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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危机修辞要首先明晰“危机”的概念。英国学者基恩在《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最早辨析了“危机”（crisis）的含义，危机一词最早为古希腊医学用语，医生希波克拉底用“危机”形容疾病或恶化，或完全好转的关键性（crucial）的时候（“十字路口”——cross）。
在中文语境中，危机也常被理解为危险与机会相互转化的关键状态。目前学术界关于危机的概念界定有以下几类观点：
第一，以组织在危机状态下受到的损害来界定危机。费恩-班克斯（Fearn-Banks，1996）认为危机可能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
里宾杰（Lerbinger，1997）认为危机会（或可能会）损及组织的形象、获利、成长，甚至影响组织的生存。
保夏特和米德罗夫（Pauchant & Mitroff，1992）强调了危机对组织的损害程度，认为危机将从实质上影响甚至瓦解（disruption）整个系统，且足以威胁到组织主观认定的核心部分。吴宜蓁（2005）认为，若不及时排除危机，组织可能招致影响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威胁。
第二，以危机的来源来界定危机。传统观点认为，危机来源于组织外部，是一种影响组织声誉与组织利益的威胁事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取广义的定义，认为危机是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Murphy，1996；Pauchant & Mitroff，1992；Seeger et al.，1998，2001；WeicK，1988）。因此，组织对危机管理的能力不仅仅限于危机发生时的处置，而是延伸到了危机发生前的监测、风险评估，以及危机预案制定的过程之中（Seeger et al.，2001）。
第三，以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来界定危机。皮尔森和克莱尔（Pearson & Clair，1998）认为危机是组织利益相关者主观认定的情况。
第四，以危机是否可感知来界定危机。赫曼（Herman，1969）与米尔伯恩等人（Milburn et al.，1983）认为组织本身对危机的知觉程度是重中之重。
库姆斯（Coombs，1998）认为，社会大众认知危机与组织的关联性，比组织自己的认定要更重要。
第五，一些学者基于整合的观点提出对“危机”的定义。胡百精（2016）将危机定义为“由组织外部环境或内部系统失常造成的，可能破坏正常发展秩序和目标，要求组织做出紧急决策、响应和行动的威胁性事件、状态或结构”
。该定义强调了危机的紧迫性和损害，但忽视了危机损害的主次关系；强调了对危机状态的整体关照，但忽视了组织危机管理的时间紧迫性。
第六，基于公关关系的视角提出对“危机”的定义。邵华冬（2012）从公共关系的视角聚焦了组织危机界定和管理的范畴，并将危机定义为“以对于组织声誉、生存发展目标或获利性产生威胁的，并引发外界相关利益群体感知，以突发性事件爆发为标志，要求组织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做出反应，主要是通过沟通管理、利益重建等手段加以解决的一种威胁性的、异化的公共关系状态”
。该定义从公共关系的视角使得组织危机的概念界定更为聚焦，一是区分了“未被公众感知的威胁性事件是否是危机”的问题，将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是否感知作为评判依据；二是聚焦了危机状态下公共关系发挥作用的范畴——公关只能解决一部分沟通问题。
（1）“修辞”一词的英文为“rhetoric”，也常被译为“语艺”。“rhetoric”一词源于希腊词，意为“雄辩的”或“公共演讲者”，由古希腊动词“说”演化而来。汉语的“修辞”最早见于《周易》中“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该句中的“修辞”有“修理文教”之意，与人的修业有关，与现今人们普遍理解的“修辞”有较大差别；在现代汉语里，“修辞”可理解为“修饰言辞”。
（2）西方修辞学领域对“修辞”的定义有所流变。以亚里士多德为集大成者的古典修辞学派对“修辞”的理解呈现“说服”倾向，亚式在《修辞学》中首次将修辞学定义为“劝说交际的艺术”，将修辞家定义为“在任何已知情况下对有用的劝说方式具有观察能力的人”。而以肯尼斯·伯克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派持“认同”（identification）倾向。“我们在研究中提出‘认同’一词，绝对无意去替代地位稳固的传统方法……（但是），用明显带有说服意图的古典概念，来形容某一群体的成员运用修辞对自己和他们之间相互产生某种作用、促进社会凝聚力所采用的方式既不准确，也不得体。正如W.C.布鲁姆所说的那样，认同是信奉和奴役的源泉，事实上也是合作的源泉。”
（Burke，1969）
（3）公共关系视域下的“修辞”取向流变。早在20世纪公关刚兴起时，爱德华·伯纳斯便曾说过：“早在埃及、巴比伦、亚述人的时代，晚至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修辞，而公关也就和政令宣传相关。”“公共关系的议题管理、危机和伦理道德与修辞最相关。”
巴纳姆的“娱乐公众”、艾维·李的“公众理应知晓”、爱德华·伯纳斯的宣传范式，乃至以卡特李普、格鲁尼格夫妇等为代表的“双向均衡”、“卓越公关理论”，均对“言说的力量”有所涉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共关系修辞学转向代表人物罗伯特·希斯更是将“修辞”的概念引入，修辞因而成为这一领域重要的研究取向。
（4）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修辞”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如今学界所理解的“修辞”不只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所认为的“个人的言说”，而是将言说主体拓展到了组织；修辞不仅局限于说话的艺术，更延伸到“通过各种媒介，包括广播、电视、电影、绘画、雕刻、建筑以及商品等，想要传达给大众的形象”
；修辞的目的从单纯的说服拓展到意见的表达、寻求价值认同。希斯（Heath，2000）认为修辞的本质是假设所有意见市场或是公共政策领域的真相、价值与政策，都可以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辩论得到比较好的呈现方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危机修辞研究逐渐受到更多学者重视。代表性人物及理论有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策略”、库姆斯的“危机情境沟通理论”，以及希斯的“叙事策略”等。目前国内学者对“危机修辞”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吴宜蓁、胡百精、张依依等学者在专著或论文中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及方向有所论述。该领域学者较为普遍地认为危机修辞的研究重点是危机主体在危机发生时的语言反应策略。
从国内研究来看，在中国知网以“危机修辞”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总共检索到36篇中文文献。总体来看，国内对于“危机修辞”的论文数量较少，但近两年内该主题的论文发表数量呈上升趋势。从研究机构来看，国内高校为主要的研究机构，在所有的高校中，暨南大学在“危机修辞”主题下的论文发表数量最多。以政府为危机主体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其次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研究的论文。该主题论文的学科分布主要集中于新闻传播、语言、公共管理。当前对于“危机修辞”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这些研究大多从古典修辞学派的视角出发，以新修辞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较少。以新修辞学视角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是李彪（2019）的《霸权与调适：危机语境下政府通报文本的传播修辞与话语生产——基于44个引发次生舆情的“情况通报”的多元分析》，这篇论文以新修辞理论为研究视角，使用共词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等多元方法。研究发现，政府通报文本标题中存在以下问题：传播修辞结构单一与表达过于理性；在文本的话语生产上，以事后补救导向为主，并不自觉地存在话语霸权的立场预设；政府危机通报文本存在七种话语生产模式，但在意义生产层面存在核心诉求缺失等问题。
除新修辞视角之外，岳圣凇（2019）基于政治修辞视角下的对外政策过程框架进行了研究。宋平锋、邓志勇（2018）的研究基于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凯洛斯和比彻尔的修辞情境。钟之静（2016）的研究基于肯尼思·伯克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视角。马秋燕的研究基于班尼特提出的修辞策略。杨晶晶、焦振铎（2019）的研究基于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理论。
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些研究基本以危机事件中企业或政府的公开声明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关注政府或企业的官方声明及媒体报道，大多聚焦单一案例研究。这些研究大都以实践指导性为目的，重点研究修辞性危机传播策略以及修辞型媒体操作分析。例如，杨晶晶、焦振铎（2019）以华为公司的官方声明及高管的采访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华为公司危机公关话语的修辞战略、修辞战术、修辞效果，并且提出了公关要讲修辞情境、公关就是“无我”的企业危机公关话语的修辞理念。宋平锋、邓志勇（2018）以北京红黄蓝教育机构所属幼儿园虐童事件中当事方发布的一则声明为研究对象，进而提出了应对危机事件的危机公关话语传播策略。钟之静选取和颐酒店事件后如家集团的道歉信为研究对象，认为企业应该平衡安排戏剧五要素，“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适时切换‘五要素’中的主导要素，并随事件的发展合理、恰当地运用‘同一’修辞策略，隐性实现自己的修辞动机”
。李军华、马秋燕（2013）将腾讯和360两家公司爆发“3Q”之争后分别发出的公开道歉信进行对比分析，就两者所使用的修辞策略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并就修辞效果进行了评估。多案例的危机传播研究则相对较少，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多案例危机传播研究。岳圣凇（2019）将1993—2018年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作为研究对象，李彪（2019）以2015—2018年44个引发次生舆情的政府“情况通报”文本为研究对象。
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采用个案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大多是选取某个危机事件中企业或政府的声明作为文本进行分析，较少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中文学术文献中存在“危机修辞”“危机语艺”“危机言说”混用的情况。在外文学术语境中，“危机修辞”并未直接使用“crisis rhetoric”一词。“crisis rhetoric”一词在外文文献常被直接使用于政治领域的修辞行为，例如党派竞争、总统竞选、政客游说等。公共关系领域中的修辞研究常被描述为“the use of rhetoric in public relations”（公共关系中修辞的应用）或者“rhetorical perspective in public relations”（公共关系中修辞的观点）；在危机传播领域常描述为“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crisis communication”（危机传播中修辞的方法）或“crisis communication from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修辞观点下的危机传播），持修辞观点的危机研究者主要将“crisis response strategy”（危机回应策略）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企业危机修辞，就是企业作为“修辞者”（rhetor），在危机状态下与其利益相关者展开的语言反应策略。修辞学派认为，公共关系本质上是一个组织的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公关人员利用符号和意义来倡导组织理念，进而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公共关系学”实际的研究对象就是“企业修辞”（corporate rhetoric）。因此，将企业作为危机修辞的研究主体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美国密苏里大学学者W.L.班尼特（W.L.Benoit）于1955年在其论文 Accounts，Excuses，and Apologies：A Theory of 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 中提出形象修复策略（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该理论认为组织在危机中形象受到损害，应尽快开展形象修复，其中如何利用危机修辞进行“解释”是该理论的重要内容。
形象修复理论包括五大类一般策略和14个子策略（见表2-1）。
表2-1 班尼特组织形象修复策略
班尼特形象修复策略的理论假设有二：其一，不论事实如何，只要组织被要求对某件事负责并已遭受形象损害，组织就应立即展开形象修复；其二，既然组织开展形象修复的主要目标是媒体与公众，就应将此二者的评价视为依据。但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策略也存在一些不足或缺陷：其一，该策略的沟通效果缺乏量化评估验证。其二，班尼特未说明各策略的适用情境。一些策略在使用上还需避开“陷阱”，例如在组织犯错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使用否认策略反而起到反效果。与此同理，组织推卸责任时须用证据证明他人应对此负责。又例如，当组织已造成较大过失时要慎用“修正策略”，因为“确保不再次犯错”的修辞可能产生副作用。
“修辞情境”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典修辞学中“kairos”一词。“kairos”指恰当的时机。西方古典修辞学认为只有在恰当的时机，修辞话语才能发挥良好的说服效果。“修辞情境”一词在学术上的“得名”源于比彻尔于1968年发表在《哲学与修辞学》杂志上的《修辞情境》一文，这被认为是对修辞情境这一概念最早、最为经典的表述。
比彻尔认为“情急状态”“受众”“修辞限制”是修辞情境的三个基本要素，“修辞者”（rhetor）、“话语”（discourse）等是修辞情境的附加要素（additional constituents）。
库姆斯通过实验法测量危机情境沟通策略对受众态度及行为变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危机情境沟通理论（situation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该理论可从三方面把握，一是危机情境的认定，二是危机沟通策略与危机情境的适配，三是危机沟通效果的评估。
第一，危机情境的认定。包括危机类型归因、证据“模糊——真实”判定、危机伤害类型及程度判定以及组织有无类似危机历史。
首先，危机情境的认定强调组织危机类型的归因。库姆斯根据受众的主观认定来进行危机事件归因，认为危机来源可分内部、外部、故意、非故意，危机类型则由此分为内部故意违法行为、内部非故意意外行为、外部蓄意伤害行为、外部非故意过失行为（见表2-2）。后来，库姆斯将危机细分为13个类型，并将这13个类型加以聚类，分为受害者族群、意外族群和可预防族群三类危机族群（见表2-3）。
表2-2 危机情境沟通理论中组织危机类型归因
表2-3 库姆斯危机类型三大族群
其次，危机证据的真实性和伤害程度影响组织危机责任的判定。如果证据真实，则责任判定大；如果证据模糊，则责任判定小。危机伤害程度的大小与组织责任判定成正比。
最后，危机情境的认定强调组织有无类似危机历史。如果组织过去曾发生类似危机，则危机发生的一致性高，组织责任判定大；如果组织过去不曾发生类似危机，则危机发生的偶然性高，组织责任判定小。组织与利益相关者的日常关系维护影响组织先前声誉的评估。
第二，组织危机沟通策略的适配。库姆斯将危机情境沟通策略分为基本策略和补充策略两类。基本策略包括否认策略、消除策略、让步重建策略，并进一步细分为强制否认、简单否认、归咎他人、危机不可控、过失合理化、补偿受害者、诚恳道歉等七个子策略。补充性策略包括提醒组织善举、迎合利益相关者、强调组织受害者身份等子策略（见表2-4）。然而，该危机回应策略因缺乏彼此间的内在联系而遭到批评（唐雪梅，赖胜强，2018）。
表2-4 库姆斯危机情境沟通策略
随后，库姆斯对回应策略进一步进行简化，将沟通策略从顺从到防卫分为七大类型，这也被称为危机沟通策略的连续光谱。这七大策略分别为道歉、修正、迎合、合理、借口、否认、反击，该策略与组织责任的判定相适配（见图2-1）。
图2-1 库姆斯危机沟通策略的连续光谱
第三，危机沟通效果的评估。在危机传播研究领域，学者多基于案例研究以评估危机沟通的效果，然而库姆斯使用实验法测量危机沟通策略的效果。库姆斯测量的对象是信息受众的认知和行为，其测量变量主要包括信息受众对组织声誉的评价、对组织的情绪反应、对组织的行为意向（例如是否投票支持、是否购买该产品、是否进一步传播组织危机信息等）。库姆斯认为危机沟通策略要与危机情境相匹配，才能获得良好的沟通效果。因此，在使用危机情境沟通策略时，应遵循危机类型归因、组织声誉变量评估，再选择合适的回应策略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