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
人类与自然的博弈

在前工业时代，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还十分有限。与其说人类是主动顺应自然，不如说是不得不顺应自然。人们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生活规律都离不开自然条件的限制。

1765年，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工业革命拉开了序幕。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技术革新，让很多原本依靠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的生产、工作，都可以由机器完成。对当时的人来说，机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工厂不需要因为依赖水力而建在河流旁边，电灯和机械可以让生产流水线24小时不停运转，人造的玻璃暖房让里面的植物在寒冷的冬季也能继续生长。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人类似乎得到了摆脱环境束缚的金钥匙，可以挑战自然，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而是成为专门的技术工人，人口开始向城市集中。城市的规模快速增大，城市建筑的材料和规模也发生了变化：电梯的发明让房子可以盖得更高；玻璃、钢材等工业化的材料代替了石头、木材等自然材料，让房间更大，窗户更大，建造速度更快。

人工照明、机械通风、冷暖空调等机械设备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建筑里，使得建筑的形式脱离了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转向了对集中、高效、充分适应机械化的追求。这种转变也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标准。

然而，在人们拥抱工业化和机械美学的时候，工业革命的“副作用”也悄然产生了。城市的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带来的是城市环境的逐渐恶化。

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为蒸汽机提供能源的主要是煤炭。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有的人甚至还把煤炭燃烧时释放出来的带有二氧化硫等有毒物质的浓烟，看作蒸汽机的特色和工业革命的象征。

法国旅行家笛福曾经这样描述当时英国的炼铁业中心谢菲尔德：“谢菲尔德是我见到的最脏、最多烟的城市之一。由于小铁匠铺没有高高的烟囱，加上城市又有许多山坡，这样冒出的烟就直接蔓延到街道上。因此造成人们不停地把尘埃吸入体内。人在城里待久了，就必然吸进煤烟，积在肺里，受到有害的影响。”在伦敦，烟与雾相互混杂，形成浓浓的黄色烟雾（smog），长年萦绕在城市上空。小说家狄更斯批判它是“伦敦特色”。

不仅如此，河流的污染也十分严重。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棉纺织业是首先实现机械化的行业，生产量巨大。很多纺织厂直接将工业污水排进河中，给环境和水资源带来了很大的破坏。你可能想象不到，伦敦的著名景点泰晤士河曾经被工业污水严重污染。1858年是泰晤士河的“奇臭年”。那年6月，河水臭气熏天，河边议会大厦里的人们不得不尝试把浸过消毒药水的被单挂在窗户上进行阻隔。1878年，“爱丽丝公主”号游船在泰晤士河上沉没，死亡640人，其中许多人的死因并非溺水，而是喝进了被污染的河水。

1950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79%；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纷纷实现了高度的城市化。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诸如环境污染、人口拥挤、城市犯罪等种种问题，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城市病”。20世纪50年代，环境污染事件开始频繁发生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比较著名的伦敦“毒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都造成了大量人口患病甚至死亡。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忽视环境所带来的问题。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撰写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出版，第一次向公众揭示了滥用农药如何对环境造成一连串破坏性影响，并最终反噬人类自身的安危。至此，环境污染问题第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并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美国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这样评价《寂静的春天》一书：“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并没有消失，反而有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人们发现，环境问题不再只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单一、局部事件，而是演变成了诸如气候变化、能源危机这类影响全球的广泛性事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全球性危机，谁也无法独善其身。人们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反思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是联合国第一个关于环境议题的重大国际会议，它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奠定了未来全球环境合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