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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疫情期间，公私领域边界的模糊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与新冠病毒一起蔓延，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与公私领域边界的重塑成为后疫情时代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数字资本主义的视阈出发，在后疫情时代对隐私进行反向审视的基础上，分析公私领域边界的模糊以及公共领域的侵吞扩张，如何使人类处于超级全景监狱的敞视之中。本文认为公私领域边界的重塑需要从遵循数据技术并建构隐私伦理原则、强调社会责任并重视商业伦理准则、强调适度自由并完善法律监管规章制度三个维度进行。
关键词： 隐私；后疫情时代；公私领域边界；路径重塑
麦克卢汉曾言，我们塑造了工具，然后工具塑造了我们。在数字化时代，身体的社会交往被边缘化，广泛的智能设备应用使人在数字网络中越来越欲罢不能，在虚拟的数字网络中进行社会交往成为最普遍的交往方式。在这种交往中，实体通过数字化操作进行数据产品的生产，以数据关系匹配出虚体与虚体之间的关系。数字化方式渗透、弥漫在网络空间之中，带来新社会交往方式、新消费模式、新经济模式、新政治参与方式，塑造着各自空间中的意识形态。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提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指信息网络前所未有地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
这种动力也在逐步塑造并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一方面使人类更加便捷地掌控生活，另一方面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使公私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
数字化方式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高效性，精准化疫情防控减少了人力资源的损耗，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个人隐私泄露危机凸显。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高峰期间，媒介通过促进信息及时流通，为物资的输送起到了重大作用，创造了抗击疫情的“中国式奇迹”。在大数据支撑下的二维绿码、轨迹地图等技术应用，提高了人们对疫情的防控管理效率，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人们对危机事件中“不确定”的焦虑。数字化方式有助于整合线上医疗资源，通过大数据共享疫情的诊治工作、高效率采集个人信息，提升了疫情防控的效率，优化了整体的防疫体系。
同时，基于恐慌心理下，对“作为病毒的他者”的想象，造成了诸多个人乘车信息、身份信息等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方式扩散，部分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这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造成“人人自危”的隐私泄露惶恐，也加剧了对他人的不信任情感。
人类有选择的能力，更有决策的责任。在后疫情时代，需要对隐私问题与公私领域的边界进行审慎的思考。本文从数字资本主义的视角出发，在后疫情时代对隐私进行反向审视，分析公私领域边界的模糊如何使人类处于超级全景监狱的敞视之中，以及公私领域边界的重塑需要从哪些路径完成。
当个体开始注重“隐私”这一概念时，就已经开始在潜意识中考虑关于自我、群体与社会的深层次关系，并预设了一个使自我区隔于群体和社会的空间存在。现代社会便捷的联系与个体原子式的存在，使个体之间的联系既紧密又疏离。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认为，当代青年在网络社交时内心呈现越发疏远的情感状态，数字化的网络互动给青年带来认知偏差，导致青年的情感虚化。
群体性孤独所带来的寂寞感，使人们越发注重自我私人领域的建设，希冀通过自我寻求，抵抗群体性孤独的困扰。
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的出现，使之前原子式散落的现代公民开始被迫与他人产生重要的联系，自身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病毒传染体。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在疫情期间变成了“他人即病毒”，这种对传播病毒的恐惧想象和危机感使个体迫切需要了解周围大部分人的身体状况和一些病毒感染者的行动轨迹。被社会文明所创造、用于保护个人主体性的隐私受恐惧所冲击，隐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工具性价值以及对于人格尊严实现的作用，在疫情期间被迫降低和减弱。
“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奥威尔小说《1984》中描述的政治监控和毫无隐私的场景令人感到压抑窒息。当下社会隐私保护的观念增强，却也提供了隐私侵犯的途径。在严格防控疫情中所泄露的个人隐私，将当下个人隐私的泄露问题置于聚光灯下。从各种名人饱受隐私被公开的困扰，到个人信息成为一种商品被明码标价公然售卖，个人隐私的泄露已经屡见不鲜，然而，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的泄露以数字化方式呈现了公私领域界限的模糊，以及公共领域的侵犯扩张所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
互联网传播中个人隐私泄露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社会突发事件中“不确定性”的焦虑和“被遮蔽”的恐慌。对于个体而言，大量的信息获取是应对这种焦虑与恐慌的重要方式。疫情期间，二维绿码作为健康人的能指被赋予了新的所指意义，采用信息化手段对个体信息进行收集，在不同程度上为个人信息泄露埋下了隐患。在社会危机事件中，出于个体权益对公共利益的让渡，个人隐私存在被恶意使用的风险。
据报道，2020年4月，山东青岛警方发布通报称，胶州市民微信群中出现当地中心医院出入人员的名单，6000余名市民的姓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被公之于众。2020年3月，天津市通报了3款疫情防控App以及4款小程序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
各地排查湖北返乡人员的名单被四处传播，让湖北人作为“被想象的病毒携带者”感受到巨大社会压力。超市、药店等商家将大量消费者信息记录在册，并公然摆放在柜台上，使隐私信息几乎处于公开状态。2021年5月，宁夏银川的范某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随后，一份详细的流调报告很快在网上曝光，其中包括他本人及家人姓名、身份证号、住址，以及详细行程记录。
涉及个人隐私的流调报告泄露对当事人产生伤害，干扰日常安宁生活，也影响地方正常的防控布局。这种现象容易引发个体陷入垃圾信息的骚扰、消费陷阱的欺诈中，进而产生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的次生侵犯。疫情防控中的隐私泄露不应该随着国内疫情趋于稳定而被淡忘，需要以此为反思的契机，从疫情出发审视当下的隐私泄露问题。
“隐私权”的概念最早由布兰代斯于1928年在奥姆斯特德诉合众国案中提出，他与沃伦合著的《隐私权》一书将隐私这一流变的道德观点形塑为一种法律原则，以先行者身份提出现代生活中的隐私需要得到保护。早期的隐私主要是指身体、行动等个人秘密。现代资产阶级宣扬民主、个人的价值、肯定并彰显自我的尊严与个性，隐私作为人内心所隐瞒的秘密开始涵盖私生活的内容，在维护尊严、实现自我价值的思想基础上，隐私作为个人生存基本权利的观点逐步深入人心。当下，隐私的范围囊括了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隐私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被暴露和侵夺。
理解公共领域如何不断扩张到私人领域，需要把握个人隐私被侵犯的实质。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现实生活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塑造一个巨大的数字平台，在这个虚拟数字平台中，存在着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投射。数字资本拥有者占有了绝大部分数字化平台用户生产的数据，个体成为日夜生产数据的免费数字劳工。这种大规模的个人信息生产，使得个体走入由数字信息构建的全景敞视监狱，面临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监视。数字资本主义为个人隐私被资本以及失控的个体窃取与售卖提供了条件，导致公共领域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断扩张与侵犯私人领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原来的货币占有者资本家，昂首前进，劳动力的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
马克思强调资本的作用，认为工人出售劳动力让资本家榨取使用价值时，资本主义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这对思考数字资本主义有着启发意义。当今的社会交往关系不再纯粹依存于货币，而是数据。在今天，人们的交往方式已发生从基于物理空间的社会交往到数字交往的转向，数据信息塑造了数字化生存的拟态环境，真实的个体在社会交往层面需要依赖数字化的虚体而存在。因此，被运算或者被收集的数据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基石，数据也就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具备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和商品。
数据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交往界面，可以涵盖、赋权并建构绝大多数交互的社会关系。我们不需要像技术消极论者一样去缅怀一个前数字化时代，这种以乡愁般忧郁的方式抵御数字化的进程，及其带来认识论变革的思想无异于蚍蜉撼树。
问题是，这种数字资本对于数字的获取、加工、分配与再生产过程中，缺少一个成熟市场规则的制衡与道德伦理约束。譬如用户在购物软件的海量消费数据，经过算法的分析可以绘制出投射用户喜好与消费习惯的用户画像，并用于商业信息的精准投放。用户的购物、浏览、观看行为实际都是作为数字劳工在工作，这些带有个人隐私的数据被平台无偿获取，并通过云计算技术成为数字资本的一部分，但个体本身并没有从这种数字劳动中获利，市场的逐利性成为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动着数字资本的扩张。在生产和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用户的个人信息有可能泄露，如此庞大的数据体系就更需要完善的保护与足够的重视。
“圆形监狱”这个概念最早在18世纪由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指一种特殊的监狱设计方式。在这种设计模式下，犯人处于不同的牢房，而看守者在最高一层的圆形平顶房间内进行监视，看守者可以看见所有人，而犯人却不能看见看守者，封闭式管理让犯人之间缺乏有效传递信息的渠道。在这种控制模式下，无论管理者是否尽职，犯人们都不得不内心预设看守者的监视，形成一种自觉惩罚和监视自我的心理。这个概念后经由福柯发展成“全景敞视主义”，他从传统人类社会控制方式中发现，利用信息的不对等，使用道德制约和人被孤立的恐惧心理，可以实现显著的社会治理效果。
波斯特将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与数字时代连接，提出“超级全景监狱”的理论。他认为，在后现代数字化生存的今天，工业化的数字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开始对社会大众进行有效控制。相互连接的数据库构成了巨大的全民信息网络，可以对任何人的日常生活进行详细的建构。超级全景监狱突破并撕裂了全景监狱，将个体身份进行重构，在无形之中消融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成为数字化生存时代一种全新的统治模式。每一个人都难以避免处于权力系统的监视与规训之中，这种媒介技术所独有的权力强化了社会对公众的统治。“超级全景监狱”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由传统社会统治者所建立的信息资源垄断体系开始发生变化。这种社会治理模式被互联网技术赋权所打破，分权和去中心化的数字生产改变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
波斯特认为，数据库作为一种全新的超级全景监狱，“将书写的基本原则进行延伸，并改变了它必然的终结性认识并疏远了作为一种铭记符号痕迹的形式”
。因为个人所有的信息都以数字化形式不受时空传输限制，可以在任何地方永远存留，数据库成为对人类活动进行无死角监控的超级全景监狱。个人隐私开始遭到全面侵蚀，在网络空间中，人与群体、个体之间的任何交往都会留下痕迹，私人的社交与行动轨迹成为数据资源。如果有人将这些数据处理加工之后，就会清晰了解到网络使用者的生活方式，将其变成“超级全景监狱”下的囚徒，这无疑会给公众的生活带来危险。
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反思不等于要删除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回到鲁滨孙式的原始生活状态，甚至彻底抛弃智能设备，逃出数字时代的超级全景监狱。我们应该批判地思考，数字资本主义的网络和监视不应该成为泄露个人隐私的帮凶。好奇的力量在背后一直鼓噪着，一些人通过暴露他人的隐私获取窥私欲的快感。失控的个体最典型的例子是一直被诟病但从未消失的人肉搜索。人肉搜索实际上是网络搜索引擎的形式之一，逐步演变为通过网络寻找他人的真实身份并进行曝光。这种行为一方面通过网络数据曝光违法乱纪现象以起到警示作用，以舆论监督的方式维护社会的道德正义；另一方面，非理性的窥私动机也对个人隐私造成极大伤害。
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处于公共空间会压制窥私欲，进而将这种本能进行伪装或者象征性转化，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消解。当失控的个体开始人肉搜索他人，并曝光公民的个人隐私，践踏其合法权益时，很有可能是认为自身站在道德立场的制高点，把自我看作守护道德正义的卫士。自我道德的优越感抵消了曝光他人隐私的不合法性。这种轻视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传统社会中被称为“示众”警示，而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演变为“网络群体暴力”。
与人肉搜索一样，偷拍也给人们的隐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明星的隐私亲密照被偷拍，宾馆和浴室安装针孔摄像头偷拍个人隐私后公开售卖，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些失控的行为将公共领域的边界不断扩张至私人领域之中。在数字时代，如果公民不可避免地需要以一些私人信息泄露的妥协来换取便捷的生活方式，那么公众就更应该明白这种妥协并不是将个人全裸置于公共领域之下，这些隐私一旦进入互联网传播渠道，会产生怎样的传播效果将变得难以掌控。网络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空间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空间的特点，尤其是在公私领域的划分中，其边界日益模糊不清。在后疫情时代，这种新型空间更加需要对个人隐私进行遮掩与保护，其边界的建构也需要慎重的思考。
法国辩证法之父亨利·列斐伏尔在批判资本主义形塑空间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三元论。他认为，任何空间都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即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
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网络空间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角逐的结果，也是现实社会的具体表现之一。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曾将国家和社会视为公共领域，将家庭及私人生活视为私人领域。古希腊人认为，私人领域仅仅提供了一个临时逃避政治生活的空间，能够参与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活才是享受至高无上政治权利和优渥生活的体现，私人领域在一开始是指被剥夺最高权利和展现自身特点的生活状态，这种将私人领域作为公权利失语者逃避场所的观点，与当下对私人领域的认知有所不同。启蒙运动之后，个人主义逐步发展，私人领域开始彰显出保护个人价值、保护私有财产的特点。
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应该是透明的，展示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了解。这一观点与海德格尔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无遮蔽性相似，主张的是在公共领域中展露出事物原本的样子。
公共领域中的行为是一种相互展示与自我行为的暴露，人们在关注他人的同时也受到他人的关注。私人领域则是处于黑暗之中、不为人所知的，个体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割裂的状态，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内在的喜怒哀乐都是遮蔽的，无法在公共领域中展示。在公共领域内容私人化和私人领域公共化异常严重的今天，公私领域边界的流动和位移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阿伦特认为，社会领域以一种无所不容的公共性抹杀了一切个体的差异，并淡化了公私领域的边界。社会群体的同化和公共领域的异化，导致政治生活逐渐变为被经济利益所操纵的游戏，人们也成为仅仅追求基本温饱生活的群氓。哈贝马斯则认为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中，私人领域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国家和私人之间具有一定张力，它的发展也始终包括私人领域的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开始通过技术获取更多的公共权力，公共领域也入侵了私人领域，公私领域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
“在一个不得不坦白的年代，公共领域越来越成为展示隐私的舞台，隐私的公开的通道被打开，没有什么私人信息是不能被展示、被公之于众的。”
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中忧心人们已经找不到外部的、隐蔽的空间去躲藏。疫情暴发期间，在社会防疫管理需要与恐慌情绪的双重作用之下，这种暴露显得尤为严重，公私领域的边界意识被人们抛之脑后。隐私的安全感在日益强大的媒介技术面前显得奄奄一息，这种日常社交安全距离的设置原本为公众打造了一个多元自由的社会环境，个人的喜好、性格、活动都不必要被放大并监视，但随着私人空间的边界被跨越，一种隐私的赤裸感让公众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衍生出不信任和怀疑的社会情绪，更加剧了现代人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从福柯的全景监狱到超级全景监狱正在逐步变为现实，由于公众缺乏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安全需要和组织的需要，人们在更深层次被规训与压制。
边界的跨越和模糊实际上改变了人类思考的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尼尔·波兹曼认为：“每一件工具里都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偏向和独特的价值观。”
他认为，20世纪以来的电脑和电视时代产生了技术垄断文化的现象，公众被泛滥的低质信息泡沫所包围，电脑让普通人的隐私更加容易被盗取和追踪。媒介技术包围并吞噬了公众的生活，所有的媒介技术都在将私生活进行展出，这种隐私的窥探欲望是媒介技术与生俱来的基因。应该清楚，虽然技术使私密性经验有了更多暴露的可能，但自我主动暴露也是跨越公私领域边界的一个重要动因。
当个体越来越关注个人隐私的同时，个体也越来越愿意主动暴露自我的隐私。正如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生活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通过表演呈现符合自我形象预期的人设。
人们一方面在键盘上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个人隐私，另一方面又在朋友圈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个人行程和相关信息主动披露在大众面前。隐私被主动披露，又被有意获取，公开和曝光形成的隐私狂欢，成为大众文化存在的一种普遍状况，隐私消费和个人信息窥探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语境中，以商业化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以伪个性、肤浅、低俗甚至恶趣味对社会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这种浇灌文化水泥的方式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的谋和而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大众文化的解放性，认为大众文化最大限度激发人们参与的热情，主动接受并参与大众文化的构建，从事意义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将这种视角用于隐私狂欢文化的解读，窥私和暴露是现代人对自我主体的认同，主动将人性的欲望置于放大镜之下。
公私领域的边界建构作为一种文化概念，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有不同的体现和具体价值。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私人领域应该被放置在公共领域中观察和评判。孔子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认为，君子应该坦坦荡荡，无所隐瞒，只有小人才会遮遮掩掩，患得患失。孟子的“人生三乐”认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对天地无愧是人生中重要的事项。中国文化一直将私人领域的敞露，作为一种为人处事坦荡的理想标准。比起私人领域，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集体主义的私人领域，“家丑不可外扬”“亲亲相隐”等文化都显示出为了实现固定层面的社会目标的功利主义倾向，私人领域在其中有可能成为一种牺牲品。导致公私领域出现问题的原因还包括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归结于“人”这个根本性原因。如果能够像苏格拉底所说，选择“反思的生活”，或许就能够选择更加安全合理的生活方式，保护私人领域更少受到侵犯。我们要从根本上反思人的本质与技术的关系，不断提醒自己，人类活动的基础是自我价值的存在，想要在技术弥散时代有尊严地生存，就必须回归人本位的工具使用时代，重塑公私领域的边界。
技术哲学主义者芒福德认为：“技术进步的目标应该是关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所有方面，而不只是技术需求的功能，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精神，应该审慎考虑人类本性与技术的关系。”
重塑公私领域边界的路径也需要这种精神，要以公民动员和人文精神建构，抵御数字技术资本对隐私的侵蚀。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强调社会责任并重视商业伦理准则，强调适度自由并完善法律监管规章制度，从而在更高层次回归波兹曼所言的“工具使用文化时代”。
人应该怎样重归主体地位进行媒介使用？史学家文多弗的罗杰的《历史荟萃》（
Flores Historiarum
）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著名故事。由于丈夫利奥夫里克对百姓横征暴敛，善良的妻子戈黛娃夫人不厌其烦地向丈夫求情，希望可以减免税收。最后，利奥夫克里刁难妻子，对她说只要戈黛娃夫人可以裸体骑马绕行街道一圈，就可以减免税收。戈黛娃夫人向全市人民宣告利奥夫里克的命令，随后身披长发赤身裸体骑马绕行，市民都躲在门后并拉上窗帘。只有一名裁缝Tom在窗上凿洞偷窥，他随后双目失明。此后，“Peeping Tom”就成了英语中偷窥狂的意思。这个故事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启发，在一个理想的隐私文化空间中，窥私欲虽然是人与生俱来的冲动和好奇的本能，但理性判断和自我良知才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价值所在。相信人性无所不在的力量，以人类固有的尊严和价值力量，借我们一双慧眼，使我们明辨是非和善恶。
遵循数据技术，建构隐私伦理的原则，像故事中的市民一样克制侵犯他人私人领域的欲望，尊重他人的权利和隐私，是解决各种隐私问题的首要关键点。虽然现代社会的个人属于一种孤岛式存在，但人毕竟是社会动物，没有人可以成为一座与外界毫无联系的孤岛。在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今天，克制自我的欲望就是在保护自我的隐私。例如，在疫情防控中，要坚持“享有平等待遇”，因为个体在侵犯他人隐私的同时也随时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泄露隐私的受害者，所以保证人格尊严，重视个人隐私等价值原则更应该成为数字时代的个人伦理。
媒介技术赋予公众更多权利的同时，社会也该将这种技术赋权，加诸培养一种积极的个人领域保护中去。没有真正意义上足够细致的法律和技术的建构可以厘清公私领域之间的界限，只有当公众不再随意泄露与传播他人隐私，不再公然入侵他人的私人领域时，这种边界才真正得以稳固地建立。
当下，个人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最主要的资本形式。商家通过抓取用户浏览痕迹进而掌握云计算结果，以算法形式向用户推送信息，从而得到更大的销售量。数据资本所注重的是如何提升市场销量，使自己的生产利益最大化。这种算法对个人数据的获取将个人隐私集纳入数字资本当中。奈格里指出，从表面上看，个体的单次搜索毫无价值可言，但是如果搜集的次数足够多，这些数据就成为非常有价值的资源。这些资源决定了企业的自身发展与生存状况，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反馈。如果不能承担社会责任，无视商业伦理，将集纳个人隐私的数据仅仅作为牟利手段而肆意售卖，就无异于杀鸡取卵般忽视消费者权益，数字资本不应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盲目丧失自身的社会责任。
责任伦理是一种将人作为唯一责任主体的道德情感和内在责任感，强调人的道义担当和必须为自身行为后果负责的判断标准。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是高于自身营收利益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义务，利益与义务看似相悖，却涵盖整个市场环境和企业长远发展的伦理准则。
在互联网世界中的数字资本主体需要遵循社会主义下的商业伦理准则，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商业化活动中，数字资本主体要充分尊重包含个人隐私的数据内容，审慎使用手中的用户隐私支配权，通过多方主体的参与进行明智和慎重的决定。例如，美国政府在促进互联网技术发展中提出建设性的行业指导、规范网络隐私认证计划、技术保护、行业自律等方面的要求。在公私领域边界重构中，秉持企业的隐私保护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并重的原则，在技术发展的同时与社会责任相结合，才能让数字技术本身得以良性发展。
数字资本成为世界潮流的主导，其所占据的数字资本由一般数据所构成。在数字潮流的裹挟之中，个人隐私被卷入其中，公私领域的界限随之模糊。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观点将数字化看作新的圈地运动，反思这些数据是否应该被几家公司所垄断。如果这些包含个人隐私的数据不应该，也没有被少数企业或者个体所占有并使用，那么出现的新问题便是，体量如此庞大的数据该由谁来管理或使用。作为共同体的产物，数字时代建构公私领域边界的口号不是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是强调适度自由，建构合理有效的法律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包含数据安全和使用的透明。
我国互联网行业和数据信息产业发展迅猛，也伴随着个人隐私泄露问题频发。
政府出台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互联网终端安全服务自律公约》等公约，围绕用户的数据安全和保护，设置了相关条款，但未来隐私法律法规的建设完善仍然充满诸多可能。以政府为主体的隐私保护法律、规章、制度的完善，是在保障社会和个人安全的前提下，让个人隐私真正受到保护的直接手段。国家在这方面也正在与时俱进，在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第六十一条明确要求“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具体规则、标准；针对敏感个人信息以及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
。这一立法的过程也在评估政府法律监管和企业经营自由的辩证关系，明确数据中所包含个人隐私的内涵，划定即使为维护公共利益也不得跨越的公民隐私界限。信任重建是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完善保护公民隐私的法律渠道，正视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章制度的不足，优化相关立法规制、行政规制、司法规制，促进公共安全保障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平衡，是这种信任重建的有力保障。
（王擎，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揭其涛，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