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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决定一切，未来史学派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扫地僧
提出武学灵魂拷问的扫地僧曾经自问自答。他的回答就是《九阳真经》。面对“天龙”时代的两个主要问题，如何提高内力，如何创出招式，扫地僧认为，提高内力是“天龙”时代武学的主要矛盾，是当务之急，所以他创出《九阳真经》。
为什么说《九阳真经》的作者是扫地僧？
《九阳真经》的名字第一次为人所知，是在华山之巅的第三次论剑之后：
只听觉远说道：“这四卷《楞伽经》，乃是达摩祖师东渡时所携的原书，以天竺文字书写，两位居士只恐难识，但于我少林寺却是世传之宝。”众人这才恍然：“原来是达摩祖师从天竺携来的原书，那自是非同小可。”
觉远微一沉吟，道，“出家人不打诳语，杨居士既然垂询，小僧直说便是。这部《楞伽经》中的夹缝之中，另有达摩祖师亲手书写的一部经书，称为《九阳真经》。”
《神雕侠侣》第四十回“华山之巅”
觉远在少林寺藏经阁任职，平时喜欢读佛经，他说从《楞伽经》原书中偶然发现《九阳真经》，认为这是达摩亲手书写的经书。觉远在这里有两个判断：一是他看到的《楞伽经》是达摩手书原本，二是这本《楞伽经》原本的夹缝中的《九阳真经》也是达摩所作。
觉远的这些判断对理解谁是《九阳真经》作者至关重要，所以这里详细说一下。觉远的第二个判断被张三丰否定了，后面再说。其实觉远的第一个判断也不对，先说一下。
写有《九阳真经》的梵文《楞伽经》不可能是达摩手书 。《楞伽经》确实是达摩推崇的一本经书。《景德传灯录》（宋代释道原著）中说：“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经》四卷，谓我师二祖曰：‘吾观震旦唯有此经可以印心。’”禅宗初祖达摩将四卷《楞伽经》传给二祖慧可，并告诫他说，中国只有这本经书可以用来印证自心而达顿悟。但达摩留下的是以心印心的开悟模式并以袈裟作为凭证。《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达摩“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坛经》记载：“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所以达摩留下的是袈裟，以之作为传法信物。如果达摩有亲手书写的《楞伽经》，那不是比袈裟更好的身份证明吗？为什么不用？另外，如果藏经阁中的《楞伽经》是达摩手书的，不可能不被属于禅宗的少林寺视为瑰宝，也不可能让职位低微的觉远看管。
觉远的第二个判断也不对， 写在梵文《楞伽经》夹缝中的《九阳真经》同样不可能是达摩手书 。张三丰看出《九阳真经》并非是达摩所著：
数年之后，（张三丰）便即悟到：“达摩祖师是天竺人，就算会写我中华文字，也必文理粗疏。这部《九阳真经》文字佳妙，外国人决计写不出，定是后世中土人士所作。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侣，假托达摩祖师之名，写在天竺文字的《楞伽经》夹缝之中。”这番道理，却非拘泥不化，尽信经书中文字的觉远所能领悟。只不过并无任何佐证，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
《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
张三丰当时虽“年岁尚轻”，但阅历既丰富，天性又豁达豪迈，所以见识超卓，远不是一辈子身居藏经阁、性子拘泥不化的觉远可以比的。张三丰的判断应该是对的，《九阳真经》文字佳妙，是后世中土人士所著。
那么，这个中土人士是谁呢？
张三丰推测“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侣”。张三丰在少林寺多年，虽然没有出家，但是对少林寺内部，尤其是自己供职的藏经阁最为熟悉，他说多半，那基本就是一定了。除了少林寺的僧侣，外人既无条件、也无时间精力、更无动机在《楞伽经》中写下《九阳真经》。那么哪个僧侣有条件、时间精力、动机乃至能力、胆量，可以在《楞伽经》中写下《九阳真经》呢？扫地僧在少林寺藏经阁数十年，他甚至目睹了萧远山、慕容博、哲罗星等人登阁读经、录经， 他有极大的方便条件、时间和精力 。
扫地僧喜欢把武功秘笈和佛经放在一起，这符合他一贯的行为逻辑。扫地僧在萧远山读经的地方放了《法华经》和《杂阿含经》，希望度化萧远山而不成。所以，扫地僧反其道而行之，在佛经中加入武功，是不是合情合理？让练武的人读佛经而不得，让读佛经的人练武是不是更好？所以， 扫地僧有动机 。
除了条件、时间、精力、动机之外，恐怕也只有 扫地僧有能力写一部在后世产生广泛影响的《九阳真经 》。扫地僧武学造诣和佛理修为都惊世骇俗，是实践和理论都超越时代的武学宗师，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能力完成一部如《九阳真经》一样精深的武学秘笈。而且，从扫地僧的不俗谈吐来看，写出的书“文字佳妙”也是完全可能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 扫地僧选择达摩认可的《楞伽经》书写《九阳真经 》， 也大有深意 。达摩作为禅宗初祖，不但佛理圆融，武功也极为高深，相传《易筋经》《洗髓经》就是达摩所创。选择达摩中意的佛经为载体书写《九阳真经》，最具象征意义。不仅如此，扫地僧之问发生在1077年，当时《楞伽经》也很流行。其时苏东坡尚在，曾为《楞伽经》作序，即《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为《楞伽经》全称），其中有“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之句。苏轼序作于元丰八年，即1085年。苏轼的推崇让《楞伽经》非常流行。选择流行的佛经书写《九阳真经》，教化意义更大。尤其是玄难曾经间接证实了“天龙”时代《楞伽经》的流行程度：
“你天性淳厚，持戒与禅定两道，那是不必担心的，今后要多在‘慧’字上下功夫，四卷《楞伽经》该当用心研读。”
《天龙八部》第三十二章“且自逍遥没谁管”
事情的原委可能是这样的：扫地僧发出武学之问后，感慨萧远山、慕容博、鸠摩智等人不知改过，为了防止人们走入邪道，步萧远山等人后尘，所以他也改变了方法，在《楞伽经》中写下了《九阳真经》。而且，或者是为了效仿达摩，或者为了防止激起人的贪念，扫地僧还特意不录入招数。和《易筋经》一样，《九阳真经》没有任何招数。
他所练的《九阳真经》纯系内功与武学要旨，攻防的招数是半招都没有的。
《倚天屠龙记》第十六章“剥极而复参九阳”
那么，已经有了《易筋经》，为什么还要创制《九阳真经》呢？
这《易筋经》实是武学中至高无上的宝典，只是修习的法门甚为不易，须得勘破“我相、人相”。
《天龙八部》第二十九章“虫豸凝寒掌作冰”
《易筋经》虽然威力无穷，适合除魔护法，但学习起来不容易，而且极易走火入魔，比如鸠摩智险些因练《易筋经》疯掉。遍视金庸小说中的群侠，得《易筋经》益处的只有游坦之和令狐冲。佛教讲求的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根器采用不同的策略：
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圆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大佛顶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唐天竺沙门般剌密谛译
所以，为了更好地除魔护法，有必要开发简单易学的武学秘笈。扫地僧开发《九阳真经》，是佛家方便法门，度化不同根器众生，也讲求缘法。《九阳真经》的缘法最终落到了觉远、张三丰、郭襄、无色禅师以至张无忌身上。这些人都是善良、正直而又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张无忌怀有“怜我众生、忧患实多”的悲悯之心，做了很多除魔驱恶的好事。这就是扫地僧所期待的吧。
条件、时间、精力、动机、能力、胆量都表明扫地僧创立了《九阳真经》。最后， 从武功描述上，扫地僧的武功也和《九阳真经》高度吻合 。
不料指力甫及那老僧身前三尺之处，便似遇上了一层柔软之极、却又坚硬之极的屏障，嗤嗤几声响，指力便散得无形无踪，却也并不反弹而回。
《天龙八部》第四十三章“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
宗维侠无暇去理会他的言外之意，暗运几口真气，跨上一步，臂骨格格作响，劈的一声，一拳打在张无忌胸口。拳面和他胸口相碰，突觉他身上似有一股极强的粘力，一时缩不回来，大惊之下，更觉有股柔和的热力从拳面直传入自己丹田，胸腹之间感到说不出的舒服。
《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一章“排难解纷当六强”
扫地僧内力雄厚无比，但并不霸道，面对攻击并不会反弹，符合佛家真意；张无忌的九阳内力浩瀚如海，同样不霸道强横，面对攻击不但不反弹，反倒有助于攻击者恢复体力，颇有普度众生的意味。另外，扫地僧被乔峰用降龙掌打中胸口，肋骨断、口吐血之后，依然能拎着萧远山、慕容博如凭虚御风般奔行；而张无忌在被灭绝师太三掌打吐血甚至被周芷若倚天剑穿胸后，依然精神旺盛。所以扫地僧的武功和张无忌的武功高度相似。
因此，《九阳真经》的真正作者是扫地僧。其中蕴含的理念是：当务之急需要解决基础理论问题 。
新修版《倚天屠龙记》提到无名僧阅《九阴真经》创《九阳真经》，但本书基于修订版，也并非是一本对金庸小说细节进行严格考证的书，因此对新修版的内容不予采纳。
刘慈欣在《三体2：黑暗森林》中说：“成吉思汗的骑兵，攻击速度与二十世纪的装甲部队相当；北宋的床弩，射程达一千五百米，与二十世纪的狙击步枪差不多。但这些仍不过是古代的骑兵与弓弩而已，不可能与现代力量抗衡。 基础理论决定一切 ，未来史学派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你们，却被回光返照的低级技术蒙住了眼睛。你们躺在现代文明的温床中安于享乐，对即将到来的决定人类命运的终极决战完全没有精神上的准备。”