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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介传播中的当代社会问题，一方面是指当代社会问题作为内容而被媒体报道传播；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日益繁荣，互联网等媒介传播过程中衍生出了新的社会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传播形势与当代社会问题，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观察、思考、梳理，为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做准备。
关键词： 媒介；传播；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目标是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我们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也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努力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既要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又要合乎客观规律。因此，我们也应当充分意识到在追求理想与信仰道路上的坎坷与困难。
伴随着资本的持续全球扩张和世界各大经济体系矛盾的日益加深，当代世界各国都客观面临着一系列共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贫富差距、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等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一方面源自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适应人类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变革加速，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重要外因。同时，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社会问题又通过媒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媒介话语中构建起媒介受众所认知的“社会问题”。
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意味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我们既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又要面对媒介传播中的“社会问题”；媒介传播的主体不仅是国内媒体机构，还包括国际媒体机构。这涉及社会公众通过何种媒介途径认知自身的生活与发展环境，行政力量又应该如何对媒体机构与公众进行引导与调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媒介形象、媒介话语、媒介资本如何进行着塑造与构建。这三者的共同作用，形塑着媒介传播中的当代社会问题，也呼唤着我们的探寻。
社会公众，属于媒介传播的对象，也是媒介话语构建的参与者。哈贝马斯认为，公众舆论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监督甚至控制。“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社会交往空间，公众在此基础上对带有普遍利益的公共事务展开理性讨论和平等协商，最后以公共舆论的形式对抗公共权力机关，维护市民社会整体利益。”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的公共领域包括沙龙、俱乐部、咖啡馆、杂志和报纸等。不难看出，这些“公共领域”具有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诸多特点，却忽略了对平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关注。
在当今社会，随着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等）、数字媒介（计算机等）的诞生、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杂志和报纸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生态，正受到科技发展、社会生活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多方面冲击。这些新兴媒体不但瓦解着传统媒体原有的产业构架与话语体系，也改变着社会公众的媒介习惯。年青一代诞生和成长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所构成的新兴媒体环境中，作为“网生代”，他们已然习惯通过各类互联网媒介、更加主动地获取信息。正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共领域转向了网络公共领域。例如，在网络空间中，人们以网络作为媒介进行沟通交流，形成具有共识性的舆论，进而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如刘良指出，互联网带来了公共支柱形式的创新，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网络沟通所构成的社会交往框架的变化，导致了虚拟社群的出现。
这种“网络公共领域”成为中外学者新的研究方向。网络公共领域与传统公共领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网络公共领域可以更加便于公众参与公共决策，例如，当准备出台新法案之时，国家会通过中国人大网等途径广泛征询公民意见。
同时，各类公众事件在网络公共领域的关注度也远高于传统的公共领域，在各类信息快速传播的同时，也给公众参与的引导与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理想中的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监督甚至控制的社会功能又有所差别甚至差距，虚拟社群对社会议题的讨论，并不一定带来积极的社会效果。如“肖战粉丝事件”逐渐发展成为网络暴力事件。其中所形成的具有“诽谤性、诬蔑性、侵犯名誉、损害权益和煽动性”五个特点的文字、图片、视频，会针对他人的名誉、权益与精神造成损害，成为“网络暴力”。
网络公共领域中的这些现象也让人从思维与精神活动的角度，来思考虚拟社群中公众参与公共舆论和媒介构建的行为。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互联网虚拟社群中客观存在的“网络暴力”：大多数人宁愿过得不幸福，也不要成为乌有；为了达到内心平静，人被告知必须训练他的意志说“是”，以及让你的意志希望那些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这也意味着，网络公共领域中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讨论乃至行动，也可能发展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劳伦斯·莱斯格所论证的网络空间就是要从无规制状态转向规制状态。
网络空间需要法律介入，以此保证公平有序。网络公共领域是网络空间中的重要一部分，因此，需要寻找合理有效的方案治理网络公共领域出现的问题。
在如此背景下，我们不禁思考媒体与媒体资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行政力量所应承担的责任。媒体机构与媒体资本理应作为中介机制，积极舒缓、平衡乃至参与治理相应的社会问题，并为行政决策提供参考。而媒体自律的缺位必将导致行政干预的增加。2019年12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根据规定，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和生产者、平台不得开展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深度伪造、流量造假、操纵账号等违法活动。
行政部门将网络媒介传播中产生的乱象当作“社会问题”加以治理。罗豪才指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并且保证权力能够有效行使；同时也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处于平等地位。在网络媒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需要行政机关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处理；通过行政调解连通公民权与行政权，构建自由、公正、有秩序的和谐社会。
哈耶克认为，广泛的政府控制所引起的变化是一种心理变化，是人民性格上的改变。
在互联网媒体时代，全世界都面临不同的舆论环境变化与挑战。西方世界的精英阶层利用媒体权力为自己造势，利用强大的宣传优势左右舆论，资本势力通过控制媒体从而获得了超民主特权。
事实上，西方世界对传播媒介“广泛的政府控制”的“缺位”，导致了民众一系列心理与性格的变化。例如，因网络媒体曝出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而掀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fe Matters）运动；再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向大众煽动说媒体已被精英阶层所控制，他声称精英媒体传播的都是“假新闻”，而总统大选的媒体舆论已被篡改，他甚至诱导了其支持者暴力占领了美国国会。社会问题在网络媒体上的传播同样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
这些行政治理缺位的真空，正在被民粹主义所填补，争夺媒体注意力及其控制权。媒体注意力可以作为一种宣传武器对政策决定产生影响
，而媒体注意力是利益团体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表现自己为“大众”谋福利来占上风。游说团体能通过在媒体辩论中呼吁公众利益来掩饰其经济利益或个人利益，但公共利益框架与公民偏好之间的联系依然并不清晰。
随着民粹主义从欧洲扩散到其他国家，媒介传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粹主义的传播，会引导民众构建责备观念，促使民粹主义态度的形成，但对国家及政府的认同感也会发挥感知过滤的作用。
当人们与国家疏离时，会接受归咎于国家的指责，反之则不会。
换句话说，国家、政府、行政力量在社会治理与媒介传播的缺失，恰恰是民粹主义社会问题的诱因之一。
因此，媒介传播中的当代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媒介传播与当代社会的问题，还与当代世界政治、当代世界文化、当代社会主义等议题紧密相关。这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科学地分析当代社会问题与矛盾，以及相应的媒介传播行为；以整体、全面的视角，客观地理解人类发展历史中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动关系。
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问题，我们也在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这要求我们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而不能照搬他国做法。改革不是要强化政府权力，而是要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合作关系：既要为公民提供均等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又要创造条件使公民真正参与社会管理中并承担起社会责任。这也为与之相适应的媒介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荀子言：“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人皆是追逐利益的群体，有利益便会有纷争，有纷争发生便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更需要通过制定规章制度调解因欲望冲突而发生的各种纷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新兴的互联网媒体集团也倾向于商业利益；基于传媒经济学“受众商品论”和“受众劳动论”，部分互联网媒体公司以民众的媒介消费时间作为商品予以“售卖”，而弱化了媒体平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在这样的逻辑下，技术的发展反而加剧了媒介使用者的“异化”；各类数据收集与算法工具，是为了广告竞价排名、精准营销等营销目的而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媒体公司还会强调将内容使用者积极转化为内容生产者，通过调动民众的参与度来形成为其商业利益所服务的“网络公共领域”，从阅读、点赞、转发等使用行为发展到文字、图片乃至视听内容的生产，如从豆瓣、知乎到美丽说、小红书等，最终实现用户生产内容在其引导下的头条化、焦点化、热搜化。
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在“网络公共领域”的使用与生产行为成为“数字资本”。吴鼎铭总结道，移动终端类产品的进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互联网平台信息通信系统发生了更多改变；传媒与劳动的互动关系，随着“内容创业”“共享经济”兴起，社会中具有创作能力的个体受到商业意识形态感召，争先恐后加入数字资本运作过程，集聚于各网络平台上，逐渐成为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数字资本背后的消费主义倾向，重新形塑着媒介传播及其参与者。陈世华总结了“受众商品论”
的理论溯源：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麦兹从马克思劳动时间概念出发，提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都是劳动时间；而受众在工作之余非睡眠时间收看电视，试图在电视面前休息，实则仍在身不由己地作为受众在工作，进行着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产生对商品的需要。大众媒介提供的电视节目，实际上是刺激和引起受众胃口的“免费午餐”，用来吸引受众关注。受众享受免费产品，不仅仅是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创造价值。媒介提供内容，其目的在于吸引潜在受众，并保持其注意力，培养他们对广告信息的好感。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其不公平之处在于：受众在闲暇时间仍然付出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不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从这样的视角看来，当今商业媒体所生产的内容，仍是为了获取用户注意力及时间，其最终目的就是为让读者阅览刊载的广告等营销内容。
然而，斯麦兹过于将媒介行业的本质置于经济基础之上，他忽视了受众作为个体及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和人之差异，且并未考虑传播过程与社会情境的关系。媒介的用户并非完全被动的“受众”。文森特·莫斯可在后续研究中补充解释，提出控制论商品（cybernetic commodity），认为“生产者不是缄默的，但受众也不是消极的”。媒介生产的商品实则是受众相关的信息、身份、浏览量、转发量等，而非受众本身；受众，或者说媒介的使用者，尚未被“异化”为商品。
莫斯可的积极受众观较斯麦兹的观点有所推进，强调媒体机构是建构受众劳动和资本市场关系的重要桥梁，突出受众在媒体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这从被动的“受众商品论”转向了更加主动的“受众劳动论”，进一步揭示了在互联网数字媒体时代，日常生活被媒介技术整合进信息化资本主义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的过程。数字媒体的用户被卷入到其价值链中，服务于生产、消费和市场多个环节。
相对于现实中的如贫富差距等“显性”社会问题，数字媒介空间中的“劳动”与“剥削”的矛盾似乎并不突出，更多是来自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消费主义的侵蚀进一步消解了理想中的“网络公共领域”。随着网络暴力等数字媒介空间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一个谣言传播温床四布的“后真相时代”正在形成：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事实的重要性已然退居次席，人们对事件所产生了何种情绪，比事实究竟如何更加重要。
助推这一新生社会问题的恰恰是一众互联网平台与数字媒体资本，以及其消费主义本性。它们无意于区分事实对错，更在意的是这些论战、谣言乃至冲突是否发生在其平台之上，因为这些“受众劳动”也都意味着极具价值的“受众商品”。
也有学者把这一现象形容为数字围场
（digital enclosure），指出“互动技术中鼓励用户反馈实质上是自我交易，这种反馈最终成为私有公司的私有财产”。在互联网平台等数字传播媒介上的互动技术与互动行为也暗藏着剥削玄机。互联网平台等数字传播媒介在这一数字围场中，围猎的是使用者的论战热情、时间和注意力，其在社会问题讨论乃至因网络暴力而新生的“社会问题”中获利。
媒介传播中的当代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当代社会问题作为内容而被媒体机构报道、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传播，也是在信息数字化背景下，互联网媒介传播过程中衍生的新的社会问题。在互联网空间中并没有形成哈贝马斯理想中的、能够平衡行政权力并辅助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领域”。信息技术与生产力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当代社会问题的必然消解；当代消费主义、数字资本乃至数字资本主义，反而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这都呼唤必要的行政引导与干预。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
。媒体人应该“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对网络空间的治理同样也需要筑牢坚实的法治基础，要求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我们强调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和世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把握好我国公有制占主导的传媒格局优势，创新地解决媒介传播中的当代社会问题，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马瑞青，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副教授；韩旭，郑州大学法学院2020级法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