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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扫地僧的原创

基础理论决定一切,未来史学派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扫地僧

提出武学灵魂拷问的扫地僧曾经自问自答。他的回答就是《九阳真经》。面对“天龙”时代的两个主要问题,如何提高内力,如何创出招式,扫地僧认为,提高内力是“天龙”时代武学的主要矛盾,是当务之急,所以他创出《九阳真经》。

为什么说《九阳真经》的作者是扫地僧?

《九阳真经》的名字第一次为人所知,是在华山之巅的第三次论剑之后:

只听觉远说道:“这四卷《楞伽经》,乃是达摩祖师东渡时所携的原书,以天竺文字书写,两位居士只恐难识,但于我少林寺却是世传之宝。”众人这才恍然:“原来是达摩祖师从天竺携来的原书,那自是非同小可。”

觉远微一沉吟,道,“出家人不打诳语,杨居士既然垂询,小僧直说便是。这部《楞伽经》中的夹缝之中,另有达摩祖师亲手书写的一部经书,称为《九阳真经》。”

《神雕侠侣》第四十回“华山之巅”

觉远在少林寺藏经阁任职,平时喜欢读佛经,他说从《楞伽经》原书中偶然发现《九阳真经》,认为这是达摩亲手书写的经书。觉远在这里有两个判断:一是他看到的《楞伽经》是达摩手书原本,二是这本《楞伽经》原本的夹缝中的《九阳真经》也是达摩所作。

觉远的这些判断对理解谁是《九阳真经》作者至关重要,所以这里详细说一下。觉远的第二个判断被张三丰否定了,后面再说。其实觉远的第一个判断也不对,先说一下。

写有《九阳真经》的梵文《楞伽经》不可能是达摩手书 。《楞伽经》确实是达摩推崇的一本经书。《景德传灯录》(宋代释道原著)中说:“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经》四卷,谓我师二祖曰:‘吾观震旦唯有此经可以印心。’”禅宗初祖达摩将四卷《楞伽经》传给二祖慧可,并告诫他说,中国只有这本经书可以用来印证自心而达顿悟。但达摩留下的是以心印心的开悟模式并以袈裟作为凭证。《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达摩“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坛经》记载:“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所以达摩留下的是袈裟,以之作为传法信物。如果达摩有亲手书写的《楞伽经》,那不是比袈裟更好的身份证明吗?为什么不用?另外,如果藏经阁中的《楞伽经》是达摩手书的,不可能不被属于禅宗的少林寺视为瑰宝,也不可能让职位低微的觉远看管。

觉远的第二个判断也不对, 写在梵文《楞伽经》夹缝中的《九阳真经》同样不可能是达摩手书 。张三丰看出《九阳真经》并非是达摩所著:

数年之后,(张三丰)便即悟到:“达摩祖师是天竺人,就算会写我中华文字,也必文理粗疏。这部《九阳真经》文字佳妙,外国人决计写不出,定是后世中土人士所作。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侣,假托达摩祖师之名,写在天竺文字的《楞伽经》夹缝之中。”这番道理,却非拘泥不化,尽信经书中文字的觉远所能领悟。只不过并无任何佐证,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

《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

张三丰当时虽“年岁尚轻”,但阅历既丰富,天性又豁达豪迈,所以见识超卓,远不是一辈子身居藏经阁、性子拘泥不化的觉远可以比的。张三丰的判断应该是对的,《九阳真经》文字佳妙,是后世中土人士所著。

那么,这个中土人士是谁呢?

张三丰推测“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侣”。张三丰在少林寺多年,虽然没有出家,但是对少林寺内部,尤其是自己供职的藏经阁最为熟悉,他说多半,那基本就是一定了。除了少林寺的僧侣,外人既无条件、也无时间精力、更无动机在《楞伽经》中写下《九阳真经》。那么哪个僧侣有条件、时间精力、动机乃至能力、胆量,可以在《楞伽经》中写下《九阳真经》呢?扫地僧在少林寺藏经阁数十年,他甚至目睹了萧远山、慕容博、哲罗星等人登阁读经、录经, 他有极大的方便条件、时间和精力

扫地僧喜欢把武功秘笈和佛经放在一起,这符合他一贯的行为逻辑。扫地僧在萧远山读经的地方放了《法华经》和《杂阿含经》,希望度化萧远山而不成。所以,扫地僧反其道而行之,在佛经中加入武功,是不是合情合理?让练武的人读佛经而不得,让读佛经的人练武是不是更好?所以, 扫地僧有动机

除了条件、时间、精力、动机之外,恐怕也只有 扫地僧有能力写一部在后世产生广泛影响的《九阳真经 》。扫地僧武学造诣和佛理修为都惊世骇俗,是实践和理论都超越时代的武学宗师,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能力完成一部如《九阳真经》一样精深的武学秘笈。而且,从扫地僧的不俗谈吐来看,写出的书“文字佳妙”也是完全可能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 扫地僧选择达摩认可的《楞伽经》书写《九阳真经 》, 也大有深意 。达摩作为禅宗初祖,不但佛理圆融,武功也极为高深,相传《易筋经》《洗髓经》就是达摩所创。选择达摩中意的佛经为载体书写《九阳真经》,最具象征意义。不仅如此,扫地僧之问发生在1077年,当时《楞伽经》也很流行。其时苏东坡尚在,曾为《楞伽经》作序,即《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为《楞伽经》全称),其中有“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之句。苏轼序作于元丰八年,即1085年。苏轼的推崇让《楞伽经》非常流行。选择流行的佛经书写《九阳真经》,教化意义更大。尤其是玄难曾经间接证实了“天龙”时代《楞伽经》的流行程度:

“你天性淳厚,持戒与禅定两道,那是不必担心的,今后要多在‘慧’字上下功夫,四卷《楞伽经》该当用心研读。”

《天龙八部》第三十二章“且自逍遥没谁管”

事情的原委可能是这样的:扫地僧发出武学之问后,感慨萧远山、慕容博、鸠摩智等人不知改过,为了防止人们走入邪道,步萧远山等人后尘,所以他也改变了方法,在《楞伽经》中写下了《九阳真经》。而且,或者是为了效仿达摩,或者为了防止激起人的贪念,扫地僧还特意不录入招数。和《易筋经》一样,《九阳真经》没有任何招数。

他所练的《九阳真经》纯系内功与武学要旨,攻防的招数是半招都没有的。

《倚天屠龙记》第十六章“剥极而复参九阳”

那么,已经有了《易筋经》,为什么还要创制《九阳真经》呢?

这《易筋经》实是武学中至高无上的宝典,只是修习的法门甚为不易,须得勘破“我相、人相”。

《天龙八部》第二十九章“虫豸凝寒掌作冰”

《易筋经》虽然威力无穷,适合除魔护法,但学习起来不容易,而且极易走火入魔,比如鸠摩智险些因练《易筋经》疯掉。遍视金庸小说中的群侠,得《易筋经》益处的只有游坦之和令狐冲。佛教讲求的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根器采用不同的策略:

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圆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大佛顶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唐天竺沙门般剌密谛译

所以,为了更好地除魔护法,有必要开发简单易学的武学秘笈。扫地僧开发《九阳真经》,是佛家方便法门,度化不同根器众生,也讲求缘法。《九阳真经》的缘法最终落到了觉远、张三丰、郭襄、无色禅师以至张无忌身上。这些人都是善良、正直而又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张无忌怀有“怜我众生、忧患实多”的悲悯之心,做了很多除魔驱恶的好事。这就是扫地僧所期待的吧。

条件、时间、精力、动机、能力、胆量都表明扫地僧创立了《九阳真经》。最后, 从武功描述上,扫地僧的武功也和《九阳真经》高度吻合

不料指力甫及那老僧身前三尺之处,便似遇上了一层柔软之极、却又坚硬之极的屏障,嗤嗤几声响,指力便散得无形无踪,却也并不反弹而回。

《天龙八部》第四十三章“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

宗维侠无暇去理会他的言外之意,暗运几口真气,跨上一步,臂骨格格作响,劈的一声,一拳打在张无忌胸口。拳面和他胸口相碰,突觉他身上似有一股极强的粘力,一时缩不回来,大惊之下,更觉有股柔和的热力从拳面直传入自己丹田,胸腹之间感到说不出的舒服。

《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一章“排难解纷当六强”

扫地僧内力雄厚无比,但并不霸道,面对攻击并不会反弹,符合佛家真意;张无忌的九阳内力浩瀚如海,同样不霸道强横,面对攻击不但不反弹,反倒有助于攻击者恢复体力,颇有普度众生的意味。另外,扫地僧被乔峰用降龙掌打中胸口,肋骨断、口吐血之后,依然能拎着萧远山、慕容博如凭虚御风般奔行;而张无忌在被灭绝师太三掌打吐血甚至被周芷若倚天剑穿胸后,依然精神旺盛。所以扫地僧的武功和张无忌的武功高度相似。

因此,《九阳真经》的真正作者是扫地僧。其中蕴含的理念是:当务之急需要解决基础理论问题

注:新修版的《九阳真经》作者

新修版《倚天屠龙记》提到无名僧阅《九阴真经》创《九阳真经》,但本书基于修订版,也并非是一本对金庸小说细节进行严格考证的书,因此对新修版的内容不予采纳。

附:《三体》的基础理论观

刘慈欣在《三体2:黑暗森林》中说:“成吉思汗的骑兵,攻击速度与二十世纪的装甲部队相当;北宋的床弩,射程达一千五百米,与二十世纪的狙击步枪差不多。但这些仍不过是古代的骑兵与弓弩而已,不可能与现代力量抗衡。 基础理论决定一切 ,未来史学派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你们,却被回光返照的低级技术蒙住了眼睛。你们躺在现代文明的温床中安于享乐,对即将到来的决定人类命运的终极决战完全没有精神上的准备。” Bhmf5KjfSw0LDnXMvsZfFIKJyTp5pFazsJ/Ejyl0owlXKhaCrWc+b6bye84YZ3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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