的行动———某个迫在眉睫、即将发生的行动。因此，舆论总是或多或少地掺杂着情绪。”
它不仅具有方向，还有强度。当新闻记者和编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闻报道与社论来对公众情绪进行引导和强化时，他们也就是在对舆论施加主导性影响。一旦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达至高度一致，就意味着公众已被成功地说服，那么，他们“在作出政治行动的决定方面就比多数群体可能更为高效”
。由此，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就会在高效而一致的政治行动中得到完美的呈现。在危机时期和社会转型时期，舆论的这些功能更为凸显，因为社会矛盾与不满更为普遍，公众的焦虑情绪也更为突出。倘若在一个媒体发达、信息多元的社会中，舆论会促进社会变革的产生。相反，在一个媒体失声、信息垄断的社会，徒有不满而无新闻、无社论、无传播，那么舆论就可能会为支配性政治权力所掌控，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稳定的力量。
尽管帕克关于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的理论生发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适于分析具有民主政治体制和异质人口结构，处于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社会，
然而，它们对于当下世界各国的转型社会，仍然具有某种阐释力。首先，分析新闻中“事实性信息”与“社论性观点”之间的比例，可以探究由新闻所产生的观点多元性程度和社会共识的程度。如前所述，多元观点呈现的基础是基于事实的、客观的信息，只有当社会中的多元主体就事实性信息达成基本一致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才会产生基于信息所作出的不同解释。倘若一个社会对于基本的事实性信息都存在分歧，那么不同的社会主体就很难在同一个话语场当中进行对话。事实性信息越丰富，公众对于周遭情况的了解也就越充分，社会共识因此越有可能达至一个较高程度，共同的利益社群也越容易形成。其次，分析一个社会中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程度，可以探究舆论产生的效率和质量。在一个多元观点自由表达的社会，舆论的产生是一个相对自然且渐进的过程，因此能够体现出集体意志的运作方式。相反，在一个信息垄断、无法自由发声的社会，则没有我们所谓的舆论的产生。更多的时候，支配性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团体制造“拟态舆论”（pseudo public opinion），这种舆论虽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强制力，但并不具备集体性的基础，因为其主体并非公众，而是利益集团。在综合考察新闻与舆论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得知经由新闻与舆论而进行的社会控制是促进社会变革还是维持社会稳定了。
有必要指出，帕克笔下的社会控制并未包括媒体组织内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譬如新闻编辑室的规范），也未包括跨媒体组织的垄断资本控制以及媒体所有制等控制形式。
因此，我们应当从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ism）的视角来思考帕克的观点，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层理论思维，也是帕克对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主要贡献。美国社会学会对帕克的评价之一是，他“引入了一种务实且重要的路径来研究新闻与报纸，以及它们与舆论和大众教育的关系”
。
我们在前文已检视了新闻作为社会共识的主要来源这一观点，如果将“新闻”———“舆论”———“社会控制”这一关系链条往新闻方向延伸，自然就会发问：“新闻何以成为社会共识的主要来源？”这是一个经典的知识社会学问题，而帕克是最早将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引入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人之一。
在帕克的理论视野中，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词是“共同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共同生活的想象”。
帕克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社会控制，而社会控制的运行基础则在于社群成员对于共同生活“有意识的参与”（conscious participation），
这种参与是为了达至一个共同目标，语言与意义系统则提供了群体参与的可能性。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对固定和安稳，共同生活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习俗和传统为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紧迫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社会控制主要依赖于人际交往和小道消息。
在一个拥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的工业化大都市中，人们的共同生活远不如乡村社会那般直接，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制度所中介。帕克早在1918年即已观察到，“在政治、宗教、艺术以及体育领域，从前我们都亲自参与其中，如今却被各种代理人所代表了。从前，我们共享的一切形式的公共与文化活动，如今都被各种专业人士接管了，大多数人已不再是行动者，而只是旁观者了。正如普通人在职业政客的影响下已经沦为纯粹的纳税者角色一样，他也被社会机构化约至纯粹的贡献者地位上了”。
共同生活的间接化，是新闻得以成为社会共识之主要来源的首要条件。
在此情形下，新闻提供的有关周遭世界所发生之事的信息，不仅延续了传统乡村社会中人际交往和小道消息的社会控制功能，而且还创造出一种有关共同生活的互动想象空间。帕克指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种种维度是由新闻距离我们的远近和方向所界定的……除非新闻显示出与人们活跃其中并以某种方式对其有序存在负有亲身责任的世界存在相关性，否则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
在所报道之事与个体的私人生活之间建立相关性，是新闻得以成为社会共识之主要来源的第二个条件。从帕克一直强调的社会互动论的视角来看，人们的自我定位、言行举止、角色扮演以及对社会生活“有意识的参与”都是自我意识与社会期待共同作用的产物，个体的存在实则是一种“公共的存在”（public existence）。
当每一个体都尝试在新闻所报道的外部世界与私人生活之间想象出一个重叠空间，并据此展开个体行动之时，个体的私人生活也就构成了社会的共同生活。虽然帕克并未明确提出新闻的“环境监测”功能，但他已指出，“新闻的一般功能在于让个体和社会保持方向感，并让他们以微调的方式，与世界和现实保持联系”。
这便是帕克视野中社会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报纸等媒体的大众化与大众传播的兴起，是新闻得以成为社会共识之主要来源的第三个条件。众所周知，大众传播的开端以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纸的滥觞为标志。不同于面向少数有钱阶级的新闻信和面向精英阶层的政党报刊，大众化报纸是一种“男男女女都愿意阅读的报纸”
，这种报纸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存活了下来，在社群中持续发挥影响力。移民在大众化报纸的兴起与流行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据说，赫斯特报系中最成功的报纸《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Journal）每六年就会新增一批订户。显然，这些新读者主要来自移民。”
帕克发现，那些在母国没有阅读能力，或者有阅读能力而无报刊可读的移民，到达美国之后都逐渐变成各自的母语报纸或本土报纸的习惯性读者。移民们阅读母语报纸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在母国不被允许这样做，这一方面是受他们的阅读与理解能力所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母国报纸并非面向普通人创办与发行，报纸上的阳春白雪与大众的生活相去甚远，因而很难让他们建构起一种对于社群共同生活的想象。
来到美国，大多数移民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在移民聚居区生活，而几乎每一个移民社群都有自己的报刊。对于尚未融入美国主流生活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母语报刊是他们在聚居地的流言蜚语之外了解美国、建构有关美国想象的主要渠道。同时，母语报刊也为移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母国生活的想象，并保存他们的乡土记忆，尽管很多时候报纸上所描绘的那种生活在母国已不复存在。
移民们阅读本土报纸的原因在于，这些报纸是他们“得以瞭望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
。通过阅读美国本土的报纸，移民们逐渐培养起一种对于美国生活的参与感，也由此加速了其美国化进程。在帕克看来，外语报纸与本土报纸在促进移民美国化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虽有所冲突，但并非截然对立，并且在总体上和长远上趋于一致。他感叹道：“这个国家里的所有民族都朝着一种共同语言、一种共同生活和一种共同传统而去的这种趋势，是多么地缓慢，但从长远来看，这在美国生活的条件下又是全然无法抗拒的。”
这股不可抗拒的同化力量的来源之一，正是大众化报刊建构起来的社会共识与共同生活。
那么，经由大众化报刊所建构的这种共同生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帕克给出了两个答案：“本地新闻”与“人情味故事”。如前所述，新闻成为社会共识的主要来源，其条件之一是建立新闻所报道的外部世界与社群成员的私人生活之间的相关性，这一相关性的主要载体正是本地新闻。在帕克看来，本地新闻的持续存在是大都市中报刊编辑努力恢复乡村中人际传播和小道消息所发挥功能的一个明证。“乡村是民主的。我们是一个由乡民组成的民族。我们的制度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乡村式的制度。”
乡村生活带给社群成员的那种熟悉、密切、安稳的状态与对共同生活的强烈参与感，正是都市报纸中本地新闻编辑们的努力方向。帕克甚至将本地新闻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民主制度的程度。他声称：“倘若舆论将来仍想一如既往地继续发挥作用，倘若我们仍想维持杰斐逊所构想的那种民主政体，那么报纸就必须要继续报道那些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必须以过去了解乡村社群及其各种事务的那种密切方式，来学着了解我们的都市社群及其各种事务。报纸必须继续成为一种关于所在社群的印刷版日记（printed diary）。结婚和离婚、犯罪与政治，这些事情都必须继续作为我们的新闻主体内容。本地新闻正是构成民主的基本内容。”
帕克在近一个世纪以前为处于快速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中的美国社会所开出的药方，时至今日仍不无借鉴意义。经由本地新闻建构起来的对于共同生活的亲密感与参与感，正是医治现代社会中伴随共同生活的高度间接化而来的冷漠、疏离与焦虑的一剂良方。
人情味故事是新闻建构共同生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大众化报刊的流行，除了归功于移民成为新的阅读公众这一因素以外，报纸中人情味内容的增加是更为根本的推动力。帕克坦言：“我们能拥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原因在于，一百多年以前（确切地说是1835年），纽约和伦敦的几位报纸发行人发现：（1）大多数人———倘若他们能够阅读的话———发觉新闻比社论更容易阅读；（2）普通人宁可被娱乐，也不愿被教化。”
这两个重要发现其实只揭示了有关人性的事实的一个面向，与之紧密相连却又相互矛盾的另一个面向则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要出版的东西却并非我们想要阅读的东西。我们可能会急于把有教化意义———或者看起来有教化意义———的东西印刷出来，但我们想要阅读的却是有趣的东西”
。人性上的这种双重事实不仅有助于解释政党报刊的衰落与大众化报刊的兴起，也有助于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严肃新闻的式微与新闻信息娱乐化的泛滥。
那么，何谓人情味故事？帕克给出的答案是，“人情味故事就是赋予新闻以故事性质的那种东西，读者即便对它作为新闻毫不在乎，也会因为其故事性而阅读它。人情味是新闻中的普适要素。它赋予新闻故事以象征性”
。人情味故事的象征性，正是它连接过去与未来之共同生活的关键点。原因在于：首先，人情味故事为人们所广为阅读与津津乐道，恰好说明其中的象征意义可以被社群成员所理解与共享，换言之，人情味故事传承了人类在过往的共同生活中建构起来的意义体系。其次，新闻一旦具有人情味，就“不再是完全个人化的了，它具备了一种艺术形式。新闻不再是对一个个男男女女所作所为的记录，而成为一种关于风俗和生活的客观叙述”
。在此意义上，新闻中的人情味故事是一种对于共同生活的再现，它传承并建构着人们对于习俗、传统、风俗、社会规范等共有精神财富的理解与记忆。由此，人情味故事中的象征性赋予新闻一种超越时空的特性，它们可以在民间故事、文学与艺术中得到重现。在《新闻与人情味故事》一文结尾，帕克敏锐地观察到，“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假定，报纸的影响力仅仅存在于舆论和政治领域；但是，随着电影业的到来，随着真实故事在报纸上以及其他地方的流行，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总体上，通俗文学和流行艺术对于各类机构和各种人际关系而言，具有更为微妙和更为普遍的影响”
。
总之，新闻是一套符号与意义的系统，它日复一日地向社群成员呈现一种对于共同生活的想象，而共同生活正是构成社会共识的基础。凭借社群共同生活的间接化、与个体生活的相关性以及大众化报刊的兴起等条件，新闻成为社会共识的主要来源。在新闻所建构和呈现的共同生活中，本地新闻和人情味故事是其中两项重要的内容。本地新闻使得社群成员重拾过去乡村社会中那种对于共同生活的密切感与参与感，从而有望成为恢复和巩固共同生活的良方。人情味故事则凭借其跨越时空的象征性，在人类社群共享的意义系统中占据了一席独特之地。
本文聚焦于帕克思想史研究中两个常被忽视的关键词———“舆论”和“共同生活”，来连接起他有关新闻与舆论的9篇论文中的核心观点。我们首先论述了新闻与舆论的关系，以及二者在社会控制中发挥作用的种种条件。根据帕克的观点，新闻是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新闻的首要功能在于告知人们有关周遭世界发生的诸种情况，这种信息性的告知会引发社群成员的讨论，而不同观点、意见甚至情绪的交锋进一步导致舆论的产生。舆论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社会控制功能有所不同：在一个媒体发达、信息自由表达的社会，舆论很可能会促进社会变革；而在一个媒体失声、信息垄断的社会，舆论则可能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因此，要判断新闻与舆论究竟发挥何种社会控制功能，就必须研究：在特定社会情境中，新闻传达的事实性信息之丰富程度、新闻引起的观点自由表达之程度、观点的多元化程度，以及舆论产生的质量和效率等。新闻、舆论与社会控制之间的种种条件性，正是此前常遭忽视却真正具有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内容。
其次，我们围绕“共同生活”这一关键概念，阐释了新闻何以成为社会共识之主要来源的三个条件：共同生活的间接化、新闻事件与个体生活的相关性，以及大众化媒体的兴起。新闻正是通过报道本地新闻与人情味故事，在社群成员中建构起一种共同生活，或者说建构起他们对于共同生活的想象。本地新闻的独特作用在于，力图恢复传统乡村社会中社群成员对于周遭事物的密切联系与亲身参与感，而人情味故事则以其超越时空的象征性，在人们共同生活的意义系统中长久地占据一席之地。
在当前愈加间接化、碎片化、娱乐化的社会生活中，帕克的新闻思想尤具启发意义。他告诉我们，当新闻中的事实性信息不足时，讨论便缺乏一种共同基础，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舆论的低迷甚至扭曲发展，我们也将因此失去对于社群共同生活的想象力与感受力。由于共同生活对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共同生活的缺乏会直接导致社会共识的下降，这进一步带来社群成员集体行动能力降低的严重后果，因为“集体行动的能力是经由传播活动中思维的相互贯通才得以产生的”
。集体行动能力的降低将会导致社会权力的分配愈加失衡，与之相伴的则是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愈演愈烈。
帕克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就敏察到，“人们普遍承认，很大一部分现代生活所特有的躁动不安与对新奇和刺激的追求，要部分地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都市生活的人为条件下，我们借以表达兴趣与活力的大多数自然渠道都已被剥夺了。只要此言非虚，那么，对于包括社会机构、教会、剧院、政坛以及酒馆在内的所有目前正在争夺我们的闲暇时间的机构而言，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某种能够让个体在与之有关的体制化生活中重拾一种亲身参与感的方法”
。虽未明言重拾社群生活亲身参与感的具体方法，但帕克已启发我们，要持续地报道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本地新闻，并重视新闻中的人情趣味，以故事来传承与建构我们共享的意义体系。与此同时，要有意识地———尤其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参与到社群的共同生活当中，因为这种共同参与的意识和兴奋是“人类经验中最令人振奋和满足的体验之一。这种参与总是会在他人心中激起回响，于是每一位参与者的行动便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新的荣誉以及额外的道义支持”
。
帕克的学术研究虽缺乏严密的系统性与逻辑性，但那些俯拾皆是的思想之光总能照亮我们的现实生活的诸多面向，带给我们不凡的启发。帕克的思想或许难以成为当今主流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但我们却时常在各种议题的研究中与他不期而遇。可见，这位此前在新闻与传播领域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先行者值得我们去重新发掘与持续温故。
刘娜 黄顺铭
2018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