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保障5G安全及其他法案》（ Secure 5G and Beyond Act of 2019 ）、《美国5G领导力法案》（ United States 5G Leadership Act of 2019 ）、《促进美国5G领导力法案》（ Promoting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n 5G Act of 2019 ）这三部法案都于2019年提出，时间上略有先后：《保障5G安全及其他法案》于2019年3月27日提出，《美国5G领导力法案》于2019年5月22日提出，《促进美国5G领导力法案》于2019年7月15日提出。至本书截稿时，三部法案都在参议院审核阶段，需在参议院通过后，由总统签字后才能成为法律。
三部法案存在内在逻辑的连续性。《保障5G安全及其他法案》是三部法案的纲领，是对5G时代作出的引导示范和指南性文件；《美国5G领导力法案》是对美国在5G时代自身领导力的全方位阐述；《促进美国5G领导力法案》则是如何提升美国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5G话语权的实际性、方法论文件。三部法案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上都是逐层展开、逐步递进的关系。
《保障5G安全及其他法案》由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比盖尔·斯潘博格（Abigail Spanberger）提出，全文共两部分
。篇幅不长，通篇基本上是对基本纲领的介绍，要求美国制定策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的5G网络及基础设施安全。
这部法案对于自身的定性如下：它是一份和国家的经济担保权益（Security Interests）有关的第五代以及未来通讯的说明，是对5G到来后多个方面存在的潜在风险的鉴定和评估，是对5G意义范围的界定，是一份5G时代国内外设备供应商的“可用清单”。全篇的总则和纲领性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下一代移动通讯体系和设备设施安全性策略”中。该部分在“策略需求”（Strategy Required）中主要提到三点：一是确保美国国内第五代以及未来多代移动通讯体系和设施的安全。二是支持相互防御贸易联盟（Mutual Defense Treaty Allies）与战略合作伙伴（Strategic Partners）的通讯系统与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国家/组织的第五代以及未来多代通讯设备的系统和设施的安全性。三是保护美国国内本土企业的竞争性、美国国内消费者的隐私并使标准制定本身独立于政治之外。
通过以上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未来通讯领域的整体规划和布局思路。该思路不仅限于第五代通讯设施，体现的是对未来将出现的通讯设施建设，亦即之后的N代通讯设施的安全性战略布局。
法案通篇充满了对于5G时代可能存在的风险的顾虑。例如，法案指出，要保证5G设备设施建设必须由美国内部掌握；支持美国的相互防御条约联盟、战略伙伴以及与美国有共同利益的其他国家；最大限度地避免标准制定体系受政治影响，保护本国企业发展的完整性等。虽行文间未曾言明，但其矛头直指华为、中兴等5G技术领先的企业。
三部法案中，篇幅最长的当属颁布于5月22日的《美国5G领导力法案》。该法案由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提出，得到两党支持。其中对于5G时代来临后美国需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以及怎样做都做了详尽的论述。全文由九大部分
组成，开篇即明确美国重拾5G时代领导力的重要性。笔者将在之后的行文中主要阐述这部法案中涉及中国的部分。
第二部分的“界定”中，层层递进地将法案中提及的14个相关名词
都做了详尽的阐释，仅这些阐释就占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5/14）。在第九条法案“涉及的公司”中，明确提及华为和中兴与其附属企业，以及任何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讯供应商公司与面临国际安全风险的实体，直接将中国和中国企业与“面临国际安全风险的实体企业”画等号。可以说，整部法案将矛头直指中国通讯服务供应商，直指华为与中兴。之后的政策论述中不断提到“涉及的公司”这一界定，对其进行了诸多的限制，甚至不允许联邦政府并购其公司实体以及任何附属的子公司，以全面防止渗透。在美国及其联盟国家部署5G的进程中将“涉及的公司”全面排除在外。
第三部分正式开始介绍《美国5G领导力法案》的正文，明确美国应该怎么做、联邦政府应该怎么做，其核心要义无外乎促进美国商用5G网络的发展，支持本国企业发展5G、抢占频段，严防外来企业并入美国。
第四部分主要是设备购置方面的限制，首先限制了从“涉及的公司”中购买任何设备；其次，在法案颁布的90天内，另将定义一项新的规则供委员会采用：通过FCC项目应对通讯供应链国家安全威胁（Protecting Against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o the Communications Supply Chain Through FCC Programs）。
第五部分是关于设备更换的许可。这一部分对更换的设备使用年限、来源以及更换的预算、更换的资格都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规定。更换设备的企业先要从供应链安全信托基金（Supply Chain Security Trust Fund）处获得许可，或者获得借用许可。从国库中可免息借出的用于设备更换的资金不超过7亿元，且只可用于替换“涉及的公司”以及面临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所供应的通讯设备；获得更换设备资格的通讯企业的用户不得超过600万个。这既是对5G建设资金的节约，也是对5G发展期间本国通讯行业内非龙头企业的一种扶植。笔者认为，这种扶植方式可以通过国家提供资金的方式，促进美国国内通讯行业中各个企业的发展，同时有效地避免单一企业发展过大造成的垄断。
第七部分5G的部署和可用性中，也提到要对“涉及的公司”所提供的设备以及服务进行特殊的关注。
第八部分提到“联合计划”（Joint Program）的信息共享，提出在法案颁布的90天内，国家安全部门要与情报部门、联邦调查局、商务部门共同磋商，与美国通讯服务提供商和组织进行日常以及特殊事件的分享；与此同时，优先与小企业、乡村地区的企业合作。通过以上法案条例可以看出美国希望在5G时代，借势发展国内小型企业以及边远乡村地区经济的通讯建设，发展本国经济的意图。
新技术革新带来的利益，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共享。《保障5G安全及其他法案》《美国5G领导力法案》《促进美国5G领导力法案》三部法案无一例外都是通过立法与国内的企业达成一致“共识”。在企业自身发展层面，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就是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关系。以20世纪美国信息产业为例，AT&T
、西联
（Western Union）日益壮大直至垄断，当财富和资本的累积到达一定程度时，其影响力就不只限于经济领域，它们开始将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
私人资本的裹挟所呈现出来的就像《巨富》中描绘的世界：当私人资本到达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时，它将从经济走向政治，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走向。因此，三部法案中，对于有着一定规模的企业也予以限制。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的方式同这些小企业订立契约，保证其既保有5G建设的巨大活力，不购买、租赁华为、中兴及其下属供应商的设备，又不至于造成垄断，威胁到美国自身利益。甚至为了抗衡华为，促进本国5G的发展，美国五角大楼还提倡各个5G美企开源。这直接影响了美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
颁布于2019年7月15日的《促进美国5G领导力法案》由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部副部长、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Michael McCaul）提出。从逻辑上看，这是涵盖意义范围最窄的一部法案，在前两部的基础上继续细化了如何使美国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取得全球话语权；同时在内容上也是最无稽的一部。
全文由四部分
组成，与前两部法案明显不同的是，《促进美国5G领导力法案》开篇即用一系列具体的数据明确指出，在美国国内，5G科技将为市场新增300万个工作岗位，创造巨大的价值：增加5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仅2035年前，就将创造123，000亿美元的贸易交易额和2200万个新职业。
这部法案无中生有，抹黑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完全无视中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一心想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从各方面限制中国以及中国的通讯企业。
通过以上三部逐渐深入的法案，美国全面建立起一个具体可操作的实施体系。三部法案侧重不同，但一以贯之的都是霸权主义。一直以来，美国牢牢把控着通讯网络行业的话语权。对美国而言，5G之争实际上是一场美国不想输掉的新网络空间领导力之争。如果中国技术成为国际标准，将导致美国丧失新技术时代的主导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优先”策略的失败。
更进一步看，三部法案瞄准的都是5G背后的市场空间。如果说5G是一片新战场，那么美国子弹里的火药还是老配方。标准的迭代升级常常会引起产业革命，从而影响国际格局。在1G时代，欧洲是全球网络技术发展的风向标，诺基亚在此时期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通信商。2G时代，芬兰借助诺基亚实现了经济崛起。到了3G时代，高通、因特尔等美国科技巨头则夺得了业界的主要话语权。4G时代，移动互联网从消费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数字经济成为驱动经济复苏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巨大“蝴蝶效应”带动了全球经济整体复苏，中国也是受惠方之一。“2018年中国和美国的数字经济已分别占各自GDP的38%以上和58%以上。”
而且，中国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已经呈现出引领全球发展的态势。4G时代中国放弃跟随欧美已经成熟的FDD制式通信模式，主推TD-LTE，试图弯道超车，在这一时期中国逐渐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4G带来的产业变革几乎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耗时仅仅数年。5G带来的整个业态的变化更是空前的。显然，成为5G国际标准的制定者无疑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第五代通讯体系标准的话语权逐步建立，使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更令美国坐立不安的是，中国不仅拥有这个领导力，而且正在稳步践行领导力。“到2019年12月为止，华为已在全球签署了60个5G商用合同，其中57个合同来自海外。”
而美国量子通信的专利数在全球仅排名第七。
美国之声曾就此进行报道称，华为等中国公司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全球标准制定机构定期举办的会议派遣大量工程师参会并提交议案，且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大多在这些机构中担任要职。
有迹象显示，在经过多年的精心布局之后，华为等中国公司目前在5G发展领域已几乎握有最大的国际话语权，在制定5G技术规范的各种全球化组织中占据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宝座，成为中国在与美国博弈中一张鲜为人知的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